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行为改变中出现的三类家庭

2017年8月开始驻村开展垃圾分类后，自己亲手操作了两个村，一南一北两个村庄中，有很多不同，但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共同点。就是在我国垃圾分类没有法制化的强制情况下，经济和行政杆杠都还处于空白的时候，我们在源头动员公众参与垃圾分类时，只能依靠公众垃圾分类意识的提升，从而发生垃圾分类行为。现实中是否可以发生垃圾分类的行动往往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村民是否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家庭里投放垃圾主要成员在垃圾分类时的信息获知和改变等等。

在垃圾分类教育这个过程中，村里人的垃圾分类行为改变往往出现三类情况。一类家庭是在接收垃圾分类信息后，可以快速正确理解和消化，并在第二天行动起来，准确分类，并在垃圾分类的长期执行过程中一如既往的好，不需要持续督促和改善；第二类家庭往往是在接收垃圾分类信息后，垃圾分类行为有所改变，但开始时屡屡出错，需要不断上门持续纠错，督促一段时间会出现改善，但没有持续监管，可能就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垃圾分类会退化；最后一类家庭则是在垃圾分类行动上的老大难，上门做宣传时，表面应着，但垃圾桶里任何时候去看都是混合的，垃圾分类行动没有丝毫改变。第一类家庭在往往占到全村的10%左右，是按照上门垃圾分类教育时教的一样好。第二类是绝大多数，占到80%以上，在这类家庭里，往往又分多种情况，有的问题比较小，有的问题严重。第三类属于完全不做分类的家庭，往往全村不会超过5户人家，他们要么没有一点公共意识，不参与村里的公共事务，与周边邻居相处较差，要么属于马大哈家庭，对外界事物无感，没有任何互动和感应。

马宅村有一户人家每次都是有近一桶的厨余量，但总是不分类，多个塑料袋混在绿色可腐烂垃圾桶里。 虽然上门多次，总是不改变，属于典型第三类问题家庭。

如果说占到村里绝大多数的家庭的第二类，可以通过不断的教育来改善垃圾分类意识和行为的话，那么还有一类就是在农村垃圾分类没有强制执行时，费劲一切力气，成果总是最差的那个，就是多个家庭共用一组桶的时候，有点像城市里的居住情况。

马宅村的四类

在浙江永康马宅村接近两个月，垃圾分类动员近1个月。过程中发现了解决上述第二类和第三类家庭难题的一些办法，就是需要找到家庭里垃圾投放者和对的人。

马宅村距离永康市区只有几公里，村里的垃圾分类情况也出现了上述三种情况。过程中，让我比较意外的是，村委几乎所有家庭都带头分类，而且非常认真。村委里其中一位党员代表马加鲁家，在我没有入户开展垃圾分类前，就开始把可腐烂和不可腐烂垃圾分得清清楚楚，为了搞垃圾分类还在厨房里多添置了一个桶，在屋里就把垃圾分类放可腐烂和不可腐烂。在2018年1月开始垃圾分类后，村里的妇女主任黄冬君和各队妇女委员，比如张春肖，家里都快速执行垃圾分类，而且分得非常准确。这与她们本身积极参与村里公共事务治理，以及决心把垃圾分类做好有直接关系。村委家庭带头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的作用，是否可以转化为影响更多家庭参与垃圾分类执行需要探索，通过什么形式可以实现。

还有一些家庭，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里，他们有强烈的个人荣誉感，垃圾分类做不好，每天被人上门“教育”，觉得没有面子。黄阿姨就是这样的人，她们家是做小吃生意的，每天要产生将近一桶可腐烂垃圾。开始垃圾分类时，就发现他们家可腐烂部分非常多，但每次都混合着塑料袋，于是连着三天上门告诉他们要分类，但前两次都是她的女婿在家做饭，黄阿姨不在。到第三次上门的时候，黄阿姨在场，说“知道了”。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收垃圾的时候，发现确实分得清清楚楚，所有塑料袋都放到了蓝桶里。后来一次和黄阿姨聊天的时候才得知，她觉得我总是上门纠正她家的垃圾分类错误很是“丢脸”，不能总是这样，于是之后就看到他们家的垃圾分类每次分的好好的。

