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震惊了世界：它宣布，即将以向海洋排放的方式处置福岛核废水，并且计划在两年后开始实施。
日本为自己的这种行为找了许多理由，例如囤积的海水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数额，占据了福岛地区大量土地，日本难以继续处理等等。
但显然，这些借口的背后无非是：日本政府不再愿意为处理核废水继续投入人力物力。换句话说，日本政府不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不可否认的是，福岛核泄漏是一次天灾而非人祸。
2011年日本的大地震造成福岛核电站严重核泄漏。根据国际核事故分级标准，福岛核泄漏事故被列为七级——与当年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故同等级别。
然而，只要稍稍与当年的苏联一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政府有多么不负责任。
苏联政府花了大力气治理核污染地区，使用了大片土地专门用于存放核废水、处理核污染，最终没有让这场灾难殃及其他国家。
日本的选择截然相反，在自己不想处理的时候，他选择了“共沉沦”。
当然，面子工程不能不做，日本总不能堂而皇之地告诉世界：我要拉大家一起下水了——尽管他现在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也没什么区别了。
日本还是给自己找了一块遮羞布：他宣称，经过处理的核废水不仅完全达标，甚至已经达到了饮用级别。
时任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亲口所说：“处理过的核废水喝了也没什么问题。”
这番话引来了诸多 友的嘲讽，有许多人干脆要日本人，特别是大肆宣扬此事的日本官员自己喝上一口经过处理的核废水。
就连日本 友也很愤怒，有人直指麻生太郎，要求他自己先喝。少有人知的是，日本已经有一名“勇士”，曾经喝过一次核废水了。
此人名为园田康博。
2011年11月1日，英国《卫 》详细 道了现场进程：为向民众证明福岛核电站的治理已经初见成效，时任日本内阁政务官的园田康博当众喝下了一杯来自和戴内战反应炉建筑物内的处理水。
此举被认为可以“缓解民众对政府处理核污染的担心”。
据称，这杯水来自福岛第一核电站5、6号机组，曾经被放射性物质碘131、铯134和铯137污染过，而经过处理其中的放射性物质已经被清除。
直到现在，仍没有任何科学研究证明经过处理的核废水可以达到饮用标准。
或许不是当下的技术达不到，而是没有这个必要——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必要将核废水处理成饮用水，只需要让水质达到对环境无害这个标准就可以了。因此，有许多人怀疑园田康博是在作秀。
对此，他自己也承认：“喝下这杯处理水并不能证明绝对安全，但这是目前为止向公众证明的最好方式。”
勇于喝下经过处理的核废水的园田康博，与百年前一个当众吸氟利昂和含铅汽油的美国硬核猛人的经历倒有些相似。
这名美国人名叫托马斯·米德利，含铅汽油和氟利昂的发明者。
如今这两样东西可谓“人人喊打”，它们可以导致人铅中毒和破坏臭氧层的“功能”，在环境已然恶化的今天可以说是“原罪”。
但是在一百年前，米德利刚刚发明含铅汽油和氟利昂的时候，人们只看到了他们带来的便利，在资本家的眼中，这就是妥妥的致富利器。
在发现含铅汽油可以解决车辆爆震问题后，米德利下定决心要应用这种汽油。
为此，他在明知含铅物品有毒的情况下，刻意将这种汽油命名为“Tetraethyllead”，翻译为中文叫“四乙基铅”。
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这都是一个比较复杂、学术的名字，而这就是米德利的意图：他希望通过复杂的命名，让人们忽略其中含铅这个事实。
后来，这种汽油被简称为“Tel”，就连“lead”都被省略了，更难以得知其中含铅了。
名字上没有了“铅”不代表铅实际上不存在了。通用汽车公司、杜邦公司和美孚公司——这些含铅汽油生产大户中的工人们大量出现了铅中毒的症状。
