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文化—钱币大师马定祥的收藏生涯

马定祥先生(1916～1991年)是我国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泉币学社的创办人之一,也是该社12个创办人中最后一个辞世的老人。马老从事钱币收藏和研究60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见证了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初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钱币收藏和研究从辉煌到衰落、从衰落到重铸辉煌的沧桑历史。他与我国第一流的钱币收藏家如张叔驯、方药雨、罗伯昭、李伟先、陈仁涛、孙鼎、沈子槎等,以及泉币业内的著名人士如王希贤、戴葆庭、李庆裕、骆泽民、崔家平等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的堪称患难之交。马定祥激荡方圆乾坤60年的传奇生涯以及与泉界前辈的交往故事,无疑与中国珍稀钱币的流传聚散及社会的变迁交织在一起,雕刻出了一代钱币大师的跌宕人生和独特情怀,以及中国钱币收藏、研究及发展的坎坷历程。

方圆乾坤结奇缘铁鞋踏破不辞难

马定祥16岁涉足钱币业,渐渐学着前辈古玩商的样子,常常往北方走走。从1938年到1956年期间,他几乎跑遍了北方所有历史文化名城,像北京、天津、西安、洛阳、济南、沈阳、大连、太原、保定、青岛……当然,跑得最多的还是北京和天津,因为当时京津一带是我国古代文物最大的集散中心。

他业务上肯钻研,尤其做买卖从不与人家讨价还价,所以人缘挺好。更重要的是,他做钱币生意除了要养家糊口外,也把它当作自己一生的事业来做,所以“牛劲”十足,废寝忘食。看到珍稀钱币,身上没有钱就借钱,借不到钱就借高利贷,有时甚至把夫人的首饰也搭上了……

他在北京的“奇缘”之一,就是结识了北方钱币收藏家、晚清吉林机器制造局(即吉林造币厂)领监王茂田的儿子王希贤。那时玩近代金银币的风气国内尚未开始,王希贤慧眼独具,是第一位玩近代金银币的大家。

王希贤家住在北京北新桥南香饵胡同新安12号,邻居中住5号的一家是号称“瑞府”的大户,是一家皇亲。这户人家五兄弟当中,有一个是当过晚清户部尚书的大官,所以家中聚敛的财富可谓山堆海积。所谓光绪年间的“大清金币”(又称金大洋),诸如现在拍卖市场上拍到20多万元一枚的“丙午年造”(1906年)、“丁未年造”(1907年)的库平一两金币,那时他家里多的是。这种金币是当年袁世凯当政时所铸,是专门供奉给慈禧太后作为岁末赏赐用的,据说当时两种金币由天津户部造币总厂各铸造了一千枚,共两千枚。袁世凯虽有千虑,也有一失。他指使铸造的“大清金币”上面只有汉文,没有满文,慈禧看后当然不高兴,就把“大清金币”否定了。事隔不久,袁世凯也被摄政王宣布“回家养病”到河南老家“钓鱼”去了。如此一来,“大清金币”一时没了身价,是一种被“枪毙”了的货币,大家只好权当一两黄金来使用。当时北京有一家银楼叫宝源金店,在东四牌楼北大街,倒也愿意收购,为的是这种金币的用料比较讲究,纯度好,收购来后就当成金块投入化金炉,化了后再打造首饰。这样一来,也加速了大清金币的被毁失。

当时国内收藏界的注意力都在年代久远的古钱上,还没有人把金银币当成一种门类来收藏,让别具眼光的王希贤独占了鳌头。王希贤眼看“瑞府”一天天没落,家里的东西不断被卖掉,他就专门挑选“瑞府”的钱币,尤其关注那些金银币。他对付“瑞府”很有办法,他们要是拿出五枚金币,他就给六两黄金;要是拿出十枚金币,他就给十三两黄金,加三成。久而久之,“瑞府”里的金银币及其他珍贵古钱,都成了他的柜中之物。

