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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的步枪七
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中，东北边防军损失惨重，三个精锐主力国防旅被消灭或者重创，只能被迫停战。在此之后，张学良痛定思痛，制定了规模很大的武器生产计划，目的是在两年之内对东北军进行整体换装升级。
但是实际上，以东北当时的财政能力，根本不足以支撑如此庞大的军工计划。当时的东三省兵工厂虽然规模庞大、设备众多，但是各种问题很多，方方面面的浪费惊人，武器的生产成本甚至比内地几乎高了一倍。
一、耗资巨大的东三省兵工厂
从1921-1928年，东三省兵工厂规模飞速扩张，一举成为当年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日本人甚至称其为“远东第一兵工厂”，单体规模超过了日本本土的三大兵工厂。当然了，日本人这个排名是别有用心和值得商榷的，和平时期的日本兵工厂产量，自然比不上常年处于战争状态的沈阳厂，这根本说明不了真实的战时产量。
但是起码有一点日本人是说对了，就是沈阳厂规模很大，产量也在当时首屈一指，而这背后，则是天文数字的资金投入。
曾任东三省兵工厂材料处处长沈振荣在《东三省兵工厂》中称：“东三省兵工厂建厂达13年，到九一八事变前，建设资金达3亿余元，实际还不止此数。”
这“3亿余元”是个什么概念呢？要知道当年一个奉军士兵每月的军饷只有两块奉大洋，而奉大洋折算银元是1.5:1，也就是3亿奉钞能折算大概大洋两亿。要知道教员做北大图书管理员时的工资每个月才8块钱，一辆“佩佩奥斯汀”小汽车也不过是1100元。老蒋要养活一个精锐的主力师，每年也只需要300万元。这2亿大洋，那可是近70万大军的军费啊！
当年的东北虽然富庶，黑土地的产出很高，大豆更是出口创汇的硬通货，但是这70个师的军费，也是能轻易拿出来的吗？
二、奉系的财政总收入
哪怕是奉系号称财大气粗，这3亿元（两亿银元）对于奉军来说，也是非常大的负担。那时候阎锡山占有晋绥两省，全年的财政收入不过是1300多万银元，阎锡山要用它养活晋绥的所有公务员，还有20多万大军，还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太原兵工厂。
东三省虽然收入高得多，要养活沈阳厂这个吞金巨兽，那也是非常吃力的。要知道在奉系起家的前期，其财政收入是非常有限的，一度年收入只有两千多万元，这点钱也就只够养兵的，还经常入不敷出欠着上千万的外债。不过张作霖很会用人，他起用了理财能手王永江，让他出任奉天省督军署高级顾问主管财政，成为了他的“钱袋子”。
这王永江很会理财，他大举推行经济新政，短短几年不仅还清了上千万的外债，而且还让奉天省“岁入益增，达三千而至四千余万矣”。正是有了王永江推行的卓有成效的经济举措，东北经济在北洋政府时期迅速繁荣。到了1925年，赢得第2次直奉战争的奉军开始大批入关。只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张作霖就先后占据了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河南等多个省份。算上“老巢”东北三省和热河，此时的奉系势力已经遍布全国9个省份，其中又有河北江苏山东等大省，年财政总收入一度高达1.3亿元（没有明确记载，很可能都是奉钞，也就是相当于银元8600万）。
不过呢，当时的奉系主要是草莽出身，对于理财并无概念，每年的财政支出也毫无计划，花钱那也就随意的很。1923年时王永江在老家金州养病，莫名其妙就接到要拨款260万的命令，只能无奈给杨宇霆回信说：
“今日接厅中来信，谓兵工厂上使座签呈：一为常年经费一百余万；一为现用购料费一百六十余万，均经批准，令厅照拨云云。查此项款为二百六十余万。事前并未与厅中接头，遽由上峰（张作霖）一批，即须照拨，不管库款有无此项预备……且一省之款，均按一省之各项行政支配之，若一处遽增数百万而不管其他，则其他方面不将停滞废弃乎？”
这奉系花钱毫无计划性，甚至几百万的支出都不做预算，确实让“管家婆”没法当这个家啊。
三、锐减的财政收入和无节制支出的矛盾
而除了花钱毫无计划性以外，奉系穷兵黩武、多年战争也是个无底洞。而更关键的是奉军还经常打败仗，在失败之后地盘自然也急剧减小，这财政收入也就忽高忽低。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作霖和孙传芳之间又迅速爆发了浙奉战争。张作霖在前线损失了大量的精锐部队，丢失了安徽和江苏两个省，实力大大衰退。而就在浙奉战争结束半个月后，奉系重将郭松龄又带领7万精兵发动叛乱，逼得张作霖只能向日本人借兵，最后才平息了这次内斗。
这两次战争，特别是郭松龄反奉重创了奉军的经济。据档案资料，在第二年（1926）年奉军的财政岁入锐减到2300万元。而当年的东三省兵工厂的经费年额就是2300万元，奉军军费年额为1800万元，张作霖还有个人特支经费1000万元，总计需要高达5100万元之多，亏空达到了2800万！（应该都是以奉钞计价）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时在奉天省省长任上的王永江，眼见东北经济无力回天，无奈只能干脆挂印而去。他曾经在给友人的信中吐槽花钱毫无节制的杨宇霆说：
