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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下的英语教学研究》前言
崔 刚
作为一名英语教师,从事英语教学的研究当属分内之事。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内,在从事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教学与研究的同时,我也非常关注我国英语教学的动态,并积极参与了一些活动。基于自己对我国英语教学的观察与认识,我撰写了一些文章,陆续发表于有关的期刊和 纸上,希望能对我国英语教学的发展尽微薄之力。承蒙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厚爱,把本人自2003年以来发表的一些主要的与英语教学有关的文章结集出版,以方便交流。
这些文章涉及到英语教学的方方面面,如果读者能够有耐心读完其中的一些文章,将会不难发现,这些论文都贯穿着三个核心的要点:一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充分借鉴国外教学与学习理论的同时,力求解决我国英语教学的实际问题。二是力求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们的英语教学长期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这在一线教师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我国的英语教师中普遍存在着一种重技能、轻理论的倾向,把教学看作是一种技能型的东西,认为熟能生巧,不需要懂得太多的理论。这种看法固然有偏颇之处,但是这也与我们的教学研究与实践脱节有一定的关系。许多研究者往往更加看重教学理论的所谓的深度,而忽视了它们对于具体教学问题的指导性。即使有所考虑,也往往不能够提出具体的教学建议。长期以来,笔者本人一直尝试着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构筑一座桥梁,利用各种机会力图把各种抽象的理论用一般教师能够接受的语言阐释出来,并结合具体的教学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贯穿于这些论文之中的第三个核心点是本人内心所存在的一种一以贯之的“中庸、平衡”的基本思想。儒家的中庸思想是我国道德智慧的精髓,它既是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同时也包含了丰富的方法论内涵。它主张观察和处理问题要把握适当的界限,维护事物的质的稳定性和事物发展的平衡性,避免走极端路线。长期以来,许多人对中庸思想具有许多的误解,错误地以为中庸就是“和稀泥”、“无原则地调和”,甚至把社会存在的许多问题归咎于中庸。笔者本人并不赞成这种看法,认为中庸思想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是不断地在各种选项之中寻求平衡的过程。
我们在许多方面之所以存在问题恰恰是因为没有遵循真正的中庸之道。遵循中庸思想的原则,我国英语教学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从而找到真正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例如,关于英语课程的性质,我国基础教育界一度出现了关于“二语”和“外语”的争论,2008年8月8日《中国教育 》曾经专门就“我们能否走出二语与外语的误区”组织了系列文章。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的英语教学肯定属于外语教学的范畴,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否认“二语”的合理性,因为在两者之间还是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二语习得的理论也可以供外语教学借鉴,只不过要防止生搬硬套,要充分考虑我国外语教学的具体环境和中国学生的实际情况。与此争论相关的是关于“学得”和“习得”的问题,作为两种学习的方式,在外语教学中是同时存在的,尤其是在我国的外语教学中,“学得”中往往包含有“习得”的成分,而在“习得”中又包含有“学得”的成分,很难把它们截然分开,片面地强调任何一个都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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