资本家心中自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为了利益，他们一直用其他理由搪塞着公众。
就连米德利自己也出现了铅中毒的症状。1923年，他特意为此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跑到迈阿密去“呼吸新鲜空气”。
真相总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1924年，新泽西州的贝威炼油厂在开工的头两个月就发生了17例严重的铅中毒事故，其中五人死亡。大众对含铅汽油的质疑在此时达到了顶峰。
为了回应这种质疑，米德利在1924年10月30日出席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当场将含铅汽油倒在自己手上，猛吸一分钟，并表示即便自己每天都这么做也不会遇到任何问题。
因此，即便当地政府关闭了贝威炼油厂，米德利的大胆行为依旧平复了一些民众的质疑。他自己则再次跑去“放长假”了。
依然有许多的工人在被含铅汽油毒害，而资本家们就算作了一场秀，被诊断出铅中毒，也可以给自己“放假”，可以有很好的疗养方式。
直到1966年，也就是含铅汽油生产并应用近半个世纪后，一名地质学家（克莱尔·卡梅伦·彼得森）才揭露了谎言的一角。又过了二十年，美国才彻底禁用了含铅汽油。
相信诸位还没有忘记，这位米德利还发明了氟利昂。而为了证明氟利昂无害，他采用了类似的方法：1930年氟利昂被发明后，他在产品发布会上便“未雨绸缪”，直接吸入了一大口氟利昂，并吹出一口气吹灭了蜡烛。
他的这番作秀也让氟利昂得到广泛应用五十几年，直到1987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中彻底给氟利昂盖棺定论：它会破坏臭氧层。
而此时的米德利怎么样了呢？正如同那句话所说“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人”。
这么敢“作”的一个人，终究还是因为铅中毒拖垮了自己的身体，患上了小儿麻痹症，晚年只能躺在床上。
在床上他也依然是一个发明家：米德利设计了一套精密的滑轮和绳索系统，可以将他从床上抬起来。
然而，某一次他操作这个系统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导致自己被其中一根绳索勒死，年仅55岁。
百年前这位“前辈”勇于尝试自己本来知道有毒的东西，最终也因此而失去了生命。这不由得让人好奇园田康博的结局。
首先，喝下处理过的核废水这件事肯定是带给了他好处的——在作秀的第二年，他便升任为日本环境部副大臣。
但是此人的政治生涯时间很短，此后几年他接连竞选失败，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他个人的社交帐号也在此后慢慢停止了更新。
如今他社交媒体上个人账号的最新动态还停留在2014年，有关他的最后一条官方消息停留在2015年，是他宣布退出政坛的消息。
从其他途径，我们可以看到园田康博在谋求“转型”：株式会社在2019年前后推出了ACD项目，全名为“ANA CRAGO DIERCT”，是一个主要做跨境电商的项目。
而园田康博就担当了这个项目的CEO。
2019年7月，他还来到了我国成都参加ACD路演项目，现场发表了题为《跨境电商的新时代 全日空海淘》主题演讲。
这起码证明，园田康博还活得不错。但铅中毒的米德利也是二十余年后才尝到自己种的恶果，谁知道再过十年之后，园田康博会怎么样呢？
而且，就算是园田康博喝了这个核废水却没有出现问题，也不能证明日本的核废水处理技术是完善到可以向海水中直接排放的程度的。
至今仍有不少人怀疑当年园田康博所喝的水并不是经过处理的核废水，这是一个疑问。
另一个更加显而易见的是，日本会全部按照标准排放吗？这些核废水又真的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吗？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如今主要的核废料的处理办法。
