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急推垃圾分类，这个原因还没人敢提

2019年7月1日，上海率先步入生活垃圾分类强制时代。

图：上海垃圾四分类

人自认为是理性动物，魔都盆友们应该更是如此。但至今没有一个贴说明，垃圾如果不分类跟魔都的盆友们有神马关系。所以，很多魔都盆友们就想不明白干嘛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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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大海龟，还是北极熊？是为了全中国，还是全世界？

图：被塑料勒住脖子的海豹

这些当然都是垃圾分类的意义，但总不免感到与我们有点远。也不足以体现垃圾分类推动者的良苦用心。

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T.S.艾略特说过：“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

图：T.S.艾略特

所以，道出垃圾不分类背后最恼人的真实，总是有很多风险。不过，真实永远摆在那，魔都的理性动物迟早要知道，晚说不如早说，早说不如现在就说。

上海:填埋场一直有严重污染隐患

>> 八大填埋场重金属含量高

2013年一篇论文[1]显示，上海 8 个垃圾填埋场中，除浦东老港运行较规范，其他地方均为非卫生填埋点，多为垃圾堆积而成的垃圾山。

图：老港填埋场，图源：上海老港固废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研究者对这八大垃圾填埋场的土壤污染进行了采样检测。结果发现，各填埋场里的有毒重金属砷、镉、锌含量较高，分别是土壤三级环境质量标准的 5.35~12.95倍、1.75~8 倍和 2.76~4.79 倍。

砷：过量的砷会干扰细胞的正常代谢，影响呼吸和氧化过程，使细胞发生病变。砷还可直接损伤小动脉和毛细血管壁，并作用于血管舒缩中枢，导致血管渗透性增加，引起血容量降低，加重脏器损害。

镉：长期摄入含镉食品，可使肾脏发生慢性中毒，主要是损害肾小管和肾小球，导致蛋白尿、氨基酸尿和糖尿。同时，由于个镉离子取代了骨骼中的钙离子，从而妨碍钙在骨质上的正常沉积，也妨碍骨胶原的正常固化成熟，导致软骨病。

锌：锌摄入量过多，会在体内蓄积引起中毒，出现恶心、吐泻、发热等症状，引起上腹疼痛、精神不振，甚至于造成急性肾功能衰竭，严重的甚至突然死亡。

>>老港基地成为长期污染源

老港垃圾填埋场为上海市第一座，始建于1985 年3 月，而后又不断扩容，目前四期设计日填埋量为 8000 吨，为全亚洲最大填埋场。

2016年的一篇论文[2]细致研究了浦东老港生活垃圾填埋场的污染情况，结果发现：老港基地总体环境从建设到前三期库容使用完毕前逐渐恶化。其后随着不同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环境质量得到一定改善。

基地地表水主要污染因子为化学需氧量和氨氮，地下水主要污染因子为氨氮、化学需氧量和砷、铅等重金属元素。

化学需氧量(COD)：衡量水中有机物质含量多少的指标。化学需氧量越大，说明水体受有机物的污染越严重。

铅：铅及其化合物进入机体后将对神经、造血、消化、肾脏、心血管和内分泌等多个系统造成危害，若含量过高则会引起铅中毒。

基地内恶臭气体排放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场外恶臭气体浓度则略高于《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规定。

基地渗滤液有机负荷大，经过芦苇湿地净化后的排水口水质污染负荷较大，尤其是悬浮颗粒物。

基地封场区域水生环境属于轻污染至重度污染程度，水环境质量有待改善。

封场区域汞存在高生态危害，存在中度以上潜在生态危害的监测点占 62.5%。同时，个别监测点还存在轻警以上风险。

有机负荷：单位体积污水处理反应器（或单位体积介质滤料）在单位时间内接纳的有机污染物量。有机负荷是表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的指标。

悬浮颗粒物：指悬浮在水中的固体物质，包括不溶于水中的无机物、有机物及泥砂、黏土、微生物等。悬浮物是造成水浑浊的主要原因。水体中的有机悬浮物沉积后易厌氧发酵，使水质恶化。

汞：具有挥发性，汞蒸气吸入肺部后，会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伤害，会产生肠胃溃疡、腹泻、呕吐、神智错乱、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衰竭、甚至死亡。

