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压减钢铁产能2亿吨 杜祥琬：发展是要遵循规律的

“中国12亿吨钢铁的产能，我们钢铁专家说我们最多需要7亿吨，现在是这样一个状态，河北一个省两亿多吨钢铁产能的能力，中央要求他砍掉，淘汰六千万吨，这是不容易，不得已的事情，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实际上发展是要遵循规律的。”3月17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副院长、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杜祥琬在由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联合

举办的中国低碳发展论坛暨新书发布会上表示。

杜祥琬表示，这是一种应有的回归，这种情况下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一个转型的机遇，把前面的比较粗放的发展，转型到低碳发展，这种转型对中国来说非常必要。

以下为发言：

杜祥琬：大家早上好，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听到斯特恩勋爵和齐晔教授做了两个非常浓缩的、清晰的、高水平的 告。他们两位都可以说是我的老朋友，但是今天奉献的两本新书，一本白皮书，一本蓝皮书，我在这里拿到书，还包着塑料膜，而且刚刚打开，还来不及学习这么丰富的内容，点评实在说不上，刚才听到了 告，我想我还要下去以后好好的学习。

齐晔为白皮书写的译者前沿的一句话是：“斯特恩勋爵是个明星”，我想齐晔也是个明星，明星照耀我学习，我下去要好好学习，实在没有资格做点评。

利用这个机会我给大家交流一下我自己有关的认识，第一个讲到了新常态，讲到了下滑，讲到了减速，我说一点我的认识，新常态实在来说是一种回归，是一种正常化，是一种调整，是一种应该有的调整，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前三十多年，中国发展的很快，成绩很大，这个没有错，但是这个发展的动力是五个基本要素的驱动，第一个是过多投入的资源，第二个是过多牺牲了环境，第三个是投资拉动，第四是引进技术，第五，廉价劳动力，是不是这样。靠这五个初级生产要素，一段时间里面一个国家是可以比较高速的增长的。但是大家都会理解到，靠这样的因素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这就是中央理解的不协调，不可持续，是可以刺激我们比较高的速度，再加上人为投资拉动，比如说2008年，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我们为了一个高速度，四万亿投资，十几万亿更多的投资，人为的拉到一个客观上潜在增长力所不允许的一个高增速，这个高增速违背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规律的，这样说是不是有根据呢，根据是现在的结果，是所谓的去产能，去库存，有很多的产业的过剩产能怎么样产生的呢？就是本来不应该生产那么多的，为了GDP的高，拉高了这么多，比如说中国12亿吨钢铁的产能，我们钢铁专家说我们最多需要7亿吨，现在是这样一个状态，河北一个省两亿多吨钢铁产能的能力，中央要求他砍掉，淘汰六千万吨，这是不容易，不得已的事情，我决个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实际上发展是要遵循规律的，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说现在的产能，去库存这五个要素，从具体的增长来说，主要靠什么产业呢，恐怕在前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的的支柱是房地产，以及它所拉动的各个大产业，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等。大家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晰，正是靠这样的产业的链条为主要，但是加上别的了，拉动了我们比较高的，这样的驱动力，我们需要新的增长点，需要新的动力，以及刚才强调的(因耨为深 音)，就是这样的道理。这是我的理解，是一种应有的回归，这种情况下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一个转型的机遇，把前面的比较粗放的发展，转型到低碳发展，这种转型对中国来说非常必要。

第二个我想说一下第三转型是减煤这件事。中国新能源（600617）里面煤炭占百分之六十几，64%了，是一个很大的比重，煤还要进一步减，这里说一件什么事情呢？大家可能注意到，包括两会期间，诸多专家和领导，对于煤电超低排放，给予了非常高的推动的声音。这当然也是因为中国的电力煤确实是煤电的比例非常高，现在我们还一下子不能不用煤电，因此让他少一些污染排放，这里面所说的超低排放，在他们煤炭界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是指什么呢？脱硫、脱硝、除尘，这三项指标是环保部有明确的标准，让我们的煤电厂在这三项达标，这件事有一些煤电厂已经做到了，应该说做得比美国还好，但是这只是三项污染物排放的标准。这个超低排放并不包括二氧化碳，不包括温室气体，煤电排放二氧化碳高，这是煤电的死穴，现在CCS也好，CCU也好，我们可以说，可以做，可以争取创新，但是目前为止，CCS还看不到商业化的前景，大规模的应用前景。

所以在煤电的问题，我这里说的意思，大家要用科学的语言来表达，我们是要让煤电继续运行，要让它的脱硫脱硝除尘三项达标，也就是说污染物排放比较低的排放，污染物比较低的排放，不能笼统的讲超低排放，超低排放就误导的很多人的认识，以为温室气体也能超低排放了吗？不是的，我们做的最好的，效率最高的煤电厂，产生一千瓦时的电需要270多克的煤炭的消耗，已经超过了丹麦的水平，全国平均水平是315克，马上要做到310克了，我们提高了能效，但是这种减排二氧化碳是要10%左右，但是煤电厂还是要烧煤的，产生二氧化碳的。所以煤电厂的二氧化碳的低排放的问题没有解决。我要说清楚这点，笼统的讲，超低排放，至少这样的提法并不严谨，这是我个人的认识。