可以说当下，人类技术还不足以彻底处理核废水，特别是其中的放射性元素。所采用的办法以减少其放射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为主，剩下的就交给时间，等待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过去。
目前主要处理方法有四种：
建立储存罐，先进行放射性物质过滤，然后全部储存起来；注入底层，等待其随着时间衰变；蒸发释放，混合起来稀释浓度，达到排放标准后让其蒸发进入大气中；排放入海，稀释其浓度后排入到大海中。
此前日本采取的是第一种办法，而正是因为日本国土面积实在不大，建立起来的储存罐占了许多的面积，日本才想要采用第四种办法，稀释后排放入海来减少自己的处理成本，以及释放本就紧张的用地。
地理常识告诉我们，海洋和陆地比例为7：3。这其实只是地表面积比例，如果论体积，海洋的总体积要比陆地（有生物生存的）大不知道多少倍。
如此巨大的海洋体积带来的是非凡的包容性，用成语来形容便是“海纳百川”。
大海中物质循环的通路至今人类未能完全弄清楚，唯一可以得知的是，海洋对污染物的处理能力远在陆地和大气之上。
人们经常说，排除剂量看毒性是不对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就像我们都知道口红是有毒的，但是人要足足吃上数百根乃至上千根口红才会中毒，所以这种毒性对人类便可以视为是几乎无害的。
海洋处理污染物的能力是差不多的，当把对一个地区来说可观的污染物排入海水中，海水会首先稀释这些污染物，再加以强大的自净能力，便很快可以将其降低到对人类无害的程度。
还是这句话，排除剂量看毒性是不对的。在海洋里，我们也要注重看“单位剂量”。
代入到日本排放核废水这件事中，或许日本排放的总量对于海洋来说并不多，但对于日本近海来说就是灾难性的。
核废水扩散开，被海洋稀释、处理需要时间，这个时间不是以“分”、“小时”、“天”来计，而是以“年”，“十年”来计。
直接将大量的核废水排入日本近海，对于周边的居民来说，影响就不能视为几乎不存在了。
碰巧，我国是一个距离日本十分近的国家。此前已经有研究模拟了日本排放废水后核污染随海洋洋流扩散的速度。
仅需一年的时间，核污染将覆盖整个北太平洋。而流入我国南海和东海只需要140天。两年后，我国大部分沿海地区都无法幸免于难。
最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海水中的核污染还没有完全降低到对人类无害的程度。也就是说，核物质扩散到我国海域后，将对我国人民的生活造成不可忽略的影响。
美国其实也无法幸免，根据洋流流向，美国会比中国遭殃得更早。
但是经过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想必大家也对美国人“自由至上”主义有了更多了解。
人命远远没有自由重要，而真正觉得自己命重要的那些人自然有办法规避核污染，或者在受到污染后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
继续谈剂量的问题。即便单位海水的核污染物浓度已经远低于排放标准，总量依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现行各国的核污染排放指标中，除了单位水体的核污染浓度外，还规定了“年排放限值”。
以我国为例，轻水堆中“其他核素”单位水体排放标准为1000Bq/L，年排放量的限制为5×1010Bq/a。
假设日本已经将处理水中的核废料浓度降低为我国排放标准的1/10，年排放总量仍将超标一百倍。
或许有些人在看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如此冷处理日本排放核废水问题时会产生疑惑：是不是没有这么耸人听闻呢？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就知道并非如此。
1972年，在日本的大力促成下，联合国出台《伦敦公约》，这是一个防止向海洋中倾倒废弃物的国际性公约，其中也包含核废物。
之所以出台这个公约，是因为当时发达国家向大海中倾倒核废物的事件太多了。
其中尤其以美国为首。在1945到1965年间，美国在旧金山附近的海上倾倒了近五万桶（几乎未经处理的）放射性废弃物，后来又选定了太平洋40个专门的“倾倒废弃物区”。
