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沈从文笔下的暗黑版“边城”

当年，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写道：

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

这段话中所说的“另外一个作品”，即是指相隔十年之后方才出版的《长河》。我们可以将其看作另一个版本的《边城》，一个带有暗黑色彩的《边城》。著名文学史家夏志清与司马长风等，都对沈从文的《长河》推崇备至，甚至胜于《边城》。

一. 创作与出版

由《边城·题记》可知，作为《边城》的姊妹篇，《长河》的创作与前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沈从文在写作《边城》时，心下已经浮现起《长河》中的人物风光。然而，从最初定下写“另一个作品”到最终出版发行，其中却有诸多坎坷。若要深入地理解《长河》，就不得不对其创作与出版的“外围”状况有所了解。

1.创作：从湘西之行开始

1934年，离家十多年的沈从文第一次回到魂牵梦萦的湘西。然而，他发现“一切皆变了，一切皆不同了”（《感慨之至》）。这里的“变”与“不同”，即是之前所提到的：人们“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值”，向着他所不愿见的堕落处滑去。

从湘西返回北京之后，沈从文继续完成之前已动笔的《边城》。然而，他并没有把湘西之行的失望情绪付之于《边城》。《边城》所讲述的是民国初年的故事，与30年代的湘西毫不相关，是一首“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水云》）。

《边城》是沈从文为湘西所吟唱的最后一首田园牧歌，在此之后，他开始靠近与之形成对照的“另外一个作品”。

在第一次湘西之行之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无论是散文集《湘行散记》还是小说《小砦》，都有与《边城》截然不同的面貌。然而，那“另外一个作品”却迟迟没有动笔，直到第二次湘西之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战事吃紧。沈从文随北京大学南迁，途径湘西，在沅陵大哥沈云麓处盘桓数月。在此期间，沈从文耳之所闻、目之所见，都是辰河码头（湘西境）的鼎沸人声与世故人情。这些都时刻提醒着他，四年前曾许诺给读者的“一种对照的机会”。

1938年4月，沈从文动身前往昆明。到昆明之后，他便开始着手创作《长河》。

1934年，沈从文返乡时所拍凤凰桥，是他唯一存世的风景照

2.出版：删删改改多坎坷

现代作家的不少小说，都是一边写一边连载，以赚取稿费和了解读者反应，完稿之后再统筹修改出版单行本。譬如鲁迅的《阿Q正传》，巴金的《家》，钱钟书的《围城》等都是如此，沈从文的《长河》亦不例外。因此，本处所说的“出版”，其实包含了期刊连载和出版单行本两种情况。

沈从文大概从1938年7月开始创作《长河》，同年八月，即在由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 ·星座》副刊上开始连载。虽然《星岛日 》发行于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但是蒋介石政府还是强势施压，使不少评论大陆时政的文章被删改，沈从文的《长河》也不能免此命运。更糟糕的是，小说在刊登到保安队长调戏夭夭这一节时，便“不得不”停止连载。

面对《长河》不得连载的困境，沈从文并没有气馁。在1942年，沈从文对已有的篇目大幅改写，分成11个章节，再次投给内地 刊，但由于日益严格的审查制度，最终也只发表了4个章节。同年，沈从文将《长河》的第一卷交由桂林明日社出版单行本，但其后又是一番曲折。对此，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亦有提及：

到预备在桂林印行送审时，且被检查处认为思想不妥，全部扣留。幸得朋友为辗转交涉，径送重庆复审，重加删节，经过一年方能发还付印。

不幸的是，桂林明日社最终还是未能“付印”，直至1945年，《长河》才由昆明文聚社出版，原来15万字左右的篇幅被删改至11万字上下。之后，由于时局变动，沈从文最终也没有写出《长河》剩下的卷次。尽管如此，《长河》仍然是一部可比肩《边城》又迥异于《边城》的湘西小说。

1938年，沈从文在昆明

二. 本地人与外乡人

《边城》所展示的是一个封闭的世外桃源，没有外乡人来搅动他们平静的生活，有的只是亘古以来的无常命运。然而，《长河》却是一个热闹的码头，南来北往的外乡人与本地人打成一片，扰动的波涛时刻冲击着丹朱明黄的橘子洲头。本地人与外乡人之间，存在着两种行为范式的冲突。