除了金银币,马定祥在他家还见识了很多过去闻所未闻的珍稀钱币,如清代历朝各铸钱局的大小雕母钱、母钱、样钱,还有被视为清朝始钱的“顺治通宝背宝原”,及“咸丰重宝宝德局当五”等祖钱、“祺祥通宝宝巩局小平钱”“户部官票咸丰三年伍拾两”手书面值票、光绪重宝合面大型牙雕样钱,其中有一枚鲜为人知的、号称“光绪元宝户部当制钱十文”?铜元之祖黄铜雕母………这些稀世珍品后来不少经马定祥之手,归上海收藏大家李伟先、罗伯昭、孙鼎、陈仁涛。还有一枚钱局恭呈朝廷的“同治通宝宝泉小平”牙雕样钱,是用活杀大象的象牙雕成的,古朴温润,存世孤品,据说同治皇帝还曾把玩过,马定祥特别喜爱,从王希贤处获得后,一直珍藏着。

最令马定祥吃惊的是,王希贤的收藏室里还藏有世上仅有的两棵清代“祺祥钱树”,分别是“祺祥通宝宝源小平钱树”和“祺祥重宝宝源当十钱树”。这种“钱树”是当时喜爱钱币收藏的官员私自从“铸钱局”带出来的,连皇帝也不曾见过。慈禧太后当年发动北京政变时的“祺祥钱”,铸造数量很少,颇为珍罕,历来被藏家所珍视。而王家居然有整整两棵!遗憾的是,这两棵“钱树”现已流失海外,现藏纽约美国钱币博物馆。

王希贤不仅给马定祥观看自己收藏的钱币,还带他欣赏北京其他泉友的收藏,有时还结伴逛琉璃厂和“鬼市”“晓市”,告诉他哪些钱是假的,作假的人往往在什么地方做手脚,作假的破绽在哪里……马定祥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王希贤在北京古玩界很有影响,圈内人唤他“王大爷”。他曾对家人说:“我玩古钱这么多年,在北京没有真正的知音,而在上海却有马定祥这样一个真正的知音。他对于钱币的研究不同于一般人。”可惜,由于王希贤抽大烟,抗战爆发后不久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经济日益窘迫,不得不将家中的宝贝收藏出以易米。从“瑞府”里流到他家的东西,渐渐又从他手里流了出来,有相当部分就成了马定祥的柜中之宝。最后,王希贤手里的金银币,以及大量的清代珍稀古钱,尤其是咸丰年间大大小小的古钱,十有八九都由他购得。这在王希贤,是不得已而为之,在马定祥,则是求之不得,钱币到了他手里便有了使命感。

果然,数十年后,马定祥编的一部厚重的《咸丰泉汇》由其子马传德设法出版了。咸丰年间铸造的钱币又多又杂,铸钱的地方又遍及各省,被认为是钱币研究的复杂难题。马定祥天生爱啃硬骨头的性格,由这本书所收集资料之丰富、研究之深入充分体现了出来。《咸丰泉汇》的出版了却了他生前的夙愿。

“新币十一铢”传奇

马定祥在北京还有一个好朋友叫李庆裕,那时大概有40岁,地道的北京人,在琉璃厂开一家经营钱币的店铺“云松阁”。他为人忠厚老实,在经营上很有经验,曾经手过很多稀有的钱币。他每年都来上海一次,时间长了,跟马定祥结为莫逆之交。马定祥、马定方兄弟俩到北京,为了省钱,有时就睡在他的店铺的柜台上。

李庆裕到上海来销货,第一个就来找马定祥。他对马定祥说:“马先生,我到上海来,头一个先到您家里来。有好东西先给您看,先让您挑。”所以马定祥从他那里获益不少。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就是那枚著名的新莽“新币十一铢”了。

20世纪40年代初,我国北方出土了一枚王莽造“新币十一铢”古钱。这枚古钱历代文献未见记载,它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各地泉友的注意。但是当时泉坛流派纵横,众说纷纭,一时没有定论。上海著名古钱鉴赏家张从北方的朋友处获得了一张这枚古钱的拓片,研究过后,就在1942年3月出版的《泉币》杂志第11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币十一铢质疑”的文章,对这枚古钱的真伪表示了怀疑。接着,上海的另一位有名望的钱币学家郑家相也在有关场合发表了附同张说的见解。他们两人都是古钱界耆宿,也是中国泉币学会的创始人,并担任《泉币》杂志的评议员,在国内钱币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两人一表示怀疑,事情似乎就“敲定”了一半。原先在京要价奇昂的“新币十一铢”,一下子成了无人问津的东西。

而马定祥自从见过这枚古钱的拓片后,心中始终有点芥蒂,似乎觉得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但是又没有看到实物,不好作出判断,不过他还是把这件事放在了心上。

1943年冬天,马定祥到北京寻钱访友,特地跑到琉璃厂49号的“云松阁”古玩铺,恳请李庆裕让他开开眼,亲眼见识一下那枚颇有争议的“新币十一铢”实物。当盛装那枚古钱的锦盒一被打开,马定祥顿觉眼前一亮,似有“神会”的感觉,从钱币的形制到书法、气韵,都似曾相识。这枚古钱遍体红斑绿锈,虽是前所未见,但却是一枚开门见山的真钱啊!

