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生态美学思想对中国“美丽乡村”环境设计的启示

摘 要：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国“美丽乡村”环境建设的挑战与机遇；其次，通过挖掘西方深层生态学、生态美学和背后人地关系的哲学思想，分析了这些实践主义哲学的应用策略与实践方法，从而为我国“美丽乡村”环境设计策略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启示。

引言

“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加大传统村落民居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护力度，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但广大城乡建设者不断追问“美丽乡村”究竟“美”在哪里，如何实现“美丽宜居”。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农村的建设不应局限于空间规划、视觉设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而是应该与生产方式的转变对应，乡村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从生产和生活的场所转变为消费和保护的空间[1]。如果这时候我国再沿用过时的总体规划，或是只从生产和生活需求的角度来设计农村环境，不但不能解决当前严峻的农村问题，反而会让农村现有的社会结构、生态平衡、经济发展等遭到更严重的破坏。所以，这需要乡村建设者们认识到广大农民群众对农村环境在生态、人文等基本要素上的迫切需求。当下，许多西方国家正走向一条充满机遇的新路,即打破城乡二元格局，促进一体化协同发展。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西方生态美学思想及在此基础上实施的农村建设实践，对我国“美丽乡村”建设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1 困境

1.1 重经济轻美学

我国现行的建设方针为“适用、经济、绿色、美观”，虽然这个方针考虑了生态和美学两个维度的需求，但在城乡建设的实际操作中往往更加强调适用与经济，有时甚至会把适用与经济和绿色与美观割裂甚至对立。同时，国内目前对美丽乡村的研究多根植于经济发展、公共管理和城乡规划等领域，对乡村景观的美学特征营造没有过多的关注。但若美丽乡村在美学价值上有所缺失，又何谈“美丽”二字？

1.2 重城市轻乡村

我国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地域和城乡差异。许多农村的发展动力、活力和吸引力不足，许多青壮年更愿意背井离乡涌向城市，农村成了留守儿童和老人们苦苦守候着的行将被遗忘的角落。但不管是城还是乡，谁都不会在当今协同性发展的浪潮中独善其身。城和乡在气候、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缩小城乡差距已成为全国协调性发展的基本需求。要找到如何缩小中国城乡建设差距的途径和方法，就绕不过开发农村环境的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这条必经之路，这样才能使广大农民群众在保有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能够享有美好、和谐的环境，让每个人心中的乡愁成为“美丽”的乡愁。

1.3 重短期利益轻可持续发展

离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但唯GDP论依然是各国维持增长的主流思想，生态和环境成本长时间被忽视甚至被抛弃[2]。一方面，我国许多农村建设者只关注近期甚至眼前的利益，置子孙后代的生存安危于不顾；另一方面，我国一直沿用的总体规划方法往往只以生产和生活的需求来设计农村环境，不但不能解决当前严峻的农村问题，反而会让农村现有的社会结构、生态平衡、经济发展等遭到更严重的破坏。

1.4 机遇

在以上种种困境下，党的十八大 告明确指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十九大 告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为“千年大计”，努力“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主导思想，表明了我国政府重视可持续发展、发展生态文明的决心，也为“美丽乡村”指明了主导方向。

2 西方生态美学对中国“美丽乡村”环境设计的启示

2.1 深层生态学的启示

生态学不仅是一门自然科学，更属于伦理学的范畴，而伦理学的根本就在于敬畏生命，所以环境伦理学是唯一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的哲学领域。然而，传统西方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科学与价值的分离，用客体化和机械化来对待自然，甚至认为“人定胜天”，这导致西方工业社会一度非常迷信科学技术能够解决现存的生态问题。比如浅层生态学信奉机械唯物论的形而上学，认为可以利用科学技术来解决空气和水的污染问题，或者颁布法令把污染控制在指定区域内，甚至干脆把污染工业输出到第三世界国家。这些从人类本体出发的生态实践关注的是特定的人和国家的利益，这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体现，它把人看作是自然界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反之，自然是为人所用、被人所征服的[3]。人类的妄自尊大也让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前的全球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包括人口、环境、经济、气候、资源和社会[4]。西方的生态哲学以当代生态存在论哲学为理论基础，在这种哲学体系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深层生态学。以挪威哲学家奈斯为首的深层生态学家们，在道德、经验、实践、逻辑和理论上抨击人类中心主义。他们信奉生态中心平等主义，崇尚泛中心论。他们认为万物平等的范围不能只局限于人和社会，而是需要扩大到整个生物圈，人对待自然应该奉行“利他主义”，从而实现人类同善。深层生态学的最高层次是与所有生命和谐共处的“自我实现”，即人类只有纳入人类共同体和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之中才能实现自我价值[5]。

深层生态学不仅是一种哲学思想，更是一场运动，它倡导人类个体意识的转变，即每个人都要学会尊重自然、敬畏生命。深层生态学的内涵已经渗透到西方的政治和经济领域，它也是整个西方社会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社会背景下不可或缺的指导思想[6]。比如深层生态经济的目标并不是工业文明所追求的生产力，而是追求用适宜技术和软能源途径在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之后反哺生态。当然，有不少批评者认为这是对当前全球发展进程的倒行逆施，但深层生态学反对的是人类在自然面前的特权而不是反对人类的生存权利。深层生态学关注的是全人类乃至整个生态圈的共同发展，这是受益范围更广、更深远的发展观。