1.本地人：夭夭、老船长、滕长顺

读过《边城》，再看《长河》，很容易在两者之间找到相似的身影。夭夭与翠翠，老船手与爷爷，滕长顺与顺顺，都仿佛时一对对的重影，都寄托着沈从文辽远的田园闺梦。只是在《长河》中，沈从文似乎更清醒些，他要让那些梦中的人儿去往现实，历经那个时代的动荡与不安。

夭夭与翠翠一样，乖巧可爱，灵魂清澈，都是沈从文笔下的“小兽物”。但夭夭既生于这个已日渐浑浊的社会，她的活泼劲儿上便多了一份心眼，对周围世界更多了一份警惕。当老水手不明所以地告诉她“新生活”，她也替家人担心，问爹爹是否需要去外面躲一躲；当保安队长故意用言辞挑逗她时，她也是从容镇定，心下透亮，故意疏远不搭理。

老船手像那位爷爷一样，对晚辈夭夭爱护有加，只是并没有把全部心思都投入到夭夭一人身上。老水手年轻时与滕长顺一样吃水上饭，然而命运不济，全家老小染霍乱去世，行船触礁而赔尽家产，外出打拼十数年，终究只带回一脸沧桑。正是因为有这般命运浮沉，使得他对社会变动格外敏感，又分外关注。虽然，他对“新生活”运动反应过度，理解错位，但这也正表明时局变动曾对湘西人民带来的巨大影响。

滕长顺，他的人生正如其名，总体上是顺风顺水。他刚开始做短程水手，后来买了艘单桅船兜揽货物，再之后发了旺，增大了船只，扩张了事业，还购置了一片橘园，成了当地的“员外”。不过，他不是一个恶霸劣绅，在地方公务上愿意出头担当，很受乡民的敬重。只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在各种社会运动和军事战乱中，他也是首当其中，日子过得毫不轻松。

沈从文的湘西蜡笔画（其一）

2.外乡人：保安队长

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就是人口的流动性。湘西地区的封闭外壳，此时已被现代化的进程击碎，尤其是在吕家坪这样的口岸码头，更是熙熙攘攘，为利来来往往。在这些来来去去的外乡人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驻扎在当地的保安队。他们如同一枚“异己”的钉子，扎入古老的湘西大地。

保安队，若按字面理解，应该是保护一地安定的一群人。然而，小说中的保安队似乎与之大相径庭。上级为了避免军人发展地方势力，频繁换防保安队，导致兵不认将，将不识兵；更不必说军民打成一片。因此，那些保安队，整日所想的都是怎么搜刮民脂民膏，怎么中饱私囊。在这方面，保安队长算是给部下树立了“榜样”。

小说中，保安队长向滕长顺勒索一船橘子之事，可作为其鱼肉乡里的经典案例。保安队长听闻城里橘子价格上涨，不禁眼红想捞一把。于是，便借口向滕长顺“买”一船橘子，声称要送城里的各路朋友。

然而滕长顺看出了其中猫腻：一船橘子是何其之多？谁有那么多朋友？何况，保安队长未必真的会付钱，而自己也讨不来钱。看到滕长顺犹豫再三，保安队长知道自己“冠冕堂皇”的理由被识破，不禁恼羞成怒，扬言砍光他的橘子园。

保安队长不仅拿眼盯着乡民的钱袋子，还觊觎漂亮的女性。队长以为自己在省城念过书，见过场面，便不把乡间女子放在眼里。那一次，在向滕长顺买橘子受挫之后，恰巧碰上长顺的三女儿夭夭，便带着三分好奇、三分恶意找她寻开心。之后，每每碰上夭夭，队长都要找机会去勾搭。这个时候，读者恐怕都要为夭夭的命运捏把汗，无边的忧惧笼罩着滕长顺一家。

如果说，夭夭、老水手、滕长顺等人，是扎根于湘西水土的“常”；那么，以保安队长为代表的外来势力，就是搅乱湘西生态的“变”。沈从文要写的，正是“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和‘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

沈从文的湘西蜡笔画（其二）

三. 或明或暗的“背景”

《边城》的茶桐是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是一个没有时间性的永恒空间。《长河》则不然，它不仅有着更为广阔得历史视角，也有着更为鲜明的时代背景。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背景不仅仅是背景，只是在《长河》的第一卷中未及走上舞台中央，此后则遗憾地定格在那里。