这枚古钱,最先为北京一家古玩商顾济川(外号叫顾瞎子)所得,后归李庆裕。北京另一古钱大收藏家王春福曾经想收进,开始嫌价钱太贵,后来又闻此钱的真伪有争议,不敢贸然下手。这回让马定祥撞上了,便抓住不放。李庆裕要价十两黄金,他一口答应,但自己没有这么多钱,就先下了一两黄金的定洋。回上海后马定祥把情况告知号称“南张北方巴蜀罗”的罗伯昭,劝说他买下来。罗伯昭一向很欣赏马定祥的见识,相信他的眼力,毅然投下巨金,将此世间孤品收藏。罗先生说,这是他毕生收藏的15000余枚古钱中最好的一枚钱。解放后,罗先生把这枚珍贵钱币捐献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此事在收藏界一直传为佳话。

北京燕京大学的黄鹏霄也是马定祥的好朋友,他在故宫兼职。趁在故宫工作的机会,他将北京宝泉、宝源两个铸钱局进呈的各种钱样都制了拓本,计有几十册。他根据其中一部分撰写了《故宫清钱谱》,在泉界影响很大。马定祥抓住机会向他请教学习,将泉界称为“黄老虎”的清代钱币的来龙去脉和真伪奥妙都搞得很清楚。解放后,黄老将这些珍贵的拓片资料全部转让给了马定祥。

还有一个方子才,是著名画家方雨楼的侄子,与黄宾虹是至交。方子才对中国古币研究很有天赋,是个不可多得的钱币鉴赏家,尤其对战国晋直刀有独到的研究。他与马定祥很投缘,经常在一起谈论钱币、京戏、书法、绘画等。北京泉界还有一个骆泽民,是一个很有眼力的钱币商,开有一家汇泉堂古玩店,在北京古钱界堪称“老大”,是马定祥每次进京必会的泉友知己。他一生曾经手无数珍罕、稀有的古钱,如辽代的天显通宝和金代的皇统通宝,可惜这两枚珍品后来流落到了日本。?马定祥在北京的泉友还有钱币收藏界的大财主王福春、名律师程伯逊和钱币收藏家崔显堂。王福春和程伯逊都喜欢收藏古钱币,崔显堂则喜欢收藏铜元和纸币,并和马定祥一样喜欢收集有关钱币的资料。20世纪60年代初,因经济困难,崔显堂有意将钱币资料出手,马定祥得知后,让小儿子马传德趁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将崔先生多年收集的钱币资料悉数收购,共装了7个旅行袋带回上海。

“最贵的壹圆”金质样币

钱币界的人都知晓,在清代和民国的机制币中以样币最为珍稀,因为是在正式打制之前当作样子用,自然数量极少,有些试制币甚至只打制一二枚,供上级审定。审定同意之后,才能大批制造。因此原始的样币很容易就落到与制币有关系的官员手里。

马定祥所得到的一批金银样币,如“长须龙”金质呈样币等,就是从天津的大宅门里流散出来的。有一年,天津劝业场的古玩商陈振之对他说,有一位清末民初时期在天津造币厂做事的老人,手里有一批从造币厂带出来的好东西,只是价钱贵了些。马定祥一了解,原来是当年天津造币厂主管家里的东西,而且是清代和民国的成套的金银样币,内中除了宣统三年“长须龙”1元金样币之外,还有民国18年孙中山头像的地球版、嘉禾版的1元金质样币、大清户部“中”字银币金样、户部光绪元宝库平五分金质试样币、民国段祺瑞(大脸)试样币……这些都是前所未见的珍品呀!这令马定祥惊喜不已,但是对方表示,“要买就一起去,不能挑着买”。于是马定祥不惜代价,硬着头皮借了钱,用黄金全数收购下来。

