任远：后疫情时代的社会韧性建设

【摘要】新冠疫情是现代性不断深化下高风险社会的缩影。在风险冲击下增强整体发展系统的韧性是重要的，韧性建设构成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通过以新冠疫情为例的分析，可以发现影响社会韧性的机制包括以下方面：社会资源的储备状况和供给能力影响面对外部灾难的承受能力，社会资本的厚度和社会保障的托底机制有利于缓解外部灾难的影响，科学的风险分级管控、完善的社区治理和专业及时的信息流动有利于阻止灾难冲击下的风险扩散，充分的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有利于实现灾难以后的社会经济恢复。实现后疫情时代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强社会韧性的建设，需要将加强社会韧性作为社会建设的组成部分。应该通过增强社会投资、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构造智能社会，实现社会韧性的增强。

一、高风险社会和发展系统的韧性

新冠疫情是一个偶然事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必然事件。其偶然性在于，人类生活中似乎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新的病毒，构成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并扩散成为全球性的瘟疫。其必然性在于，正如贝克（2004）所说，现代社会本来就是风险社会。20世纪后半期以后人类社会进入晚期现代时期，进入到充满复杂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和全球性风险的高风险社会（吉登斯，2016）。当下世界正面临着包括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危机、战争、恐怖主义、移民、难民、世界贸易体系调整等各种风险的挑战，带来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全球传递。现代性带来各种风险相互叠加和累积扩大，产生出各种压力和冲击。新冠疫情作为疾病风险的全球扩散，可能只是全球性风险社会的一个缩影和一项预演。

在现代性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建设一个健康、安全和可持续的人类社会，需要应对高风险社会的各种挑战，需要积极应对上述各种风险所带来的短期或者长期的冲击、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冲击。

应对各种风险因素或者风险事件所带来的挑战，一种策略是减弱风险或者消除风险本身，另一种策略则是适应新的风险环境，实现社会经济体系的调整和重建。对于后者来说，在风险冲击下增强整体发展系统的韧性是重要的，其中包括经济的韧性、社会的韧性、空间的韧性、生态系统的韧性，以及制度的韧性等。在这些领域的韧性建设是相互交织、相互支持的。

从韧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来看，可持续发展不仅包括对发展过程的更高要求，包括提供可持续的资源环境保护、社会公平及社会生活品质的提高，及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和经济发展整体利益的提高。在另一个方面，可持续发展也包括避免发展过程的中断，避免对整体发展系统造成破坏。前者是一种创造性的建设，是创造新的发展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后者是一种韧性的建设，是维护发展系统运行的可持续发展。二者共同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不同侧面。对于高风险社会来说，韧性建设构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

一个有韧性的发展体系，离不开有效的政府和治理体系、充足的财富和活跃的经济活动，以及需要结构化的和紧密联系的、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也就是说，作为应对高风险社会挑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发展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增强社会的韧性。如果说新冠疫情是一个重要历史的时点，在后疫情时代重新吸取疫情经验和推动发展系统建设，需要将社会韧性的建设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二、影响社会韧性的机制

所谓韧性，是面对外部性力量冲击下适应和应对，从而得到有效的恢复和成长的过程，在心理学和社会工作领域也翻译为“抗逆力”、“复原力”。社会韧性是社会在遇到破坏性力量时，依靠社会结构的力量，实现社会有效整合，从而适应调整、调整适应和恢复重建（王思斌，2016）。

参考对物理作用过程的理解，面对外部压力下的韧性机制可以包括四个方面：第一，面临灾难时的承受能力，即在同样压力作用下，能否承接住外部灾难的冲击；第二，缓解灾难冲击的能力，是受到在灾难冲击以后，对冲击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和民生影响能否减弱和化解；第三，防止风险扩散的能力，即能否将风险和不利影响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中；第四，灾难之后的恢复能力，指在实现灾后自救和恢复正常状态的能力。用这样的过程来观察，可以发现新冠疫情冲击下影响社会韧性的若干主要方面。

1.面临灾难时的承受能力

社会资源的储备状况和供给能力，决定了应对疫情挑战的承受能力。人均病床数、呼吸机的数量、医疗防护设备的供应能力，救灾和防疫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的配置能力，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供应能力等等，构成应对灾难冲击的基础。应急状态下的物资供给和服务能力，是一个国家国力的体现。一些国家（如美国）正因为其医疗资源相对较为充裕、生产能力较强，所以虽然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疫情蔓延，但仍然具有相当的承受能力。而在非洲一些发展落后的国家，甚至没有呼吸机和专业隔离病房，对于新冠疫情的冲击，其应对能力是相当薄弱的。

