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账背后的明朝政治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郭宇昕

《嘉靖帝的四季：皇帝与首辅》，【美】窦德士著，谢翼译，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336页，68.00元

明世宗朱厚熜，系明宪宗朱见深四子兴王朱祐杬之次子，即明孝宗朱佑樘侄、明武宗朱厚照堂弟，正德二年（1507）生于兴王就藩地湖北安陆。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无嗣而崩，朱厚熜依宗法承继帝位，次年改元嘉靖，开启了长达四十五年的嘉靖时代。

嘉靖帝及其子隆庆帝、孙万历帝在位时间总和将近百年，却以怠政之名见诸史册，论者以为皇帝怠政于上、百官贪腐于下，致使大明帝国日薄西山，在席卷全球的“十七世纪危机”中滑入了天崩地坼的“明清鼎革”。又另有史家认为嘉靖帝虽表面不理政事，实际仍“乾纲独揽”，以权术操纵大臣、中官，有效掌控了明朝运转已久的官僚机器，在嘉靖帝祖孙三人的统治下，明朝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以致世风迁移、崇尚奢靡，明末文人一时竟有了“幸生圣明极盛之世”（宋应星：《天工开物·序》）的缥缈盛世感。

基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总有不同。对嘉靖帝及其时代的褒贬对立如此鲜明，昭示着后人，嘉靖一朝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复杂超过我们想象。而相比以《万历十五年》闻名于世的万历朝，嘉靖朝如同隐入巨烛之下的暗影而不为人所重。国内学者林延清著有《嘉靖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胡凡著有《嘉靖传》（人民出版社，2004），卜键著有《明世宗传》（人民出版社，2013），均未达到《万历十五年》的传播度。通俗作品方面，最著名莫过于2007年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至今仍被史学爱好者评价为“神剧”，但上映时收视惨淡，至今未见重映。如今，著名元明史学者窦德士所著《嘉靖帝的四季：皇帝与首辅》译介出版，或可引起学界与大众的重视。

窦德士与本书

窦德士（John W. Dardess），有时译作“达第斯”，1937年1月17日出生于纽约，1958年毕业于乔治城大学，196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66年至2002年任教于堪萨斯大学，长期担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述颇丰，其代表著作包括《明代社会：14-17世纪的江西泰和》（1996）、《儒学与独裁统治：建立明朝的精英》（1983）、《征服者与儒士：元代后期政治发展面面观》（1973），他还参与了《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元朝后期部分的撰写。2020年3月31日，窦德士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四季”的大循环与小循环

将长时段以一年之四季作喻并非窦德士的首创，早在明万历时期，张涛在《歙志·风土论》根据社会风尚的变化，便尝试将明朝此前的历史分为四季，顾炎武将其全文录入《天下郡国利病书》中：

弘治以前，“诈伪未萌，讦争未起，纷华未染，靡汰未臻，此正冬至以后春分以前之时也”；

至正德末、嘉靖初，“诈伪萌矣，讦争起矣，纷华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后夏至以前之时也”；

至嘉靖末隆庆间，“诈伪有鬼蜮矣，讦争有戈矛矣，芬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此正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也”；

到张涛自己时代，“鬼蜮则匿影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此正秋分以后冬至以前之时也”。

对于以后的历史，张涛自然是不知道的，他也只能说“后有来日则惟一阳之复”这种循环的可能。

卜正民（Timothy Brook）很喜欢这种比喻，认为用“这种周期循环的隐喻”进行叙述可以“捕捉明人对于他们身处其中的那个时空的些许感受”，因此他写作《纵乐的困惑》一书时也将明朝分为冬（开始）、春（中期）、夏（结束）三季，而以秋（毁灭）作为结尾。四季，也正是当时人捕捉所在时代“变化脉搏”的感知，用以形容一个无发展的变化循环，恰如其分。

无论四季还是三季，张涛还是卜正民，他们的分期中，嘉靖朝都位于两季更替之间，也正是嘉靖帝的登基拉开了一系列变动的序幕，成为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大循环中的一次剧变，而其在位的四十五年亦足以完成一轮春夏秋冬的小循环。

在这四十五年里，实际经历了不止四任首辅，但其中任期最长的四位，也是本书四个部分的主人公，张孚敬（1475 －1539 年，浙江永嘉人）、夏言（1482 －1548 年，江西贵溪人）、严嵩（1480－1567年，江西分宜人）、徐阶（1503－1583 年，南直隶华亭人），恰好代表了嘉靖朝的春、夏、秋、冬，他们共同塑造了嘉靖朝的君臣关系与内阁政治，其影响甚至超过嘉靖朝，远及隆庆、万历。

嘉靖朝首辅表，据孙卫国：《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考论》

皇帝与首辅的政治日常

作为“故事书”，本书始终紧扣“政治”的主题，以四位首辅的成长史为线索，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每个时代首辅的日常工作、与皇帝的互动，以及当时的重大政事。