半个多世纪后,在2004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开设的“马定祥收藏钱币专场”上,当年在天津收购的那枚“长须龙”1元金质呈样币竟成了中国“最贵的壹圆”——创下了176万元的天价,刷新了中国钱币在国际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

后来,方药雨因经济拮据,将他的收藏悉数出让给了当时上海藏泉大家、房地产商陈仁涛。1947年陈仁涛移居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在筹备中国历史博物馆时,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提议将流落在香港的文物由国家出资购回,这其中也包括方氏出让给陈的收藏。在国家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国家文物局出资80万港币,使这些珍稀钱币得以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沈阳、大连也是马定祥喜欢走动的地方,并常有意外的收获。1941年,他认识了大连的钱币商崔家平。崔家平和父亲崔季高都是资历较老的钱币商,跟日本钱币界人士常有交往,号称东三省的老大。凡是东三省出现的珍稀钱币,他们几乎都有收藏。马定祥从他手上买到了奉天造币厂铸造的最早的铜元——“奉天省造光绪元宝中花当制钱十文”铜元。这种铜元铸造得很少,非常稀罕。当时专门收集中国“当十铜元”的法国人邬特华德,在中国寻觅了几十年都没得到,可见收集之难。马定祥后来又从其他地方收集到两枚,版式不尽相同,极其名贵。这种铜元又分“坐龙”和“水龙”两种。那枚“水龙”孙鼎很喜欢,马定祥就出让给了他,自己留了两枚版别不同的“坐龙”。2003年中国嘉德在北京“马定祥钱币专场”中刷新了世界纪录的铜元,就是其中的一枚,成交价达23.65万元。

情系“太平天国”币

关于历史上农民起义政权发行的钱币,马定祥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非常重视了。尤其对于太平天国时期的钱币的研究,他早就列为自己研究的专题之一,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他一生都在时刻留意各种太平天国钱币的拓本、图片、资料,为此还追踪到有关地区访问过,进行实地调查。

早在40年代初,他就收集过一大宗太平天国时期的钱币。说来又是一段传奇故事。

戴葆庭,浙江绍兴人,号足斋,常年在江南一带走动做泉币生意。他在摊位上设茶座,和经常光顾他泉币摊的文人学士、收藏名家像张伯、张季量、郑家相、罗伯昭等品茶论泉,从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品泉沙龙。马定祥看这个办法不错,就和戴葆庭共同发广告开办品茶沙龙以泉会友,戴葆庭待人忠厚,对马定祥一向慷慨相助,并终生视为良师益友。后来他的生意日益红火,曾在福州路开办源昌钱庄,买卖稀见钱币、钞版和钱范。他的学问日益精深,曾帮助中国泉币界泰斗丁福保编纂了《古钱大辞典》《历代古钱图说》等钱币学工具书。他编有《足斋泉拓》《戴葆庭集拓中外钱币珍品》等著作,在泉币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一生收藏过无数珍贵钱币,解放后将一部分捐献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天津历史博物馆,其中捐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太平天国钱币就有119枚,受到文化部的嘉奖。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一度沦为孤岛。马定祥和戴葆庭当时都在广东路的古玩市场摆摊,和泉币界的一些名人时常交流切磋。马定祥喜欢收集太平天国时期钱币的事在圈内已尽人皆知。

丁福保赠予马定祥的《历代古钱图说》

有一天,戴葆庭对他说,他的弟弟戴葆湘也是个收藏太平天国钱币的钱迷,曾经在太平天国当年统治的区域大肆收罗,现在已经很有规模了,还收到了太平天国湖州铸的样钱,非常珍贵。可是眼下他家里发生了一件要紧的事情,急需500元钱。他家别无长物,只好把那批钱币出手。他人在绍兴,正在等上海的消息?? 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马定祥恨不能马上飞到绍兴去,把那批钱币买下来。可是毕竟要拿出500元大洋呀!这钱到哪里去筹呢?他回家与妻子周士英商量,妻子告诉他,能借钱的人家都已经借过了,总不能旧欠未还,再借新债吧?马定祥想想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借高利贷了。可是借高利贷也要有抵押品,他那时脚跟未稳,住房还是丈人家的,何来抵押品?于是只好回到杭州,跟父母商量,把祖上留下来的一些首饰装了一小盒带到上海,以此作抵押,借到500元高利贷。

