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11日,一艘重庆出发的邮轮来到了黄浦江畔。
这艘法商聚福洋行旗下的吉庆号上有着80多位特殊的少男少女,他们带着救国志愿去往法国求学。
在那时,没人能想到甲板上一位普通的广安少年,将会在日后成为撑起中国的巨人,让衰落的上海再度焕发荣光。
邓小平那一年16岁,这是他第一次踏足上海。
往后岁月,他无数次来到此地。
上海病了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曾从黄浦江岸奔赴法国的少年率军南下,将我党胜利的旗帜插遍了浦江两岸。
往后30余年,上海经历了从鼎盛到衰落的历史进程。
随着1962年瑞典维昌洋行结束在上海的业务,上海最后一家西方企业消失了,它的定位也从对外贸易窗口变成了蕴含我国所有工业门类的生产型城市。
迈入计划经济后,上海也曾拥有过非凡的繁荣,上海牌手表在市百三店首次面世便被抢购一空,买不到的顾客排成长龙,仅一个上午就有超1000人办理预售登记。
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无数人爱极了上海牌手表。
甚至在周恩来总理逝世后火化时,人们才从他腕上取下陪伴他15年的上海牌手表,放入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典藏。
“上海制造”在那个年代象征着国内最高精尖的技术,是当时最响亮的招牌,无数人以拥有上海制造的商品为荣。
可也正是这样风靡全国的上海制造为上海日后的衰落埋下了病根。
1980年10月3日,沈峻坡在《解放日 》发表的一篇文章在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
《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一文几乎将上海的老底揭了个干净。
“重生产、轻消费;重挖潜,轻改造;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补偿。”的评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上海衰落的根源。
负债惊人、住宅紧张、城市公用事业落后和环境污染四大问题更是被直截了当地摆在了明面上。
文章发表的这一年里,广东省外贸出口总额达到42亿美元,跃居全国第一,这是广东在一个多世纪里首次超过上海。
两年后,全国工业产品质量评比中,辽宁省获得金牌总数第一,把上海赶下团体冠军的宝座。
三年后,上海更是跌落了蝉联30多年的国内收入冠军,位居江苏、山东、四川、广东之后。
上海的衰落肉眼可见,连外电也评价道:“1853年上海超过广州,象征了中国古典外贸体制的结束。今天广东超过上海,宣告了现代中国开放改革的深化。”
沈峻坡预见了上海的衰落,于是他早早就在编者按中号召了起来:“按照党的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来认识建设上海的方向……使上海这个‘经济巨人’从病态中迅速康复起来!”
从1953年到1988年,上海累计为国家完成财政收入4725亿元,提供全中国使用的国民收入达2963亿元,为国家出口创汇658亿元,向内地输入各类建设人才140多万人。
可上海背后的一面却是惊人的欠账与老旧的城区。
1985年,《经济学家》杂志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上海的风貌:
“上海的一些地方仍是过去的上海。人民公园原是修饰齐整的跑马厅,坐落在时髦的静安寺路上。外滩破旧的东风饭店,曾是优雅奢华的上海总会。淮海路旧名霞飞路,本是法租界的心脏,三十年缺修少管,尚没有把它昔日典雅优美的风韵全然抹掉。”
那时候,南方在改革开放下大搞经济特区,深圳、珠海、厦门等地迎来了飞速发展。
而曾经的龙头老大上海却面临着工业经济效益和财政收入连年下滑的惨痛现实。
上海这个生病的经济巨人该如何治疗?这成了那个时代所有人的疑问。
小平来了
改革是治病的良方。
邓公曾从上海奔赴法国探寻救国之路,在上海生病后,他带着解药回到了上海。
这份解药从提出到公之于世仅花了不到三个月。
1990年1月,邓公第三次在上海过春节。
大年初一的早上,朱镕基等上海市领导前来给邓公拜年。
做过礼节,邓公关心起了上海的情况:“浦东开发晚了,但还来得及,上海市委、市政府应该给中央 告。”
听到邓公的问话,朱镕基颇有些惭愧地说:“开发建设的 告不理想,不敢 。”
邓公并没在意上海当时的建设成绩,只是鼓励地说到:“不用怕, 嘛。”
邓公怕上海领导们没信心,还特别强调到:“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
就此,上海被邓公挂在了心上。
过完春节,邓公返回北京,在2月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时,他提前找到中央领导,提了提上海建设的事情。
“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随后他谈了谈全国经济发展的要点,并给几位中央领导强调到:“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在邓小公的推动下,党中央、国务院先后派邹家华、姚依林等人率领相关部门去往上海实地考察。
当年4月10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中央通过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
1990年4月18日,上海正式开发开放浦东。
就此,邓小平同志的一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将浦东新区推上了历史舞台。
上海这个生病了的巨人得到了救命的药剂,成为了今后10年中国开发开放的重点。
邓公也借着上海向世界昭示了一个道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仅不会停顿,而是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推进。”
次年,邓公第四次去往上海过春节。
可这一年,他并不轻松。
此时浦东开发刚刚开始,而国民经济经过1989年大调整后,市场发展并不乐观。
为了提振士气,已经87岁高龄的邓公奔波上海各处,连续发表讲话:“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浦东开发不只是牵涉着上海的经济问题,更是关涉着长三角地区上亿百姓能不能过上好日子的民生问题。
在一天视察完毕后,他对陪同的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语重心长地说到:“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随后邓公有些遗憾地说道:“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邓公足迹
邓公对上海是有感情的。
这里不但他革命道路的扬帆之地,更是他指挥解放的地方。
上海解放后,邓公多次回到上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更是先后10多次去往上海,曾连续七年在上海和上海人民共度新春。
在上海的日子里,邓公留下了诸多话语,每一句都与人民有关。
1979年,邓公在上海视察,上海领导人带他去往414招待所(今西郊宾馆)住宿,在当时这里是仅供领导人居住的地方。
可来了这,向来对物质要求不高的邓公却罕见地表明了不满。
他不是不满住宿条件,而是不满招待所太浪费了。
“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大的花园,管理它要花多少钱哟!专门为我们几个大老爷……一年又能住几天?我这次来414住了十来天,天天都在谈生意经。这么大的花园别墅,给外国人住,可以收外汇嘛!”