“如防水焉，仆之筑堤一丈，而杨乃决去一尺，则全堤俱溃，筑之力不如决之力大而且速，悍然不顾，于是吾民大苦，而危象渐成，此下野所以不能不决然也。”
所以，从1926年开始，奉系的财政其实已经是一塌糊涂。其后虽然重新入关甚至组建了安国军政府，但不过是昙花一现，到皇姑屯事件发生大帅去世后，张学良时期的东北财政已经是岌岌可危了，要养活一个年花费2300万元的巨型兵工厂，实在是力有不逮啊。
万般无奈之下，张学良不得不想办法让兵工厂转产民品，同时裁撤精简现役部队，以图开源节流之效。可是事与愿违，不久之后“中东路事件爆发”，东北军又和苏军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苦战，兵工厂只能全力开工。在战后为了吸取教训，东三省兵工厂更是制定了庞大的武器制造计划。其中仅辽十三步枪就要生产80000支，各式火炮更是高达289门，即使按照保守估计，这数量庞大的武器弹药，价值至少要在5000万银元以上。
而中原大战前好不容易恢复一些的东北经济，当年财政总收入也不过是8000万元（很可能是奉钞，这时候的奉钞已经急剧贬值）左右。要完成如此庞大的武器生产计划，实在是非常吃力啊。
四、昂贵的东北造武器
不过当年这个武器计划，除了财政方面有问题之外，其他的在产能和技术方面，其实是可以实现的。沈阳厂当时进口的生产线非常齐全，厂内还有来自多国的技术人员，另外还储存了大量原材料，可以说完成计划中的订单毫无问题。
这里面的物质基础，其实还是张大帅留下来的。奉军曾经借着一战结束的红利大买廉价军械，当时沈阳厂储备的武器原材料，数量多得都让后世难以置信。据统计，张作霖在1923-28年间只是弹壳一项，就从丹麦进口了30万吨之巨，足可以装配子弹上百亿发，足够中国打至少5次抗日战争用了。而九一八事变时，沈阳厂仓库还有价值1200万银元的材料，和1200万银元的半成品，另有110万银元的火药被日军抢去。所以在原料方面，沈阳厂其实是毫无问题的。
当时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出在生产成本上。现在的一般历史研究者都觉得沈阳兵工厂规模很大，是民国时期最好的兵工厂。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厂建设并不合理，生产浪费极大，厂内又有奥国、日本等各国技术人员争权夺利，生产效率很低，而生产成本又很高。而因为有奉军这个大买主在，所以成品价格定得很高，甚至是正常价格的几倍。
比如马克沁重机枪，国府金陵兵工厂的出厂价为1100元，而东三省兵工厂的出厂价为2000元，高了接近一倍。再比如最容易生产的迫击炮，沈阳厂的80毫米迫击炮的价格是1875元，而国府兵工署更先进的民20式82毫米迫击炮则只需要480元，沈阳厂的价格高了整整四倍。
而在枪炮弹上，沈阳厂出品的同样非常贵。据记载，当时沈阳厂造的新七九步枪弹（七九轻尖弹）1127084发，价值135250元，平均每发子弹是135250/1127084=0.12元。旧七九步枪弹（七九圆头弹）9050发，价值1086元，平均每发也是1086/9050=0.12元。而国府兵工署的79枪弹1000发只要70元，平均只要0.07元一发，比沈阳厂便宜了四成还多。而在迫击炮炮弹上，国府的82迫击炮炮弹只要5.8元，沈阳厂的却高达9元一发，也是便宜了三分之一还多。
综上以上种种表明，东三省兵工厂虽然在规模上是全国最大，但是由于管理不善浪费严重，生产中的耗费却远远大于关内的兵工厂，最终产品的价格也是远高于关内诸军阀的自制武器。
而时间到了1930年，东北军舔舐着伤口开始缓缓恢复，关内各军阀却因为种种问题矛盾逐渐激化，蒋冯阎桂四大新军阀之间逐渐紧张，战局一触即发。在这个时候，一方面财政紧张穷得都快揭不开锅、另一方面却新造了大量军火的东北军，开始成为了关内各派造拉拢的香饽饽。而东北军大员们也乐得卖一部分军火，一方面赚得利润，另一方面也可以兵不血刃主导战局。
当时在对待东北军火的问题上，阎锡山和蒋介石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子。这阎锡山精打细算，那是真正的一毛不拔，对高价的东北武器不屑一顾。而蒋介石却看似傻乎乎的、他以每支高出25银元的价格买了10万支东北步枪，等于白送了张学良250万大洋。
可是这结局却让人大跌眼镜，最后是精明人输给了傻子。这高价买货的老蒋，在东北军高层眼中成了“财大气粗”的代名词。最终在中原大战的胜负天平上，这次看似吃亏的军火交易，给老蒋这边放上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看起来，有时候处处精明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吃小亏占大便宜的道理，不是每个人都懂的啊。
参考资料：
《张学良传》
《中国近代兵工史》
《江南制造局记》
《九一八国难痛史》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档案史料》
《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清末至民国的兵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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