钱借到手了,问题又来了。这500元大洋有二三十斤重,尽管是50元一封,也共有十封,目标很大。那时上海和杭州已经通行中储券,大洋只是在民间半公开地流通,带在身边则是违禁品,一旦被查出来就要被没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他将500大洋伪装在一只藤篮中,上面放了些衣物和糕点。为了路上安全,他叫了堂兄马定方同去。他们乘火车到杭州,再从杭州乘长途汽车到绍兴。一路上颠颠簸簸,走了十几个小时才赶到。

到戴葆湘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他家点着一尺多长的“长六两”蜡烛。戴葆湘不提钱币一事,只是招呼大家吃饭。可马定祥心里惦记着钱币的事。吃完饭马定祥提出要看钱币,戴葆湘总算拿出了一个盒子。盒子一打开,马定祥眼睛都放光了,连声大叫好!就着蜡烛的光线一枚一枚地看,还自言自语地评论。戴葆湘见他那种嗜钱如命的样子,一时也颇为感动,随之与他讨论起来。这盒子里的钱币总共有近百枚,马定祥看完已是深夜了。他心满意足地对戴葆湘说:“令兄在上海已经跟我讲过了,钱,我们带来了,请您点一点。”戴葆湘犹豫了一下,没有接话茬,看得出,他思想上极其矛盾,心里实在是舍不得啊!最后他把这些宝贝钱币往马定祥跟前一推,说:“马先生,这是你的了!”说完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同行的马定方至今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他说,不仅是马定祥,真正酷爱钱币的人都是这样的,他们真的是视钱币如生命啊!当时,马定祥也流泪了,他们的心都是相通的,彼此都能体会到各自的感受。第二天返程前,马氏兄弟买了二三十串柯桥豆腐干,准备对付关卡上的老总。老总们一见有吃的,就挥挥手让他们过去了。

至于后来那500大洋是怎么归还的,马定方没再过问,那肯定又是马定祥的夫人周士英的任务了。这批借了高利贷买来的珍币,解放后马定祥在写完《太平天国钱币》以后,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1983年,浸透着马定祥半生心血的著作《太平天国钱币》终于问世,这是他在世期间正式出版的唯一一部著作,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还没有一部系统研究太平天国钱币的著作,学术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被誉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和权威著作。市场反应也极好,数千册书很快就销售一空,后来又出版了增订本。当然,他的研究计划远远不止这一个方面,还有《咸丰泉汇》《辛亥革命时期货币》《马定祥批注〈历代古钱图说〉》等等,这些他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他身后,由其子马传德等整理成书。

无考品上显真功

凡是与马定祥有过接触的人,大多对他那双明亮的眼睛有深刻的印象。那目光里有真诚、执著,更有一种“高密度”探索的智慧。当他在关注一枚钱币时,那犀利的目光似乎可以洞穿钱背,洞穿历史,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他喜欢跟一些“疑难杂症”打交道,破译别人无法解决的难题,他一生读的书,除了历史、文字、方志、钱币类外,还研究各种略带神秘色彩的社会问题。泉币界有句老话:“化无考为有考,泉中上品也”。马定祥所醉心的正是这样一种创新意义的工作。

1989年,杭州泉友屠燕治给马老寄来一张拓片,拓片上的文字扑朔迷离,令屠大为困惑,他恳请马老破解其中秘密。屠在信中写道:“近时学生偶见一钱,直径58,厚4.1毫米,重125克(合老秤四两)。其文字组合甚是奇异古怪,一面上‘天’下‘有道’(为省笔),右‘太平’左‘下王’;一面上‘马’下‘王道’,右‘程’左‘宫’。学生几经排列,都无法破译。此钱黄铜,包浆色泽自然,钱身久经碰撞,‘伤痕’遍体,确系清代遗物不疑??”马定祥为此专程奔赴杭州。经他鉴定,确属真品无疑。他在后来的考证文章中指出:此钱“文字奇特,前所未见,且铜质、厚度、穿孔前后大小等特征,均与1959年初发现的天地会八卦开炉大花钱相同,故不能以一般压胜钱视之。此钱的铸造年份当为咸丰时代,因咸丰浙江大钱常有此厚度与铜质,故当属太平天国时期浙江某天地会会钱。”

凭借多年对太平天国时期钱币的深入研究和实地调查,马定祥破译了此钱其中奥秘:“天下太平王”是天地会假借太平天国“太平天王”的旗号,以资号召。“有道”是天地会“顺天行道”的口号缩写,又指“有道明君”,隐其“明”字。至于背面上的文字“马道程宫”系用谐音,即“马到成功”的意思。天地会会员在结盟时,有的盟书上就有“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的词句。经过他有理有据的解释,此钱天地会会钱的身份大白于天下。

