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水污染：长安古城走向落寞的重要因素

从隋炀帝、武则天迁都洛阳来看，似乎印证着大一统王朝对关中地区的“嫌弃”愈加严重。这两次迁都的主要原因大致相同，一是摆脱关陇世家大族对朝政的干扰；二是随着大运河的贯通带来了“南粮北运”的效果，洛阳成为全国粮食的集散地，迁都就解决了关中地区因人口暴涨而导致的粮食自给不足的问题；三是随着政治经济交融的需求空前提高，中原洛阳较长安而言辐射范围更广，更有利于控制南北。但除此之外，再抛开武则天欲在李唐之外另立正统的政治原因，可能我们还忽略了一些不起眼的因素，比如水源污染！

西安城墙

长安在我国可谓是历史文化的实力担当，他曾是十三朝古都，也是我国四大古都之首，从中华文化的发祥与传承，朝代的兴衰与更替，他绝对是最有力的见证者。或许也正因为他承载了太多历史的风雨，才走向了落寞，只剩下连绵的残垣断瓦，和关中沃野上的夕阳余晖。

我们暂且不论周文王时的丰京、周武王时的镐京、以及秦国的咸阳故地。作为封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他是起建于汉高祖五年（前202年）的长安县，汉朝在渭河之南的秦兴乐宫基础上兴建了长乐宫，两年之后，未央宫再拔地而起，汉朝至此由栎阳迁都而至，取“长治久安”之意，名为长安城。

汉朝的长安城在格局上创造了一种打破传统的新模式，战国时期的国都往往都是大小城相套的格局，而汉长安城则是将居民区、工商业区和宫殿区都集中在一起，形成了古代的“大都市”概念，开启了城市布局的新模式。既然是大都市的格局，那么就对城市管理水平提出了新要求，其中污水、垃圾处理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总体上讲，汉朝应对这一重大课题的观念就是宫殿、官署重点治理；市井街巷自生自灭吧！在污水处理上似乎有些“掩耳盗铃”，只要看不见污水就算治理成功，在这个观念下，汉朝廷于长安城的主要建筑群内修建引水入地的“下水道”，并形成 格化地下排水框架，宫内的污水排流向宫外，城内的污水排向壕沟，最终汇集至“母亲河”渭河。

汉朝宫廷排水沟遗址

不得不说，这种排水框架是达到了治理内涝和城市污水的效果，但重点治理宫殿、官署的观念，终究是造成整个排水系统差异化的根源。这个差异主要表现在沟渠管道的成本上，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未央宫、长乐宫、桂宫、武库等重要地方的排水管道多是砖砌或陶制的，而在居民集中的里坊、市场等区域目前几乎没有发现排水管道的布设遗迹。这说明排水管道的布设在汉长安城是不均匀的，可能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汉朝廷或是未曾考虑大部分区域的生活污水渗漏问题，又或是因工程耗资巨大而未实行全面铺设。其实重要建筑中的污水“产能”并不高，反而是里坊、市场等人口稠密区域的生活污水“产能过剩”，在无法保障有效排泄的情况下，污水渗漏就是必然的结果了。而且汉长安城位于渭河边上，土质疏松，渗透性也非常好，污水排放不利导致的水源污染更为明显。

未央宫复原图

其实从汉朝的官职设定来看，始终就没有建立城市污水排放的管理机构和专职官员。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汉朝以都水长丞治水，但其职责包含了开凿、保守河渠及水门陂池，重心在于农田及城市供水设施的管理，恰恰对排水一项不予明确的职责划分。可见汉长安城的水资源管理机构并不完善，排水管理的缺失对于“大都市”的可持续发展影响不言而喻。

与污水排放并存的问题是生活垃圾的处理，《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过“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也就是说殷商时期，将草木灰随意丢在路上是要剁手的，这个草木灰是什么玩意呢？就是焚烧秸秆、柴火后留下的残渣，这里禁止随意倾倒草木灰，一方面是为了防火，即未燃尽的残渣带有火星；二是因为草木灰在古代还有很多清洁作用，例如用作女子月事时的清洁消炎，如果随意扔在路上必然会带来公共卫生问题。

长安城的市井

“条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周礼·秋官》

汉朝长安城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且对垃圾采用集体掩埋的处理方式，早在商周时期就形成了“环卫工人”的职业，他们在古代被称为“条狼”，专职于城市垃圾的清理。为了达到粪便统一搜集的目的，长安城里修建了大量“都厕”，也就是汉朝时期的公共厕所，城市居民以此解决方便问题，而且有利于粪便统一“回收”于农田施肥。

“京都地大人众,加之岁久，壅底垫隘，秽恶聚而不泄，则水多咸苦。”——《通鉴》

这两种管理城市垃圾的办法看似很有效果，也确实解决了地面上的污秽问题。但垃圾统一掩埋非常适用于小城镇，大自然可以有效的降解生活垃圾，但当长安城的人口规模到达了50万，这些生活垃圾的“日产量”过于庞大，降解周期也逐渐拉长。“都厕”往往是直接于地面开挖“化粪池”，尤其是市井居民生活区，很少做渗漏措施，这就又回到了污水处理的问题上了。凡暴雨天气，掩埋垃圾的坑洞、以及公共厕所的污水都会顺着雨水渗透到整个地下水循环中，形成污染。由于生活垃圾、人畜粪便和污水里面都含有大量含氮有机物，渗入地下后经过复杂的化学反应，变成硝态氮，这就使水质带有苦、涩、咸的味道。尤其是汉朝的宫殿、达官贵人家多以水井取水，地下水的自我净化能力已远超负荷，水源成了长安城的一大问题。

