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从每吨12000元到免费处理,戴军感受到了巨大市场反差。这一方面让他惊讶于危废市场的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也发现行业中正逐渐发生变化。
“免费帮你们处理?我没有听错吧!”12月16日,一手拿着电话,一手还拎着灌满航空煤油样品的戴军(化名)正与上海一危废处理企业谈着价格,突然接到了客户的通知。
这是刚入危废处理中介行业还不久的戴军,有望接到的第一个“大单子”。然而很快,这个单子就“飞了”。他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向客户 出几经“盘算”后压低至12000元/吨的市场底价,就被对方匆匆地挂了电话。
从每吨12000元到免费处理,戴军感受到了巨大市场反差。这一方面让他惊讶于危废市场的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也发现行业中正逐渐发生变化。
事实上,废航空煤油虽属于危废品,但经过资源化处置后可再生利用,能够弥补前期无害化处理的运输和处理成本。只是,当前在环保风暴越发趋严的环境下,危废处理市场供需矛盾不断加剧,信息不对称、行业交流平台缺失等核心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这就为戴军所从事的危废处理中介行业,以高价撬动市场提供了生存与经营的“土壤”。然而,在这背后,现阶段我国危废处理市场的种种短板与乱象也不容忽视。
受访专家指出,当前我国危废处置已经走入发展的“十字路口”。一方面环保趋严后,现代化与科技化建设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危废处理市场缺口需要填补;另一方面,相关主管部门重管理而轻方法的监督方式,也使得危废市场处理产生越发明显的供需错配矛盾需要解决。
千万吨市场缺口待补
几天前,正在着急生意的戴军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一家北京某专业处置废航空煤油的企业,需要在上海寻找末端处置企业,向其询价废弃的航空燃油的处理价格。
这让戴军看到了利润空间。但不曾想到的是,还没等他来得及向客户反馈与处理工厂谈定的价格时,就已经接到了“出局”的消息。
据中泰证券的统计数据,2016年全国危废经营单位的核准经营规模为6471万吨/年,而实际全国每年产生近1.28亿吨的危废总量,使得当年国内的危废处置缺口超过6000万吨。分地区而言,江苏、山东和四川危废处置缺口相对较大。其中,2017年仅江苏常州市的危废处置缺口就超过了13万吨。
仅以同样的航空煤油处理为例。2017年9月中国东方航空山东分公司同样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处理类似标准的废弃航空煤油,彼时航空公司给出的最低控制价仅为3500元/吨,相较之下二者间存在几倍价差。
急需建立信息沟通平台
“航空煤油实际是一种过滤油,直接烧掉或者倒掉实际上都是非常大的浪费。”该负责人坦言,通过有资质的公司进行合理化循环利用是最经济环保的处置方式。
只不过,现阶段这种“两全其美”处置方法所需的前提是,类似的危废产生企业需要“碰运气”,才能找到具有这样处理能力的资质企业。
在实际中,这种平台的缺失,明显推高了危废处置的成本。
“在市场监管、运输成本等核心要素影响下,我国的危废处置基本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市场空间,而不是一个全国放开的市场。”杜欢政指出,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危废产生源和处置端信息交流的平台,实现市场信息的对称化,按照市场体制形成供需和价格体制,则是一种更加行之有效的解决危废处置短板的路径。
需要强调的是,杜欢政进一步指出,平台的建立与开放并不意味着危废处置市场的充分放开。其关键前提则必须要符合两个要素:一方面是参与的处置企业必须是具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合格单位;另一方面则必须要把无害化处置放在第一位,资源化利用放在第二位。
培育更多市场参与主体
事实上,当前国内多地也针对危废处置缺口开展了一系列规划建设工作,以谋求补齐处理能力不足的短板。集中体现在2017年各省市纷纷出台了“‘十三五’危废设施建设规划”中。2017年9月,山东省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全省规划完成建设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利用处置项目共318项,收集储运项目35项,估算总投资达到530亿元。
而在危废处置缺口大省四川,相关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7个危废项目,实现新增危废处置能力每年40.5万吨,推动全省危废集中处理能力达到每年49.86万吨。
“通过政策扶持,逐步放开市场空间,培育更多的新兴市场参与主体,让更多的资本和力量介入。”曾刚进一步指出,危废处置涉及公共利益,应始终坚决避免形成类似目前市场垄断、限制竞争的整体局面。这就要求政府主管部门一方面既要承担职责培育更多的新兴市场参与主体,同时又要不断推进管理与法规建设,力图最终形成长效处置市场机制。
对于“戴军们”来说,这意味着危废处置行业未来的风险与机遇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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