另外,通过对一枚五代时期的“飞龙进宝”钱的考证,马定祥破译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受到同行们的盛赞。

该钱为马定祥的一位杭州朋友吴氏所藏,吴氏生前把它当作压胜钱,指望能招财进宝,所以视之为镇斋之宝,密不示人,为了防止外界伪造,连拓片也没有流传出来。此钱弄到这等神秘的程度,就更加引起马定祥一探究竟的兴趣。

吴氏生前,马定祥没有获见此钱的机会,等吴氏去世之后,马定祥继续关注此钱的情况。吴氏的妻子感于马定祥的一番执著之心,将这枚怪钱拿给他鉴赏。马定祥一眼望去,“飞龙进宝”几个字赫然在目,而且书法古朴,制作精整,不能不诧为奇珍。马定祥后来记录此钱:“钱若折十型,生坑有锈,铜色青白,书体浑厚,铸文深峻”,第一印象是颇具五代十国之钱风,应是一枚开门见山的真品。他依稀记得在某一部古书上曾经提到过这种钱,但还不太确定,必须详加考证。

此钱的关键所在是钱文上的“飞龙”二字,但是历代纪元中只有“龙飞”而没有“飞龙”,这是一个大麻烦,这种情况最能体现出鉴赏家的真功夫。马定祥既然从钱的“气韵”上看出是五代十国的钱,于是就在这一范围内下功夫进一步考证。他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终于找到了常人所难以想象的答案。原来,这是五代十国中南汉刘严时期的钱。他从史料上发现一条记载,说是刘严在世时,天空中曾经出现过一条白龙,刘严因而改元为白龙。而《易经》中又有“白龙在天”的说法,于是刘严就取其意,而改名为,就像武则天创造了字一样。若把字拆开来,就是“天龙”二字。而钱文上的“飞龙在天”正是“天龙”的意思。所以他断定,此钱为十国南汉刘严时造无疑。这一创建性的发现和考证,同行们无不对之心悦诚服。

当然,除了悟性之高,关键还是他长期以来练就的“火眼金睛”。他的功夫之深,很多人都惊为绝活。有一次在他的万拓楼里,桌子上摆满了古钱,而且都是背面光面的两宋钱币(背面无字)。他的学生余榴梁等人跟他开玩笑,把一个个钱币都反过来,让马老师猜是什么钱。马老师笑着把钱的正面的文字一个个地都指出来,把学生们惊得目瞪口呆。能从钱币的背面看到钱的正面,可见他对这些藏品熟悉之程度。他是综合地看钱币的气息,古钱背面虽然大多无字,但钱的铜质和肉、郭、穿、边上都存有“气息”,什么样的钱就应有什么样的“气息”。此功若不是长年累月地磨炼和积累,是很难想象的。泉界知名学者张伯在致王荫嘉的信中就曾说:“定祥心细手辣,辄索重价,然深佩其致力之勤也。”说的就是他的勤力。

嗜“钱”如命不为钱

在时下很多人眼里,玩收藏,好比一种投资手段,今天买下来,明天见行情看涨,就设法高价卖出去,品位高低和真假是非倒在其次,深入研究更谈不上,关键是要谋求获利。但是三四十年代那一批真正的收藏家,他们“玩”收藏绝不是以谋利为主要目的,他们的学识和境界甚至超出了收藏的本身,解放后他们中有不少人对国家都有重要的捐献就是证明。马定祥大概是他们中的最后一个典型。

马定祥有一枚闲章:“如命”。他的确是嗜“钱”如命,为了钱币,不知受了多少磨难和困苦;但他嗜钱又不刻意为赚钱,他一生向国家和地方文物部门捐献了大量珍贵钱币和资料。政府部门向他颁发过的巨额奖金,被他转过手来马上又是捐献。有的文物部门原先设想,若能从他那儿获购某一枚珍币已经是求之不得、喜出望外了,然而老先生一板一眼地告诉人家:“我不卖,我捐献!”??他大大小小多次捐献,很能说明他那“铜钱眼里翻跟斗”的真正情怀。