看着不解的众人,他继续说道:“我给大家半年时间准备。半年以后414就对外开放。”
在邓公的指示下,414招待所开始对外开放,之后甚至吸引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下榻,这为上海增添了一笔额外的收入。
1983年2月,邓公再度去往上海视察,这一次的目标是刚建成不久的虹口区曲阳新村。
来到新村,邓公关切地询问起百姓的生活。
“你家里卫生间有吗?是独户吗?……你带我去看看。厕所间太小,最起码要装一个洗手池。你们(陪同人员)要考虑考虑,在造房子的时候,在设计方面要研究研究。”
到了最后,他开心地说道:“只要群众生活好,我就高兴。”
邓公对民生的关心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早在1959年视察闵行一条街时,邓公就问了许多问题,提了诸多建议。
“闵行这么多人,远离市区,没有宿舍怎么行!这么多厂,运输的物资很多,没有像样的公路,那怎么行!”
邓公的细致询问常让随行官员有些尴尬,可真真切切地为百姓谋了福利。
推动浦东开发决议后,邓公来上海三年里说了不同的话。
1992年初,邓公开始南方谈话,先后去往深圳、珠海等地考察,上海是他视察南方的最后一站。
虽然为上海给出了治病良药,可邓公却还有些自责:
“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在上海期间,邓公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多次论述了姓“资”姓“社”的问题。
在当年2月10日,他在视察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时,突然将脚步停在了一台机器旁。
他指着轰隆运作的机器,意味深长地说道:“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它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
借用这个例子,邓公提出了姓资姓社的判断标准——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借着打破思想束缚的讲话,邓公还在上海做出了惠及亿万人的决策:
“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
1993年春,上海迎来了新的发展,但邓公却给上海的领导们敲了记警钟:“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
一年后,邓公最后一次来到上海,他将陪上海人民最后一次同度春节。
站在新锦江大酒店顶层,邓公望着夜色中灯火通明的上海,他感慨地说道:“上海的工作做得很好,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上海完全有条件上得快一点。”
回京那天,他把市长黄菊叫上了火车。
看着肩负着上海发展重担的黄菊,邓公留下了深情的期盼:“你们一定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你们上海的最后机遇!”
浦东是上海发展的缩影,而上海则是改革开放的缩影。
在20世纪最后10年里,上海在邓公的推动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91个国家和地区在上海投资2.2万多个项目,累计外资合同高达454亿美元,全国在上海投资企业超过1.5万家,注册资金超过600亿,在这10年里,上海新增建筑面积高达1亿多平方米,一改往日负债累累,城区破旧的局面。
从1920年9月到1994年2月,邓公曾数十次来到上海。
从黄浦江畔杨帆赴法,到指挥上海战役,将党的旗帜插遍申城两岸。
从早期建设时为上海搭起宝钢崛起的舞台,到改革开放中,为上海繁荣了浦东的荒芜草地。
这74年的缘分里,邓公将这座东方明珠之城推上了顶峰,让长三角上万万人民过上了好日子。
浦东开发30年后,经济总量从1990年的60亿元跃升至2019年的12734亿元。
曾经陆家嘴附近的烂泥渡路变成了布满高楼的银城中路,往日破旧的低矮平房变成了繁华的财富中心。
曾被嫌弃讲“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浦东,在30年后汇聚了超4.4万多家企业,税收超2000亿,占据全国税收的1.5%。
辞别上海3年后,邓公离世。
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不留骨灰、撒入大海—是他的遗愿。
1997年3月2日,携带邓公骨灰的专机从西郊机场出发。
11时25分,专机飞至1800米高空后,他的骨灰伴随着花瓣被撒入了大海。
大海,是邓公革命生涯的起点,而他的一生也在此处完结。
中新 《上海是打开近代中国的钥匙 代表中国前进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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