在缺乏充足的社会设施和社会资源的地区，一个较为突然的冲击就可能带来整个发展系统的崩溃，或者发生“脆断”。欧美国家在面对疫情的初期，也面临医疗防护设备缺乏的困境，说明医疗和社会资源作为应对风险的承受力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社会设施和社会资源较为充裕，社会经济体应对冲击的承受力就相对更强。因此，经过本次新冠疫情的冲击，也会引导我们重新评价“冗余”和“过剩”的价值。社会设施、物资储备的冗余，以及过剩的产能，这在过去往往被认为是资源的浪费，或者是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但是，在紧急状态下，相对闲置的资源、相对富足的产能，往往能发挥意外的保障作用。例如，在城市内部保留一些“空白地带”，在平时可能会被认为是土地的闲置和浪费，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则可以改造成为方舱医院、传染病医院等。对提高社会韧性来说，一个地区在社会事业设施、土地空间、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应该有基本的标准，并尽可能得到更充分地提供。现实情况是，不少城市和地区对于医疗卫生社会资源的配置还是不足的，这当然就削弱了其应对灾难冲击的承受能力。

2.缓解灾难冲击的能力

从面对灾难冲击的缓解能力看，提高社会韧性的重要机制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体现出社会的厚度。正如具有更充裕经济资本的个人在遇到灾难冲击时具有更强的应对能力，具有更强的社会资本也有助于应对疫情所带来的冲击。

个人拥有的社会 络和社会资本的存量，影响社会团结，对于获取疫情信息、维护心理健康、获得社会支持等有积极作用。就社会系统而言，社会资本包括制度化、规范化运作的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也包括基于邻里互助、伙伴性关系在内的非正式制度的支持，包括社区共同体的共同意识和相互信任。社会资本促进形成相互合作的普遍互惠，构成了公共性的资源和支持体系，这对有效抵御灾难和风险具有作用。

缓解灾难性事件冲击的另一个机制是加强社会保障、强化社会的安全 。疫情之下并非人人平等，不同群体暴露在病毒风险下的风险是不同的，不同群体的获取医疗服务、疾病恶化和死亡的概率也并不相同。相对于高技术群体比较容易实现居家在线工作和生活，社会弱势群体由于工作的流动性、居住条件相对拥挤和卫生条件较差，更容易受到疾病风险的影响。美国的疫情数据表明，以非洲裔、拉美裔人口为主的纽约低收入社区人口的病死率，是以白人为主的相对富裕社区的近15倍（央视新闻，2020），这是和少数族裔人口具有更差的居住和生活条件相联系的。

疫情对不同群体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破坏性影响。疫情对弱势群体的冲击更大。例如，知识技术型就业比较容易转为在线就业，这些就业并不会因为疫情带来的流动性管制受到什么影响，但是对于更加依赖于面对面服务的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社区服务等，就会受到更大冲击，并更容易陷入失业的处境。相对于具有稳定劳动合同保护的规范就业，缺乏稳定就业关系的农民工，则可能在疫情冲击下发生失业而出现返乡。小微企业和劳务服务的劳动者，因为疫情带来收入下降、经营中断和失业压力是更加明显的。对受到疫情影响的人口来说，贫困人口和缺乏医疗保障的人口显得更加脆弱，他们更容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难以得到充分的医疗治疗，这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解释他们具有更高的死亡率。在一些少数群体族裔和贫困地区，在疫情冲击下陷入困境和贫困的压力也更大。

社会弱势群体更显著地暴露在疫情压力之下。因此，面对疫情的冲击，需要完善作为托底型社会机制的社会保障建设，才能对处于社会困境的人口提供基础性的支持。通过完善医疗保障和医疗救助，稳定就业机会和提供失业保障，提供社会保护和最低生活保障救助，有助于保护疫情冲击下最弱势的社会群体，也能够因此保护整个社会。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在疫情过后的社会建设中，需要强化社会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这会有利于增强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这不仅是缓解疫情社会影响的减少损害的社会政策，也是前瞻性地提高社会韧性应对未来未知风险挑战的发展对策。