马定祥父子在纽约美国钱币博物馆门前

马定祥先生一向认为,钱币一方面是钱,也是一种文献,它既有流通的使命,也承载着历史文献的使命,往往是当地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甚至外交的信息载体,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记录了一个民族某个时代的金融演进过程。因此从根本上说,这些珍贵的钱币是属于全社会的财富,应当由文物部门当作国家家底的一部分,妥善保存,传之永远。所以,尽管很多珍币是他全家省吃俭用收集的,是他亲自走南闯北,甚至借高利贷辛辛苦苦“淘”来的,而当他捐献给国家时,却毫无吝啬,全是一份物归原主的深情。 早在解放初的1956年,马定祥就开始捐献了。那时国家正在筹建上海中山故居纪念馆,他知道后,就将自己收藏的一批辛亥革命时期的钱币和纪念章共十余枚,通过该馆捐献给了宋庆龄女士,其中有同盟会早期在海外发行的金币券和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时的纪念章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

1963年,他向上海博物馆捐献了海内外存世极稀的日本早期印制的钱谱善本《昭和泉谱》。

1983年,他的《太平天国钱币》一书出版后,鉴于南京曾是太平天国的首府,也是国内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重镇,就毅然把自己多年珍藏的太平天国钱币以及天地会的钱币共105枚,全部捐献给了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其中有他非常喜欢的收藏了几十年的稀世之珍: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后最早发行的货币——天国通宝3枚、存世孤品天国圣宝铅质雕母钱,还有成套平靖胜宝、金钱义记、嗣统通宝、皇帝重宝当十大钱等各种天地会时期的钱币。天地会当时处于秘密状态,铸行的钱币很少,有的甚至不仅是钱币,还是天地会会员身份或是某项活动的凭证,所以极其罕见。第二年,马定祥又向南京市的洪秀全文物陈列馆捐献了一批太平天国的珍贵钱币。

1988年冬天,马定祥夫妇回家乡杭州小住。这时他的健康情况已经大不如前,自觉可能来日无多,于是萌发了向故乡捐献历代珍币的打算。1990年5月,马定祥偕夫人和长子马咏春再去杭州,正式向浙江省博物馆捐献了1500余件珍藏,其中包括从钱范到纸币的各种钱币以及金、银、铜、铁、锡各类质地的钱币,还有一批珍贵的钱币拓片和钱币专著。浙江省博物馆获得了这批捐献后,特别举办了马定祥捐献钱币文物展览会。

在这次文物捐献的仪式上,浙江省博物馆向马先生颁发了巨额奖金,可是马先生当场表示,把这些奖金全部作为浙江省的钱币研究基金,在场的文物界人士无不为之动容。人们从马先生身上,再次看到了中国老一代收藏家的高风亮节。

1990年向浙江省博物馆捐献珍贵钱币

这年冬天,马定祥的次子马传德从纽约回杭州探亲。在杭州参观博物馆期间,通过跟该馆副馆长杨陆建的攀谈,他发现该馆对古钱币的收藏和研究非常重视,而且已经形成了系统和规模,在国内尚属少见。回沪后就向老父建议,是否可以将家里堆积得汗牛充栋的钱币资料,捐献给该馆以资研究。马定祥当即表示认可,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做些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事情。

1991年1月7日,浙江省博物馆的副馆长杨陆建带人来上海办理接收事宜,此时的马定祥已经病卧在床,行动不便。在他的指点下,众人从他家的大橱里、阁楼上、衣箱里、饭桌下??搬出来一捆又一捆的钱币资料,有文稿、手稿、拓集、照片,也有大宗钱币拓片和成套的钱币杂志,让该馆全部装箱运走。细细一数,居然满满74箱!其中还有五六本《中国泉币学社例会记录》原件。那可是半个世纪之前的泉友们的活动记录,不仅记录了当时的学术研究,也记录了泉友之间的深情厚意。他本人就是这个学社的创办人之一,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眼下,已成了尚在人世的唯一一个人了。这本珍贵的学会例会记录原稿,原存罗伯昭处,解放初罗先生亲手交到他手上,嘱他好好保存。他精心保存了40年,现在由他交给国家,怎能不感慨万分呢?

他在病床上伸出颤抖的手说:“拿过来再给我看一看!”那情景,就像是跟一个相处50多年的老朋友永别??