2017年的一篇论文[4]对老港基地恶臭污染的历年变化进行了研究，并发现：

2014、2015年监测点位和频次增加后，恶臭污染超标情况明显。

2016年在线监测结果显示，园区内部、西边界受到的恶臭影响较为显著，恶臭发生主要集中在4-10月，与老港基地周边居委会专人记录反馈的趋势较为一致。

老港基地污泥转运码头、集装箱转运码头、填埋作业面的臭气浓度均超过 300。

臭气浓度：指恶臭气体（包括异味）用无臭空气进行稀释，稀释到刚好无臭时，所需的稀释倍数。

此前，2013年一篇论文[3]研究发现，老港垃圾填埋场多溴二苯醚的储量达到 28.7 吨，它是上海地区多溴二苯醚的巨大储库，可以看成上海地区这种污染物的“源”。

研究者用留鸟麻雀作为指示生物监测上海各地区环境中多溴二苯醚，发现上海麻雀肌肉中该有毒化学物总浓度按地区排序为：老港垃圾填埋场>城市中心地区>工业园区>城郊结合区域>农村地区>偏远地区。

这个结果指示出：老港垃圾填埋场和工业园区是上海重要的多溴二苯醚释放源，且填埋场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要大于工业园区。

多溴二苯醚：一种神经毒素，能改变神经系统的结构或功能。也表现出发育毒性。在环境中具有很高的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远距离传输能力。

>> 黎明垃圾填埋场恶臭浓度超国标

2008年8月-11月，上海二工大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对曹路镇的黎明垃圾填埋场进行了环境调查[5]，结果发现：

11月填埋场排放臭气浓度超过国标 GB14554-199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厂界浓度的I 级标准。

9 月填埋场排放氨气浓度超过国标 GB14554-199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氨气厂界浓度的 I 级标准，并接近 II 级标准。

垃圾焚烧厂同样有多重污染风险

1998年，上海第一座垃圾焚烧厂——浦东御桥焚烧厂始建；2002 年通过 168 小时试运行后正式投产运行并 发电，额定日处理垃圾 1000 吨。

图：御桥焚烧厂，图源： 络

而后上海又陆陆续续新建了 8 座焚烧厂，处理能力各不相同。截至目前，9 座焚烧厂的日焚烧量为 1.48 万吨，到2020年，这 9 座焚烧厂的处理能力将达到 2.08 万吨。各焚烧厂的位置及处理能力如下图所示。

图：上海焚烧厂分布和处理能力（括号中数字，+后为2020年运行）

（双击可放大）

>> 浦东御桥焚烧厂运行两年即可观察到汞污染增加

2005年的一篇论文[6]研究了上海市浦东御桥垃圾焚烧厂运行两年后的汞污染问题。

结果发现，焚烧厂周围农田中大部分蔬菜叶子的汞含量超过国家卫生标准（GB2762-94）。

2003年采取的银丝菜和小青菜的根汞浓度较2002年的结果有所上升。

焚烧厂运行2年时大豆和高粱的汞浓度比运行 1 年时分别提高了 2.3 和 2.7 倍。

>> 某焚烧厂周边土壤处中等生态风险水平

2016年的一篇论文[7]对上海某生活垃圾焚烧厂周边表层土壤中的10种重金属含量进行检测。

结果表明，土壤中有 7 种重金属平均含量均高于土壤背景含量，其中镉平均含量是背景含量的 2.9 倍。

>> 垃圾焚烧二恶英排放比重可能越来越大

2008年的一篇论文[8]研究的是上海两家大型生活垃圾焚烧企业二恶英排放问题。

二恶英：作为一种典型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具有高毒、难降解、可生物累积、可远距离传输等特性。早在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所就将它列为一种已知的人类致癌物。

>> 两座焚烧厂周边土壤被二恶英污染

2011年一篇论文[9]研究了上海两座垃圾焚烧厂 3 公里以内的农业用地的二恶英污染情况。研究人员共采集了 41 个点位的土样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所有样品均检出二恶英类物质。对比国内其他城市，上海地区背景土壤中二恶英应处于污染的中等水平。

两座焚烧厂周边农田图土壤中二恶英浓度范围为 0.64-61.15 pg TEQ/g，有 5 个点超过了德国的农用地二恶英含量参考值，其中有 3 个点甚至超过瑞典等国标准。浓度最高的是在距离焚烧厂大约 1 公里的位置。

农用土壤二恶英含量参考值：德国规定小于5 pg TEQ/g，荷兰为1 pg TEQ/g，瑞典、新西兰和日本等国则为10 pg TEQ/g.