1.诓骗“义军”，借刀杀人

在20世纪上半叶，湘西这块边隅之地，一直交织着诸多的矛盾：民与匪；民与官；苗与汉等等，致使地方局势动荡不安，战乱频仍；而在三四十年代，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土著苗族与国民党政府的矛盾。这一点，也是《长河》的主要故事背景。可惜，由于书记审查制度，其中的许多相关内容被删除，致使现在的读者看得不明所以。因此，有必要做简要的说明。

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前期，湘西处在湘西王陈渠珍的控制下。这位陈渠珍出身湘西凤凰县，曾加入同盟会，眼界开阔。湘西在他的治下，各行各业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小说中，沈从文就借一位教师之口谈到，他“究竟是自己家边人，要几个钱也有限。钱要够了，自然就想做做事”。然而，这位湘西王最终还是被省主席何键逼下野。

湘西王下野之后，当地的局势立马就难以控制。1934年至1936年间，湘西连遭水涝旱灾，作物歉收，农民一再申请减租却不获许可。最终在1936年初，龙云飞等人的发动了苗民起义，提出“废屯归民”、“抗日救国”的口号，并组建了“湘西民族抗日救国军”。小说中谈到的邻县的“调兵遣将”，即是在应对苗族起义军。但局面最终无法控制，省主席何键难辞其咎，也被弹劾下野。

1938年春，何键的继任者张治中采取了“招安”的策略，以“抗日”为由，软硬兼施，改编了苗族起义军。这批起义军立即被蒋介石派往抗日前线，在长沙和湘北一带浴血奋战，取得了有名的“湘北大捷”。然而，蒋介石将这批起义军派往前线，更有他的私心所在，即借日军之手消灭这些湘西的不稳定因素。

1980年，沈从文在与汉学家金介甫的对话中，即谈到：

想在未来两卷中（另有一说为三卷——引者注）写蒋介石对湘西的横暴占领和有意借抗战名义消灭地方杂牌军。这是蒋介石对湘西人民犯下的罪行。

湘西吊脚楼

2.一个“乡下人”对“现代”的忧思

沈从文常自称“乡下人”。这个“乡下人”的含义是值得玩味的：从籍贯而言，沈从文出生于湘西的偏僻小镇，确实是大山里的孩子；但不仅于此，“乡下人”也是沈从文对自己的文化定位，直接影响着他的创作倾向，与之相对的则是“城里人”。

在沈从文的早中期小说中，有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湘西世界；一个是都市文明；前者是“乡下人”的聚居地，后者是“城里人”的集合区。

在刻画都市生活时，沈从文常常流露出一种鄙夷、嘲讽与挖苦的态度，批判“城里人”的做作、虚伪与堕落。如《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而一旦转向生他养他的湘西大地，沈从文立马会换上一副温情、诗意、自在的笔墨，为读者描绘一个田园牧歌或是原始落拓的世界。

沈从文对“城里人”的嘲讽，不是出于地域身份的偏见，从根本上说，是对“现代”的疑虑。

这个疑虑，最早集中地表现在1933-1934年间，由他挑起的京派与海派之争。沈从文对北平的黄土味颇为适应，但对上海的铜臭味却颇有微词，指责上海的新派作家缺乏创作的尊严感，有“玩票白相”的习气，是“名士才情”加“商业竞卖”的混合。在当时，上海无疑是“现代”的代名词。

在《长河》中，沈从文延续了对“现代”的警惕心，他在《题记》中写道：

“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是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

当然，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无知地拒绝必然到来的“现代”，沈从文亦然。他所忧戚的，是在这浩浩汤汤的现代潮流中，人性可能遭受的扭曲与异化。“伪士”们在四处横行，而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亦坍圮无踪。

1932年，沈从文在青岛

结束语

末了，我想再引用这么一段话，这段话来自1938年7月写给羁留在北平的妻子的一封信，当时沈从文正开始动笔写《长河》：

我想起数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睡在洞中一隅听雷声轰响所引起的情绪。同时也想起现代人在另外一种人为的巨雷响声中所引起的情绪。我觉得很感动。唉，人生。这洪达声音，令人对历史感到悲哀，因为它正在重造历史。

《长河》，即是对“重造历史”阵痛的记录。

《长河》小说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