3.防止风险扩散的能力

为了要避免新冠疫情的风险扩散，需要通过分地区、分级风险评估，建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联防联控的机制，并在不同风险级别下实施相应的应对规则，这样可以将风险尽量地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风险的扩散（任远，2020）。对疫情防控来说，基于新增确诊数据，以及基于对人口的体温监测、核酸检测、抗体检测等，从而实施交通管制和分级应对都显得非常必要。例如，可以规定在某种风险级别下取消某种程度的公共机会活动，极高的风险级别下可以采取封城的措施，通过细化的风险应对策略，能够最大化地降低风险的扩散。

强有力的社区管理机制对于阻止风险扩散能够发挥有效作用。在疫情背景下，个人进一步回到家庭，社区共同体对于疫情防控的作用进一步凸显。社区承担了风险排查、流行病监控、居民社会服务，构成疫情管控的基层堡垒，开展包括对居住区的物业消毒、进出小区的温度监控、流动性跟踪调查、社区隔离等细致工作。社区居民委员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志愿者和社工机构，共同构成社区防疫互助 络（朱健刚）。社区居民的守望互助也帮助形成了应对灾难的基层互助机制。我国在2003年抗击非典的行动中，社区基层管理制度对于疫情防控就已经表现出积极作用。在本次新冠疫情中，通过 格化的基层社区管理，将疫情控制在不同的 格中，避免疫情扩散。通过基层社会构造分级的防疫共同体，也有利于动员防疫的共同行动。我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和结构的重要特点，是国家管理力量全面覆盖基层社区，这构成超大规模社会有效管理和土洞社会动员的组织基础，也因此成为我国防疫防控的低感染率、低扩散率的积极优势。

同时，在现代信息社会中，信息传播机制对于管控疫情风险和阻止疫情扩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专业和充分的信息流动有助于形成社会共识、以及在社会共识基础上引导实现有效的社会行动。及时得到疫情风险的准确信息会帮助社会提前做好预警和准备，减少风险的扩散，准确的信息也有助于形成正确的风险应对决策和合理的公众应对。相反，对信息流动的限制，则会放大了疫情的风险，并将使疫情风险扩散成为大范围蔓延的公共安全问题和社会问题。

专业和准确的信息会引导人们合理行动，有利于降低风险的扩散，从而有效应对疫情冲击。具有反面性影响的是，不正确的信息的流传和泛滥，则会增加恐慌、扭曲社会舆论、恶化社会行动。那么，可能不仅不会缓解风险的冲击，反而进一步叠加产生出更大的风险。增强社会的韧性，需要专业性的知识和科学的对策方案，迫切需要有一些能够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专业知识。过分服务于商业利益和政治目的信息，有的时候是反科学、反专业的，甚至是反常识的。例如美国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了“是否需要带口罩”的闹剧。将专业防疫手段政治化，反而会弱化专业防疫的事实。反科学化的信息传播不仅不会有利于风险防控，还会造成灾难风险的进一步蔓延，也容易成为缺乏道德的商家和政客谋取私人利益的工具。

因此，信息流动对于防止疫情风险扩散具有两面性的作用。在疫情发展和防控的过程中，需要充分的信息和专业的信息，才能避免恐慌、形成正确的预判和应对方案，以及引导实现积极的社会舆论、形成社会共识，实现社会利益下的社会动员。其双刃剑效应的另一方面是，如果社会缺乏正确的知识和信息，在信息社会中如果不能确保专业正确的信息构成信息传播的主流，就会产生出信息社会的风险，或者是技术性风险，从而叠加在原有的公共卫生风险、公共安全风险之上，弱化应对风险挑战，并进一步撕裂社会而破坏社会韧性。

当下社会已经越来越被互联 所塑造，信息更大层面上是在互联 层面上生产和流动。微信群和 络社交等新媒体已经日益构成社会组织的主要方式。互联 因此成为社会韧性的重要支撑平台，需要探索如何通过互联 来提供正确、专业的信息，从而使一个更加开放的信息社会能够增强社会的韧性，而不是破坏社会韧性。信息社会的有效运行会成为增强社会韧性提供巨大的力量，而 络社会本身也可能成为现代性过程中破坏社会韧性的巨大风险。

4.灾难之后的恢复能力

社会韧性不仅是一种结构性的能力，更加是一种行动性的能力。社会韧性是社会系统中的行动主体在风险压力下适应、转化、调整和重新构造社会系统的过程。促进灾难发生以后的社会经济恢复和重建，离不开充分的社会动员和社会参与。