春季的主角之一张孚敬已经在序幕中出场，当他正式步入朝堂、参预机要，嘉靖朝的革新开始了。嘉靖帝雄心勃勃，有心为整个大明重制礼法，即“复古”或“中兴”，礼仪改革也是他革新的重点。张孚敬在“大礼议”时作为嘉靖帝的得力助手，此时便先后以大臣、大学士、首辅的身份参与进来。张孚敬与其他首辅不同之处在于，他出任大学士时，嘉靖帝年仅二十岁，虽然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手腕并树立了绝对权威，但毕竟还是少年，因此张孚敬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导师、医生、心理治疗师的角色，也参与了嘉靖帝家庭事务，如母子关系、帝后关系、子嗣问题等——当然，皇帝的家庭事务同样也是国事，但毕竟牵涉到皇帝的隐私，是以君臣在此更偏重于私人关系而不在于国政。随着嘉靖帝的成长，对权力的占有欲日益增强，他“带着与生俱来对权力的了解，展现出钢铁般的意志和狂热的野心”（46页）。他不再依赖张孚敬，与张孚敬分歧愈来愈大。而当大臣与皇帝在战略上发生分歧，基本已经预告了前者的离场。在三次下野后，张孚敬最终于嘉靖十四年（1535）彻底致仕。此时，作为少年皇帝夺权工具的大礼拥护者已经全部离开舞台，这标志着万物初萌的春季已经结束，嘉靖朝即将迎来盛大热烈的夏季。

张孚敬：犀利的意识形态战士；

夏言：杰出的技术专家；

严嵩：操纵以腐败为基础的官僚机器的政客；

徐阶：将个人行为模式（“致良知”心学）引入高层政治领域、与众不同的大学士。

日常背后：礼仪、皇权与明朝政治

与大多数人想象不同，政治的日常、尤其是高层政治的日常是非常无聊的，英国著名政治喜剧《是，首相》就自嘲过“批评政府的剧是世界上第二无聊的，第一无聊的是赞美政府的剧”。但这种流水账式的政治日常，或许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侯旭东在《什么是日常政治史》里反思了“只是关注制度运行中发生变化的若干时刻”和“构建大事件序列或线索”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日常统治”的概念，即：从事件、事件序列、制度转向关注小事件、事务，关注人与事务的关系，同时亦由关注“变”转向关注“常”，以及“常”中如何产生“变”。前面提到的《万历十五年》，其英文标题“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后半段“不重要的一年”，黄仁宇称“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后人将这不重要的一年置于晚明的政治变动中，却能够发现“风起于青蘋之末”，也正是此意。

本书最大的背景，就是明朝政治的过分成熟。“它是成熟的力量，其机构发达而稳定，政治思想锚定在文明的黄金时代，在地缘政治上的姿态是确定不变的。治理明代中国的庞大官僚机器也是同样成熟的，甚至是过分成熟的。”（vii页）而作为一个过分成熟帝国，在政治中的体现便是对“礼”的重视。明代中国整体太平无事的氛围，使得礼仪的重要性超过了国防和国内安全等其他事务（第8页）。这也是为什么，嘉靖帝从未进入京城，便如此强调以何种礼仪入城，之后更是通过“大礼议”才得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本书的四位首辅，全都是通过礼部进入内阁这一权力枢纽——在此之前，入阁的踏脚石是翰林院（152页），同样是涉及“礼”的部门。而四位首辅入阁前后的经历同样可以看出，他们所掌管的事务几乎都是在配合嘉靖帝、对礼仪进行革新或是维系。这些看似日常的例行公事，其实正是当时的特点。这也是《万历十五年》里所说的：“统治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嘉靖、隆庆、万历，一脉相承。

嘉靖帝

年轻的嘉靖凭着自身品性的力量，充分运用明朝皇位的传统特权，以及仅仅六位关键支持者的帮助，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数以千计难以应对的官僚，再通过他们施加到亿万民众身上。（33页）

这种权力结构与统治模式，注定了每位首辅所执行的必然是皇帝的意志，嘉靖帝始终没有离开本书的叙事，即使已经深居西苑，其皇权的阴影仍在每位首辅的身后，挥之不去。是故明代史学家王世贞称：“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

本书未竟之处

大礼、四郊、庄肃谥议、章圣南祔、京营、河道、阉宦、二后丧祔、册立分封、宸章召对、大狱、张延龄狱、甘州兵变、大同兵变、大同再变、辽东兵变、南京兵变、南倭、北虏

余论

但站在历史末端的我们捧起史书后却能知道，当这个享国日久、过分成熟、崇尚礼乐的庞大帝国重复着日常政治，它的东北部，一个年轻、简陋、尚武的小部落正在悄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