>> 焚烧厂非常偶尔地会爆炸

2013年12月5日15时10分，上海环城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城公司）江桥生活垃圾焚烧厂渗滤液调节池发生爆炸并引发坍塌，造成3人死亡，3人重伤，1人轻伤。[10]

上海环境二恶英负荷较高

>> 上海大气中的二恶英污染不低

2008年的一篇论文[11]指出，嘉定、闸北、浦东、黄浦四个区的大气二恶英浓度平均值分别为 0.4971 pg TEQ/m3、0.289 pg TEQ/m3、0.1444 pg TEQ/m3 和 0.1432 pg TEQ/m3，表明一些地区污染水平已经接近 0.6 pg TEQ/m3 这一最大容忍值。

大气二恶英浓度多少算“安全”？

环保部、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三个部门于2008年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并在该通知的“技术要点”部分规定环评单位应参照日本二恶英大气浓度限值 0.6 pg TEQ/m3，评价和预测建设项目二恶英排放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

离垃圾CHANG越近，房价增长越慢

2015年的一篇论文[12]深入分析了老港基地对周边农业用地、商业用地等土地资源利用的影响。

同时，由于生活垃圾处理对居住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使其附近住宅价格水平与与其它相似区位的楼盘的价格水平比较偏低，进而导致土地价格下滑。

2016年的一篇论文[13]以上海市松江区的一座生活垃圾填埋场为例，分析了它周边住宅价格的变化特征。

结果表明：从时间上看，垃圾填埋场对周边地区住宅价格具有一定影响，总体低于平均水平，整治后有小幅上升的趋势；从空间上看，随着离垃圾填埋场的距离减少，周边住宅价格增长率降低。

向上海垃圾处理行业致敬

以上所有问题，从根本而言，并不是上海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自身的问题，而在于城市持续快速增长的混合垃圾总量早已超出处理设施的安全负荷，以及周边环境的承载力。

事实上，多年来上海垃圾处理行业的管理和技术水平一直领先全国，若无其付出的巨大努力，混合垃圾污染恐会更加严重。因此，他们不仅值得全社会尊敬，更无需为大众知行的迟缓“背锅”。

理性动物们最后也一定能明白：垃圾分类，不仅利他，更是利己——不过就是用自己的一点点改变，让自己常常吐槽的生存质量、生活质量再改善一点点而已。

图：环境好与不好，皆掌握在我们手中

– 撰写：何玲辉，毛达 –

【参考文献】

[1] 梁晶,王肖刚,张庆费,方海兰,郑思俊,郝冠军.上海市垃圾填埋场土壤特性研究[J].南京林业大学学 (自然科学版),2013,37(01):147-152.

[2] 石恺柘. 大型城市垃圾填埋场不同运行时期环境问题分析及管理对策探讨[D].华东师范大学,2016.

[4] 邰俊. 面向恶臭污染控制的城市固废处置基地环境管理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7.

[5]《曹路镇大气污染调查 总研究 告》

[6] 汤庆合、丁振华、江家骅、杨文华、程金平、王文华：《大型垃圾焚烧厂周边环境汞影响的初步调查》，《环境科学》，2005年第1期，第196-199页。

[8] 孙毅：《生活垃圾焚烧与钢铁生产中二恶英排放比较》，《黑龙江环境通 》，第 32 卷，第 3 期，2008 年 9 月，第 67-69 页。

[9] Y Deng, Y & J Jia, L & Li, Kang & Rong, Zhiyi & Yin, Haowen. (2011). Levels of PCDD/Fs in Agricultural Soils near Two Municipal Waste Incinerators in Shanghai, China. Bulletin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toxicology. 86. 65-70. 10.1007/s00128-010-0168-9.

[10] 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319/n31973/n31991/u21ai857624.shtml

[11] Huiru Li, JialiangFeng, Guoying Sheng, Senlin Lu, Jiamo Fu, Ping’an Peng, and Ren Man, “ThePCDD/F and PBDD/F pollution in the ambient atmosphere of Shanghai, China,Chemosphere , 70 (2008) 576.

[12] 崔继伟. 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及对土地资源利用的影响研究[D].华东理工大学,2015.

[13] 施宇光.垃圾填埋场对周边住宅价值影响效应的实证分析[J].上海国土资源,2016,37(04):38-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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