特别是在市场机制出现一定程度失灵的情况下，例如口罩无法通过市场获取，以及在行政管理体系出现一定失灵的情况下，例如层级性管理带来应急反应失灵，具有活力的社会机制的作用显得尤其必要。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和社会互助，才能形成了社会面对共同挑战的内在凝聚，构筑积极应对灾难的共同行动。

疫情防控似乎表现出需要通过物理上的相互疏离才能减少传染，但是应对疫情挑战不是通过人们隔离在家和相互封闭来实现的。物理意义上的相互疏离不能变成社会孤立。恰恰相反，应对疫情挑战和实现社会经济运行的恢复，需要依靠充分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行动才能实现。需要加强社会团结和紧密的共同行动，才能增强社会韧性，并使国家和地方社会、乃至全球社会，能够更好地应对疫情冲击并从疫情冲击中恢复重建。

新冠疫情的巨大灾难给国家治理的最大启示是，社会韧性构成了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并支持国家和地方社会承受灾难冲击、缓解压力、阻止风险扩散和积极实现系统调整和恢复重建。增强社会韧性需要积累充裕的社会资源以提高对风险的承受力，通过社会资本建设和社会安全 建设来缓解风险的冲击，要通过科学和透明的风险管理来避免风险的扩散，以及通过社会参与和广泛的动员来促进恢复重建和对风险的调整适应。

对于类似于新冠疫情这样的巨大灾难，固然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应急管理机制建设，也需要有强有力的社会机制，从而实现政府和社会的协同治理。伴随着现代性的深化，在一个复杂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和全球性风险日益积累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和有效的韧性建设对于国家治理和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社会韧性是社会发展能力的体现，是面对风险挑战的重要维度，也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内容。

三、通过社会建设增加社会韧性

新冠疫情对发展的启示在于，需要在后疫情时代为高风险社会的各种挑战做好准备，从而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后疫情时代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需要将韧性建设纳入可持续发展实践的整体体系，增强应对风险的韧性建设。这对于增强对灾难的承受能力和减缓灾难的冲击，阻止灾难风险的扩散和更快地从灾难中恢复起来都是重要的。在此过程中，需要通过社会建设增强社会韧性,促进社会系统的结构性调整，增强社会在面对风险挑战时的应对能力。

1.加强社会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相对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事业和健康服务发展相对不足构成发展的短板。以往的投资往往重视生产性投资和产业发展，本次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社会设施建设和社会资源积累不足。社会韧性建设需要重视社会投资，投资于社会设施、公共服务等社会项目，投资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发展（王思斌，2016）。

社会投资不足削弱了应对突发行为危机的应对能力，并内生出发展的风险。就疫情危机来说，城市在人口增长过程中带来疾病风险集聚，但是疫情爆发的原因是疾病风险不能得到有效管控，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城市管理服务能力的不平衡，因此才造成灾难。要妥善控制特大城市发展的风险，需要增强社会投资，加强对城市运行的管理和服务能力，从而加强对风险的管理能力。在后疫情时代，为了要实现更加安全的社会，需要增加公共卫生投入，提高每千人床位数的供给，增强医院体系的建设，促进健康服务体系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在后疫情时代增强社会投资也提醒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城镇化的本质。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发展相对重视经济生产过程、重视土地的经营和资本运作、重视投资和产业发展。新冠疫情则告诉我们，城镇化的本质不单单是财富积累，其根本目的是人民的生活幸福和民生福利的提高。人民的健康、安全和福利如果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就会偏离发展的目的。教育、卫生、健康、生态环境的发展等等是城镇化的根本目的，城镇化需要追求的是人的城镇化（任远，2014）。而实现人的城镇化，就要求在城镇化过程中增强对人的投资，增强对城乡社会发展的投资。

（1）硬的社会投资

通过社会投资增强社会韧性，一个方面是“硬的社会投资”。在城乡建设中，不仅要发展“五通一平”及交通枢纽、机场等基础性建设，也需要进行包括教育、卫生、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等社会设施建设，才能在面临风险挑战时具有充裕的公共服务供给和安全维护。例如在城市的空间规划和投资中，需要对单位空间面积、单位服务人群的医疗场地、床位数等有充分的配置。而且其配置的标准要相对充裕，才能在面对较大突发性事件冲击时有更充分的应对余地。

社会设施的投资有助于提高应对风险的韧性，而社会设施建设本身也需要具有一定的弹性。例如城市需要一些公园的开放空间，这些地区平时能够作为生态地，而在紧急时期，可以转化为必要的公共服务用地。一些体育场馆、文化娱乐设施等公共空间，可以根据不同人口群体在不同时期的需求实现一定的功能弹性，例如将大型体育场馆转换为机动应急性医疗救治的方舱医院，能够提高设施使用的效率。