水源污染

开皇元年，高祖将迁都，季才旦而奏日：“且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成卤，不甚宜人。愿陛下协天下人心，为迁徙之计。”——《隋书.卷七十八.庾季才传》

汉朝之后，长安城依旧是帝王的定都热门选择，关中平原肥沃的土地可以提供充沛的粮食，四面险固又是乱世之中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纷纷选择定都长安，且都是在汉长安城残破的旧址上兴修复用。到了公元581年，北周静帝禅位于杨坚，杨坚也将面临定都的选择，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庾季才就以鬼神思想做铺垫，然后道出汉长安城周围的水源问题，建议杨坚迁都。在关陇集团的利益诉求下，以及杨坚统一全国的战略要求下，他任然选择关中为帝都，只是在汉长安城之外，另择“川原秀丽，卉物滋阜”之地新建一座大都市“大兴城”。到了大业九年（613年），隋炀帝又动用10万余人修筑大兴城外郭城，形成了隋朝长安城的格局，在李渊称帝后再经扩建正式更名为长安。

唐朝时长安城的繁华景象

隋唐的长安城是泾、渭、镐、沣、浐、橘、灞、涝八水环绕，城市面积又更为广阔，这也对隋唐的城市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隋唐的长安城以清明渠、永安渠、龙首渠、黄渠和漕渠这五条主干渠打通了八条水系，形成规模宏大的“八水五渠”城市给排水系统。由水到渠，再于渠引入井，长安城内的水源供给终端就是无数口砖石井、土井。

长安城的排水又是由无数条排水沟、散水渠、排水陶管、渗井、渗水坑、取水堰等设施组成，较汉代相比，隋唐时期已经不再差异化管理排水问题，所有的排水设施统一标准，形成一个完整的、遍布全城的 络。而且在那个年代，已经做到雨污分离的地步，雨水通过明渠、暗渠引入排水干渠，再排出护城河中。离护城河较远的里坊和街道的雨水，则由暗渠引入积水池、池塘、以及湖泊之中。城中的生活污水则由专门的支管引入主管，再汇集到渗井里。各大里坊的建筑物旁的地下都会埋入支管，且已经都以陶土烧制的砖料砌成，保证污水不会渗透地下，渗井的污水也要统一进行处理。

陶土烧制的管道

“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 杖六十。”——《唐律疏议》

与此同时，隋唐时期对于生活垃圾的处理更加完善，乱扔垃圾直接打板子，如此严苛的管理之下，还衍生了一大产业—“垃圾回收”！据《太平广记》记载，唐朝有人“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 以此家产巨万”，如此说来，唐朝的城市垃圾管理制度，孵化出了“垃圾回收”的产业鼻祖。唐朝要求居民家中厕所要做到“干湿分离”，时有“旱厕”之称，对于粪便的回收更是催生出新型职业“剔粪郎”。

而看似万无一失的防治系统，却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是地形地质的天然缺陷，隋唐的长安城南高北低，整体上又呈现四周高，城区则处于低洼处。隋唐时期的关中地区可谓是小江南，雨水充沛，所以比较尴尬的是，当暴雨导致周围雨水灌入城中时，这些很完善的排水设施却都满足不了排放的体量需要。

渗井横截面示意图

最致命的还要属渗井。一般来说，渗井都是在地上挖一个三米以上的大坑，底部铺上一尺左右的粗砂砾，用来过滤净化渗入地下的污水。然而隋唐长安城并非汉长安城那样的土质，它更接近于黏土，渗透性低，这种土质平时有助于防范污水渗透，但也正因为如此，暴雨天气下的大水漫灌，导致渗井里的污水连同雨水漫入各个河渠，造成二次污染。又因渗透性差，地下水的流动性亦不强，二次污染后的水浸在泥土里，导致长期的慢性污染，地下水也就就像装在瓶子里一样，一旦受了污染，就很难排出去。所以到了唐代后期，长安城的地下水都变得苦涩难喝，给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

从汉朝到隋唐，长安城经历了无数的变迁，关中的沃野孕育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也承载了作为帝都的环境压力，汉朝的长安城最鼎盛时拥有近50万人口，到了唐朝盛世期间则高达100万人口。往往我们以人口突出关中地区对粮食的需求增大，进而提炼出隋炀帝、武则天迁都的一个因素，但我们却忽视了人口增加对于环境造成的压力也会陡然上升。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口素质参差不齐，以至于行政管理的难度加大，如唐朝的渗井本是污水集中处理的集散中心，却成为一些坊民投放垃圾的垃圾堆，这必然使治理难度加大，对环境影响也更为深痛。

到了宋朝，城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北宋的汴京（开封）和南宋的临安（杭州）都比唐代长安的人口更多。但却很少出现垃圾、排水污染导致井水苦咸不能饮用的情况。这的确能够体现城市地质条件和气候条件的优越性，但也与社会经济、文化修养的发展关系密切，宋朝时期以垃圾船、运粪船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渗井、填埋等处理方式，使得城市的垃圾压力有所减轻。宋代能将垃圾治理看做是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因此宋朝设立了城市卫生管理专职机构“街道司”，由它主导社会机构、商业组织，统一回收居民每日产生的生活垃圾、粪溺，甚至到了南宋，在繁华的临安城内还有“倒泔水”职业，他们挨家挨户的搜集剩菜残羹，运往城郊、农村卖给饲养牲畜的农民，形成一个良性的、拉动经济需求的城乡生态体系。

长安的落寞，夹杂着众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千余年的消耗，已经使这座古城满目疮痍，虽然他依旧巍峨耸立，却早已身患重疾。这也时刻提醒着现代的人们，喜欢一座城，就去爱护他，照顾他，使他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散发耀眼的光芒。

参考史料：《旧唐书》、《朝野佥载》、《后汉书》、《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