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来谈论柴静，是因为最近比亚迪长沙工厂曝出环保问题，由此联想到 上流行的一段视频：柴静采访丁仲礼院士的环保对话。

2010年丁仲礼院士接受央视《面对面》节目采访，他在节目上与主持人柴静围绕“什么是公平的减排方案”进行辩论式采访。减排是指有计划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视频里最大的冲突点是：减排方案，是按现有经济基础为标准，还是按“人均可排放”来设定标准。

节目中，丁院士提出从1990年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坚决不超过发达国家同期水平的80%的方案。柴静对此追问说：“中国是人口大国，这么一乘那个基数太大了”。丁院士这样质问柴进：“那我就要问你了，你就是说中国人是不是人？这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了，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中国人就应该少排，你这个是以国家为单位算的，还是以人为单位计算的”。

当然，我没有强烈地批评柴静的动机。第一，当主持人，有时是要充当受辱、陪衬的角色；第二，当时的经济转型，也需要柴进这样的角色、吹哨人，来促进温和性的改革。官方要推进某个事情，有时需要来自下面的契机，纯行政干涉，不利于稳定。

所以，她开始表达这样的言论：我是个人，然后才是个中国人。言下之意，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当前所有的与她的利益相冲突的人，都是她的敌人，都是她孩子生病的罪魁祸首。她过去所秉承的价值观都被她打破了。

我要说，她的逻辑是有很大问题的。

如果能生活在一个没有污染的环境，又没有生存上的危机，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但是，如果不发展，你就会挨打，那你要怎么选择呢？是选择环保，还是经济？

环保代表着成本，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一种代价。任何时期，人们都会对经济有一个价值评估，对环境也有一个忍耐度评估，两者是在天平的两端。日子过好了，自然下调了对经济的估值，对环境的忍耐度也开始下降，越来越挑剔。这是一个必然的变化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你觉得污染是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是你变了。工厂都排了多少年了。

中国从古到今，都偏向于集体社会模式。有国才有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柴静说：“我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中国人”。这句话是错的。任何一个人，首先他是一个社会人。这个逻辑经得起检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对于社会来说，没有价值的人，没有发言权。即使是西方国家也是如此。

柴静能够做一个人，是因为她被大众选择出来，赋予了话语权；柴静能够自由出入美国，获得美国组织的青睐，是因为她可以被美国当成一把刺向中国的刀。这种价值，都是建立在国家之上的。如果美国不想着来攻击中国，柴静在那里没有一点价值。

我们作为社会人，价值是通过别人的认可来实现的，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交换产生价值。天赋人权不是柴静这样想的。假设一个人被生下来，啥事都干不了，还得要人去伺候他，结局会如何？

最后的最后，比亚迪在环保上的问题，肯定要整改。但不应该过分地进行道德批判。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是进步的主旋律。人类的进化史，就是一部苦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