还提到了巴黎协定的因素，巴黎协定对二氧化碳的排放确欧因素，达到2度，或者是1.5度等等，中国也做了INDC。但是我想提这样的问题，是巴黎协定约束了我们吗？我觉得是我们的环境容量约束了我们。环境容量对我们的约束比巴黎协定的约束还要严，我们的环境是实在不能再恶化了，这是我们发展的基本目的。以人民为中心恐怕要健康，要有基本的空气和水的洁净，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标准。中国的环境容量已经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好几倍了。我们中国东部的单位国土面积的煤炭的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12倍。京津冀地区，煤炭消耗的空间密度比单位平方公里全球平均值的30倍，可以想像这些地方怎么会没有雾霾。所以我觉得是我们自己的环境容量更为苛刻的约束了我们自己必须要低碳，必须洁净，必须绿色化，巴黎协定有约束，但是我觉得这个提法，为什么要计较这个，不要给大家造成一个误解。我们是不得不在巴黎协定的约束下影响我们的经济，也有人说是因为脱离了中国经济，是不是节能减排会脱离中国经济，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正确的概念，也不是这样一个实际情况，我想这是我们自己要做，不是说谁要我做，这句话讲得非常到位，中国的环境的改善，空气质量的改善和应对气候变化有很强的协同效应。

我想说到这里我想再说个观点，就是说应对气候变化，一开始很多国家和人们，觉得减排是一个负担，特别是我们要依靠化石能源这些国家，你一定要他减下来是一个负担，但是现在人们逐渐的把应对气候变化从当做一种负担，变成了一种动力。就是说低碳发展，我们的能源从化石能源逐步的向非化石能源为主来过渡，这是一种气候变化带给我们的动力，未来的气候变化，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能源转型，需要这样一个发展转型，这被人认为是负担的气候变化，逐渐的变成一种动力，变成了一种机遇，是我们抓住这机遇，把这个应对气候变化当成一种新视角，新动力来促进我们的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是刚才讲到了消费端的改革，这里特别请大家多研究一点问题是中国的城镇化。消费端的问题也包括了生产端，因为今后的五到十年，可以说中国城市化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很多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寄希望于城市化给大家这样那样的，比如说GDP的拉高等等。但是，我想我们要从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城镇化能否低碳，城镇化的过程能否做到低碳，在我看来仍然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城镇化的过程中显然把农民变成了市民，还有留在农村的那部分农民，随着农村的现代化，人均用能肯定会提高，整个的城镇化这批人或者是农民，能源的增量肯定要提高，这也是正确的，中国的人均生活用能，这是偏低的，但是能源的增量能不能用低碳能源来结果，或者是说尽可能的低碳能源落解决，这个并没有解决好，现在认识到了广大农村的散烧煤是造成中国环境污染的很重要的因素，也是排放二氧化碳的重要的因素。城镇化过程中能源要增加，靠什么？我想大家研究一下，能不能用分布式的低碳能源 络，这种分布式的低碳能源 络非常适合用可再生能源，也包括了天然气。可再生能源里面包括了太阳能，也包括的生物质能，地热等等。都可以因地制宜的，根据各个地方的不同情况来用这些低碳能源，把它做成分布式，或者是微 的，跟电 可以互动的这样一种形态的能源，也有人提出来，Power wall，能量墙，能量屋顶，能量汽车，汽车一身都是电池，既是能源的消耗者也是生产者，这种想法并不是不可能的。现在的第一个太阳能飞机已经飞了，太阳能汽车自己也会开起来的，这是早晚的事，是吧，现在的电动汽车还有充电桩，将来这样的话就连充电桩都不用了，是一个储能，储能是重要的发展方向，这里我顺便提一下消费一定程度的增加是合理的，但是要抑制不合理的需求，从生产供应侧我想特别要大家认识一下我们是不是有可能用低碳的，分布式的能源 络来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再说一点，就是说来自于英国的斯特恩先生，我们在他们促进下的中英两国气候变化委员会正在进行双边的合作。(英文)，正在做气候变化的风险评估，这个题目出得很好，现在已经在启动了。今天讲到这个逻辑，紧迫性和前景，我觉得这个研究，我们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这个逻辑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气候变化，我们要不要非常认真的去对待他，这个逻辑是一个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经常有人讲的不确定性。

刚才斯特恩勋爵提到了科学性，科学性是整个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基础，或者是说国际气候谈判的基石，之所以有巴黎协定的成功，也是因为科学性把大家绑在了一起，把全球195个国家，大家没有人反对的，因为是科学，需要共同的应对，大家有潜在的，现实的共同利益。我想这是个非常根本的原因，这样一点也才使我们对这个前景，对未来有一定的信心。当然了，也需要我们努力。我就讲这么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