和对垃圾分类有强烈荣誉感的阿姨在一起，聊起她为何垃圾分类后来很好。

10几年前开始，马宅全村已经不再种植粮食作物，只是大多数50岁以上的人家还保留着种菜的传统。很多保持种菜家庭的厨余会在源头分出来后，都是放到菜地里做肥料，最后丢到垃圾桶，需要收集和处理的极少。但还是有一些果皮产生，但这些果皮往往混合着不可腐烂的垃圾被丢了出来。他们的垃圾量虽然很少，但有几户这样的家庭，总还是混合的。想想很奇怪，他们非常清楚知道什么样的垃圾是可以回到地里腐烂的，为什么拿到自己家地里做肥料的就可以清楚分出来，少数丢到垃圾桶里的就混合着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其它类塑料垃圾太多了，即使他们平时的消费不会大量依靠购买，但每次购买都是塑料包装和塑料袋。如果没有这些不能回收再利用的塑料问题，他们生活中的垃圾，哪怕是少许，就不是问题。

一些依旧种菜的老人，会把可腐烂的垃圾分出来，直接回田。

垃圾分类行为和是否为外来人口无关，但与居住方式相关

因为紧邻市区以及永康地区的经济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马宅村同样也居住着很多外来人口。在垃圾分类意识和行为发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垃圾分类行为是否改变，与是否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没有任何关系，但和居住形式直接相关。

马宅村外来租住家庭的垃圾分类出现了两种情况，有自己独立的一套垃圾桶的家庭，往往垃圾分类较好，但大量混居，多户家庭共用一组桶的情况，垃圾分类往往很糟糕。在启动垃圾分类后，挨家挨户上门的过程中，我慢慢知道哪些家庭是外来的租户。但过程中，发现很多有自己一套垃圾桶的租户，垃圾分类执行的也很好。其中包括三户人家每次都分得清清楚楚，还有一户人家刚刚搬进来不久，但在别的村居住时，也有垃圾分类的要求，所以垃圾分类做的也很好。

但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发生在多户家庭共用一组桶的地方，在村里有五处这样的居住情况，都是三户左右的家庭共用一组桶。虽然也是挨户敲门，并多次作垃圾分类教育，最后整体做出垃圾分类行为改变的只有其中一处。而上门指出不分类的问题时，都说自己分类了，可能是其他人混合了。

住在马宅村的租户很多都是在本村的制造业中打工，是否可以动用工作单位老板的力量去要求自己的员工，我们需要尝试一下。还有就是房东的力量，因为在其中一户房东和另外4户家庭一起居住的房子里，房东非常配合垃圾分类。和房东阿姨聊天时，她提起自己为了让所有租户做好垃圾分类，还对租户说“村里很快就对不分类的家庭实施罚款，如果你们不分类的话，村里罚我，我就罚你们”。阿姨的这番话其实提供了我们做垃圾分类的经济杠杆模式，就是分与不分实施不同的垃圾缴费，或者不分类就罚款的操作方式。

在马宅村的垃圾分类探索过程，再次证明了垃圾分类行为的改变和受教育程度无关，和是否为本地人还是外来租户无关，与我们的垃圾分类管理，以及垃圾分类教育方式直接相关。只有探索出适合自己村庄的垃圾分类管理模式，村委持续跟进监管，每户家庭源头的垃圾分类才能持久。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慢慢探索垃圾分类收费模式，分类与不分类收费不同的经济调整方式，去解决可能不分类家庭的行为。

在垃圾分类法规不到位的阶段，要解决第二类，第三类家庭垃圾分类行为的改变和持久性，以及第四类混居共用一组桶的问题，以及整个村庄垃圾分类的可持续性，村委需要亲手抓，现场监督每户家庭垃圾分类执行情况。除此以外，定期举办全村垃圾分类教育和相关活动，是提升所有家庭在垃圾分类这件需要全村所有家庭参与改变的公共事务意识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垃圾分类在农村熟人社会里，提升为需要公众高度参与的公共事务治理，才能取得持续的垃圾分类进展。由此往上，逐渐探索垃圾分类强制实施的治理机制才是保障。

和浙江省永康的马宅村意外结缘，来此和村里人一起努力实现垃圾分类，但马宅并没有在我们项目被资助的计划村庄里，村里垃圾分类所需的硬件不需要我们环保公益组织操心，唯一需要筹集的费用就是我们两个工作人员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到农历年前两个月的工资，以及我们往返马宅的交通费用。如果你愿意支持浙江省永康马宅村的垃圾分类可以在2018农历年前尽快实施的话，请支持我们2名工作人员2个月，一共2万元的工资，以及往返马宅和北京之间的火车票2444元。因此，我们在马宅村的垃圾分类，一共需要筹集2万2444元。

2017年12月17号众筹信息发出后，我们已经收到15580.23元的捐款，感谢143位爱心朋友的捐助！还有6864元就可以筹满计划，您可以选择“阅读原文”或者扫描上方二维码，直接捐给我们目前正在众筹的“农村垃圾分类基金”项目，其中包括我们人员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