该馆视这批资料为至宝,连夜运回杭州,同时组织力量进行分类和整理,发现这批资料竟达10余万件。其中有大量的钱币名家的集拓原件,如:中国古钱大王张叔驯八开本的《齐斋集拓》;王荫嘉的《双长生树屋泉觯》集拓和泉学笔记,共有20余册;陈恕斋的藏泉拓集50多册;丁福保的《历代古钱图说》原稿本;施嘉干的《中国近代铸币汇考》图版;王鹏霄在故宫里拓下的大量故宫珍藏清钱的拓集;奥籍中国金银币大王耿爱德收藏的中国近代金银机铸币的六寸照片数百张;方药雨的《古化杂咏》等泉学名著的原刊本;以及马老穷毕生精力搜集来的中国历代珍钱拓片汇编《泉币大观》巨轶等等,占了浙江省博物馆两排书橱,另外还有日文版线装大型资料《昭和钱谱》《古泉大全》《东亚钱志》原版等。浙江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历时半年才整理结束。博物馆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马定祥中国钱币研究中心,在杭州举行了隆重的仪式,马老的夫人率儿孙出席。

1990年春,天津市义和团纪念馆的王锡荣馆长从 刊上得知,马定祥藏有义和团铸造的团钱,就通过天津的钱币学家唐石父先生介绍与之联系,希望他能够提供团钱拓片,不久马定祥就将三张拓片寄去了。王馆长看了认为这简直太珍贵了,因为义和团运动在近代史上仅仅存在了三年光景。于是王馆长禁不住“得寸进尺”,又提出了借原件复制的要求,最后把心里话倒了出来,他们实在是想请马老割爱,把那三枚珍币出让给馆里,任凭开多少价钱!当馆里收到了马老的回信时,大家竟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因为信上写着:“我不卖,我决定无偿捐献给贵馆。”

事隔不久,王锡荣馆长获悉马定祥向浙江博物馆捐献了大批珍贵钱币,顿时紧张起来,生怕他意中的那三枚义和团钱被浙江省博“抢”跑了,匆匆从天津赶到上海,说是登门拜访,实为刺探虚实。马定祥认真地对他说:“这三枚团钱,是40多年前从北京、天津和山东分别收集到的,经过多年的反复研究,现确定为义和团钱绝对无误。这几枚钱,送给你们比留在我这儿更能教育后人,所以我决定捐献给你们,不会反悔,敬请放心。”听了这话,王馆长这才放下心来。便说:“等到明年春暖花开时,我们来上海接您!”

谁知天有不测之风云,1991年1月9日,马定祥因支气管扩张咳血复发住进了医院。在住院期间他仍然筹备“马氏万拓楼丛书”出版的事宜,并和来探望的朋友谈论钱币的收藏,他对于中国钱币收藏实在太投入了。但是谁也没有料到,3月15日,马定祥因操劳过度导致心力衰竭不幸逝世,享年75岁。 有其父必有其子。半年之后,马定祥的两个儿子马咏春和马传德,为了却老父的遗愿,特地北上郑重地向天津市义和团纪念馆捐献了这三枚团钱。

民国18年孙中山像(背地球图)1元金质试样币

马家人对国家的捐献并没有到此结束。2001年9月,在马定祥生前遗稿《辛亥革命时期货币》经马传德等整理完毕即将出版问世时,为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他们就将书中提及的122种辛亥革命时期货币捐献给了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这批珍币共分三类:一类是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在海外发行的革命筹饷债券、1906年孙中山在东南亚地区发行的中华革命政府债券,和1911年在美洲等地区发行的中华民国金币券等;第二类是辛亥革命爆发后,湖南、江西、山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山东等各地军政府发行的军用钞票和筹饷债券;第三类是南京临时国民政府成立后发行的南京军用钞票、陆军部军事用票和军需公债,以及各地区发行的货币,包括银币和铜币。这些捐赠品中,中华民国金币、澳门回收券、安徽军政府临时军用钞票等12件,是仅见品,文物价值尤高。

这批辛亥革命时期的货币,当年马定祥收集起来极为不易。因为这种军用货币是政局未稳时的临时性货币,由于使用时间短,发行量少,流通区域有限,加之1934年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成立之后,对这类货币采取兑现收回的措施,因此留存民间的数量极少,精品更是凤毛麟角。在这种情况下,能收集到如此数量已经是海内之冠,可知马定祥数十年间的甘苦。

“此文章为名人故事， 文章，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