在此背景下，西方生态农村的环境建设深受以深层生态学为理论导向的环境运动和绿色政治的影响，倡导农村居民转变消费习惯，积极变革土地使用、经济发展和房地产市场政策。同时，上世纪60年代末，美英的农村发展政策明确了美学与景观变化之间的联系，开发了基于深层生态学，以专家和观念方法为实践基础的景观评价体系，用以评估农村景观的美学质量，一方面有利于建立自然或荒野保护区域，另一方面尽量减少或减轻农业发展或工业生产导向用途（如耕种、放牧、伐木等）对农村环境的美学影响[7]。此后，欧洲景观公约（2000年）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景观体验上，突出农村景观的感知和特征。许多欧洲国家相继开发出了景观评估方法和工具，如英格兰LCA景观特征评估法、瑞士LABES指标等，这些指标广泛运用于基于深层生态学视角的农村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

2.2 生态美学思想的启示

虽然“美”是一种感性认识，并没有统一的理性标准和定论，但自古以来，“美”总是与“真”和“善”一起被大家孜孜追求，因为人类的感官系统与思想情感紧密相连，这说明“美”具有亲和性和统一性，与生态学整体性、多样性和共生性的特点一致。另外，福柯1也提醒着我们：思想是“从来不局限于思维主体的经验或主观思想在话语中的表现，它是一种行动和实践”[8]。生态美学思想是以生态学的观点来研究美学问题的实践哲学，重点在于关注人与自然、社会及本体的生态审美关系。生态美学思想是人类对其生存状态进行美学的思考和对生态环境进行审美体验的评价。

传统美学思想受黑格尔辩证法观点的影响，强调审美客体的“艺术性”，但生态美学思想却认为“美学”应该研究三个要素，即客观现实的美、人类的审美感知和艺术美的一般规律。它由传统的认识论过渡到实践论，并由人类中心主义上升到生态整体主义，从美学哲学的维度表达了对人和生态圈的绿色关怀。审美感知从根本上是由情感过程触发的，这些过程是由进化的生化、生理和心理能力和倾向形成的。人类知觉反应的复杂性也表明：已有的知识和认知过程可以改变感知[9]。所以,这使得设计者操控使用者的审美体验成为了可能。也就是说，设计师在设计实践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向受众输入生态观念和意识，并引导受众认识美和发现美就能够让生态美学思想被认识和感知。生态美学思想在农村环境设计上的应用主要表现在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意境之美和形式之美四个层面上。

西方生态美学思想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描述为离散但相互作用的集合，这种实践主义哲学观念最终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和绿色政治。在美国，人们居住在风景优美的农村地区的“舒适迁移”行为被认为是当代生态美学发展的最大驱动力之一，他们认知里的“舒适”就包含了生态和美学的两个成分。在欧洲，由于生态美学思想的影响，旨在保护生态和文化遗产的针对农业环境的措施和法规正在导致农村景观的重大变化。

“生命之美”是生态美学思想的重要范畴，“生命之美”是一种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也是对环境友好、对人类负责的美学，它的应用可以给农村环境建设带来勃勃生机，这已在欧美国家的农村发展史上得到了印证。所以，生态美学思想同样可以引导中国在“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上更加多样化和高效化，并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当今中国农村建设中的生态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2.3 生态美学背后的人地关系的启示

“美丽乡村”中“美”的根源在于自然，生态美学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人与地之间的关系。它不再像传统美学一样把审美主体，即人类放在首要位置，而是重点研究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对生态环境给予美学的关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以人与自然生生相息为出发点来探究美的本质。麦克劳克林[10]指出，千百年来农民对自然的态度并不是毫无节制地掠夺和征服自然，也不是不顾自然规律与其作对，而是在满足生存条件的基础上尊重和爱护自然。这些思想都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不谋而合，这为西方生态美学在中国的落地和应用带来了契机和媒介，一方面让西方现代生态美学体系迁移出地域的边界，另一方面让中国传统生态美学思想投射出时代的光辉。

在深层生态学的影响下，西方生态美学理论强调生命与环境相互作用。一方面，城市规划学者提议城市建设向田园回归，如霍华德的愿景是以田园生活的健康效应消除城市中社会群体、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之间的矛盾[11]，提倡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础上,按照生态学原则建立起使社会、经济、自然三者协调发展的新兴城市的发展概念，探索城市化进程中“田园”与“城市”相互交织、互惠互利的路径与策略；另一方面，景观生态学者不断开发可持续背景下统一、整合的解决方案，提倡在环境设计和管理中运用科学的生态原则，这些原则对动物和人的栖息地有着直接的影响。西方景观生态美学的研究突出了视觉美学和栖息地生态可持续性的双重目标，但这两个目标往往存在着冲突，所以，同时兼顾环境美学与和谐人地关系的生态美学折衷方案就是解决这个冲突的最佳选择[12]。西方生态美学在设计界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值得信赖的蓝本和经验教训，启示着我国“美丽乡村”的建设实践。

结语

现如今，农村的功能已今非昔比，西方的农村建设者们普遍认为它应该与层出不穷的社会需求、环境平衡、身份认同、文化遗产和社会公平等人文因素相关[13]，所以，农村环境设计所考量的因素应该是多维度、系统化和全盘化的。西方生态美学思想为中国“美丽乡村”的环境设计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并对已有理论作了相应的延伸发展和适宜补充。并且，受其影响的设计策略和评估方法也能够为探索我国“美丽乡村”环境设计的正确方法提供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从而能够让广大乡村建设者摸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设计策略和环境美学价值的实现路径。

基金： 湖北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校级课题“乡村振兴语境下职业院校绿色设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20B10）; 湖北省人文社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生态城市设计美学研究”（项目编号：18G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