英国和荷兰紧随其后。1971年，英国轮船公司计划在英南部海域倾倒一批化学毒品；几乎同一时间，荷兰也打算在北海北部海区倾倒650吨氯烃废弃物。
这两个国家没能如愿，因为北欧各国进行了强烈抗议，国内各界人士也表达了强烈反对。也正因此，《伦敦公约》才在相对顺利的情况下签订成功。
日本是《伦敦公约》的牵头国家之一，当年他作为太平洋沿岸国家，着实无法忍受美国经常在太平洋里倾倒核废物。
如今，他却踏上了同美国一样的路，还要亲手推翻自己曾经设下的公约。由此也可以见日本的“国品”了。
回到核排放本身，我们继续关注污染物处理过程中的关键词。如今世界各国的排放标准，基本都是以“对人无害”作为基础的。
但是，人作为食物链顶层生物，而且是相对较为大型的生物，对污染物的抵抗能力是远在小型生物之上的。
换句话说，海洋中生物对核污染的抵抗能力极低。单位量对人类无害的核污染物，对它们来说是未必的。
有许多科学研究为证。2012年，在日本海底已经发现了变异鲶鱼，奇形怪状不似地球生物。
这就是2011年福岛核泄漏后污染造成的恶果。2016年，美国渔民捕获的阿拉斯加三文鱼、加拿大白鱼和太平洋鲱鱼身上已经布满了本不应该出现的白色肿瘤和溃烂。
作为食物链顶层生物，这些毒素会在人体内积累达到一个顶峰。
2013年，加拿大电视台曾经 道，因为吃了在日本水域捕的鱼，全球至少有800人得了癌症，其中至少有一半人不治身亡。
这还仅仅是食用鱼类造成的死亡数字，不包括受到辐射其他影响导致的病变和死亡。
福岛自己受到的影响更严重。2015年年底国际医学杂志《流行病学》上的论文指出，福岛内儿童甲状腺癌发病率是日本平均水平的20-50倍，今后不可避免出现更多患者。
甲状腺癌主要是由碘同位素诱发的，而核废水中的铯同位素将导致白血病的患病率大大上升；氚，也就是氢的同位素，将直接影响生物的基因。
我国也将受到严重影响。
除捕捞外，太平洋海水养殖也是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的重要部分，养殖产值已经超过了捕捞产值。当核废水来临的时候，养殖业和捕捞业都将遭受相当大的打击。
相比于捕捞，养殖的密度本来就要更大，在核污染扩散过来的时候，产生变异的可能性更大，受到的影响也就更大。
即便不变异，出现囊肿、溃烂等像北美鱼类一样的症状，对养殖业来说也是毁灭性的打击。就是说，当核污染来临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产业能逃脱其负面影响。
核废水即便是经过所谓“无害化处理”，也不可能达到完全无害，这是肯定的。
另一方面，日本的“国品”也使得人们忍不住怀疑，它真的会处理到“无害”的程度吗？它真的没有一早就开始排放吗？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2016年，加拿大科学家已经从加拿大三文鱼以内检测到了铯134，证明福岛核泄漏的影响已经扩散到了北美地区。
尽管当年的地震引发了海啸，必然导致部分核物质被带入到海水当中，但日本偷偷排放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况且，根据多种渠道的信息来看，日本已经以各种方式在偷偷排放了。
今年的5月16日，日媒表示“福岛核电站储水罐已经接连发生多次泄露”。对此，媒体以“持续的地震”和“储水罐”的老化来解释。
能够阻隔放射性物质排放的罐子这么不结实显然不可能，这要么是有意的偷工减料，要么就是以“漏水”来解释自己的偷排。
除“老化”造成的泄漏外，2019年10月17日，日本又有这样一则新闻：福岛核废物堆放点遭台风袭击，2667袋辐射污染物被冲入河中泄漏。
有意思的是，日本是一个经常遭遇台风的国家，却没有对核废料采取任何保护措施。以日本人一贯被称赞的“严谨”，实在很难怀疑这是一个“疏忽”。
更直接的证据来自韩国方面。前几年日本“渔船”偷偷去韩国海域排放，被韩国媒体拍了个正着。
此外，就连日本人也承认当年福岛核反应堆已经烧穿了表面底层，进入岩层之中，污染了日本的地下水体。
而地下水与海水直接是相连、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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