由于人类生活的基本单位在社区，所以为了要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和提高城市治理水平,需要在社区层面推进“微基建”（诸大建，2020），通过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加强15分钟生活服务圈的微型商业和社会服务设施建设，能够增强社区对城市生活功能的支持能力，也有助于增强风险防范的能力。

（2）软的社会投资

通过社会投资增强社会韧性，另一个方面是加强“软的社会投资”，包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险体系、社区治理体系等来增强对风险挑战的应对能力。例如，弱势群体在疫情中具有更高的感染率和病死率，这是与他们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的相对不足相联系，因此，通过加强社会投资，建设更加平等的医疗保障体系和救助体系，完善住房保障，以及加强对失业和贫困的救助，能够增强人口应对风险的承受力，避免弱势群体在风险压力下陷入更大的不利处境，也能够避免风险挑战进一步恶化社会不平等和激化社会矛盾。

为了要提高社会韧性，公共财政应加强有关社会投资的安排。需要在疫情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进行适当的准备。相对于事后的亡羊补牢，事前的准备往往具有较少投资和能够避免更大损害。例如对医疗和健康事业发展的基本共识是，通过良好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避免疾病发生，比疾病治疗的投资更低、效果更好，因此公共卫生管理强调“治未病”的基本策略。在新冠疫情后充分吸取经验和教训加强社会投资，应该更加重视准备性的社会资本，才能更好地发挥投资的效果。

通过社会投资来提高增强社会韧性，投资的目标要服务于所有人群，社会资源的配置需要基于所有人口群体。例如公共卫生的配置应该按照地区的常住人口数量配置，而非仅基于户籍人口熟练配置，否则对于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就会出现投资的不足。社会投资也要求制度的平等性，例如如果外来人口群体不能有效地进入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这些群体就具有更大的威胁。而对于紧密联系的城市共同体来说，只有社会所有群体的安全才能带来城市的安全。

2.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后疫情时代社会建设的第二个启示是，需要通过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增强社会韧性。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对于完善社会治理和提高社会韧性，一方面需要通过治理体系培育和吸纳社会，另一方面需要调动社会共同体参与风险治理，这样才能建设有韧性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合作治理的机制。

第一，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加强政府对社会事务的主导，增强政府管理服务能力。新冠疫情暴露出了当前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建设不足，并对疫情后加强政府公共卫生管理和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提出迫切要求，包括完善预警机制、提高信息处置和公共决策的能力、更好发挥上下联动、实施不同部门的联防联治、加强不同地区的联防联治的作用。加强政府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也需要构筑对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在分级预警、分级行动下实现合理应对。

第二，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等社会力量的作用，努力提高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在疫情中的不同社会群体的贡献和投入，包括社会慈善和志愿者行动，共同汇聚了救灾和抗灾的社会行动。只有在社会参与的过程中，才能将积极的社会生活运作起来，形成社会互助的 络、规则和行动，才能缓解疫情冲击，并促进疫情后的社会经济恢复。对于疫情中产生的各种问题，需要专业化社会组织的参与和应对，例如对困境家庭的救助、心理创伤和心理压力的疏导、失业带来的扶贫问题、儿童救助、疫情后地方救灾和发展，等等。通过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服务，有助于识别弱势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提供精准化的服务（邓锁，2020）。发挥社会自组织作用和加强政府对公共事务管理作用，二者有时还会发生冲突，这就需要进一步实现对社会发展的授权，协调政府和社会的良好合作实现协同治理。

第三，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基于社区生活共同体形成完善的社区治理体系。社区构成疫情风险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和最基础的 格单元。在本次疫情中，我国疫情防控的重要经验和突出优势，在于在街道和居委会党组织的领导下，在社区层面上形成了有效的严防严控机制。联合国第三次人居会议提出，建设有韧性的人类社区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韧性社区是以社区共同体为基础，链接内外资源、有效抵御灾害与风险，并从灾难中及时恢复、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能动社区（吴晓林，2020）。通过社区内基层政权、业主组织、物业公司、社工机构和社区商铺的联动，能够形成常态化的社区防疫互助 络。通过加强社区诊疗、发热门诊，有助于完善城市公共卫生系统。基于社区这样的生活共同体实现疫情防控，通过社区服务圈中的服务能力提供疫情中的服务支持，能够形成共同防卫的社区，提供共同行动，共同应对风险挑战。

3.构造智能社会

（1）智能社会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的能力

与历史上出现的大流感和社会应对相比，本次疫情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于，大数据和技术应用有助于提高管理和服务的能力。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互联 、大数据技术等人类科技进步的重要发展，对疫情预防、溯源、监测、治疗、追踪，以及完善城市管理、物流、服务，乃至对病毒基因测序和治疗研发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应用作用。

经历过最初的慌乱，大数据和技术进步表现出以往瘟疫应对所无法比拟的巨大能力，很快地控制了风险扩散，并支持了在疫情冲击下的社会经济恢复。大数据有助于判断疫情中的风险和扩散趋势，通过大数据能够及时把握和预判分地区风险状况、演变趋势和空间演化，利用数据和手机信令也有助于疫情的追踪和记录，通过技术手段能够为公众社会提供疫情的风险管控，并对风险防控和社会恢复提供工具。例如一些地区通过健康码的方式，提供了灾难以后逐步恢复社会经济秩序的具体操作办法。通过信息化技术和大数据发挥疫情防控，成为韩国疫情防控的重要经验。

通过互联 技术和大数据应用，一方面有效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另一方面提高了信息的及时性，在疫情防控信息的“快速采集、实时分析、精准上 ”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既能保证信息管理的畅通、高效，又减少重复性的工作和错误信息。

这些数据开发和技术应用，进一步说明虽然在人口集聚的过程中会带来风险的集聚，但是对高密度城市的风险应对仍然可以保持相当的乐观态度。在人口密度不断提高的城市社会中，城市运行的复杂性提高，出现综合性、系统性的风险积累，城市管理的难度呈指数性发展。但是技术进步带来管理和服务能力提高，总是可以快于风险的集聚。通过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有可能通过大数据来扩展智能化管理，在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展、智能化不断推进的智能社会中，可以乐观地认为，人类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深化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能力。随着技术治理渗透进入社会治理，通过基于大数据的不同算法的城市管理，使得交通信息、通讯信息密切结合，未来可以使城市对于风险预警、环境和避免风险的扩散可以形成一种智能化的管控模式，实质是一种人工智能的运行模式。

（2）在线经济推动智能社会的深化

新冠疫情的另一个后果是带来在线经济的快速发展。技术进步对于应对风险挑战和促进城市治理所表现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还预示出在后疫情时代，信息化发展和大数据的开发应用甚至会产生出一些新的发展机遇。人口的购物、消费，就业的模式，娱乐模式、学习模式和社会交往和会议模式都逐步在线化，出现运用线上方式保障物资采购、远程办公、远程教学。在线化的发展，表现出经济社会运行模式的演化，正在形成着后疫情社会的新的社会生活形态和产业形态。我们有理由相信，后疫情的社会发展中会出现更多的在线模式，或者说在线的模式会和线下的生活有机结合起来。技术进步推动了在线化、数据化和智能化，增强了应对挑战的韧性，也引领未来的经济社会形态的演化，与此相联系的产业创新和社会创新会表现得更加丰富，将会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并为后疫情时期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结构注入新的内容。

在探索和实践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新冠疫情的出现是一次全球性灾难，也揭示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高风险社会。现代性的发展，意味着人类在不断创造新的发展机遇，追求创新和进步，展现出人类理性的力量；与此同时，现代性的深化使人类面临日益复杂的风险挑战，人类理性的力量仍然相当薄弱。

可以遇见，本次新冠疫情以后，世界发展的各个方面将出现一系列深刻变化。为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世界和国家发展除了要通过创新创造新的发展模式，同时也需要通过韧性建设应对风险挑战，对发展过程构筑保障机制。新冠疫情的大流行，暴露出前疫情时代发展模式存在的一些不足，也预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后疫情时代的国家发展需要加强社会韧性的建设，需要将增强社会韧性作为社会建设的组成部分。社会建设不仅应致力于提高民众的福利、追求社会的公共利益,也需要维护社会的安全、应对风险和挑战，这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一个有韧性的社会，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韧性建设的本质是建设有凝聚力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体系，促进社会紧密联系、有效应对挑战。这需要通过加强社会投资，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构造智能社会，以适应现代性不断深化过程中的高风险社会，并在高风险社会中实现秩序、活力、健康和发展的持续性。人类社会有信心在一个不断强化的风险挑战中继续寻找前行的道路，通过韧性建设使人类生活得更加安全，并探索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道路，实现人类福利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