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城广州，水比黄金贵？（叶曙明）

七千年前，广州的南面还是浩瀚无涯的南海。1930年代，地理学家吴尚时先生在海珠区石榴岗路的七星岗发现了古海岸遗址，证明古书所说，伶仃洋海潮一度可直拍越秀山南麓，并非面壁虚构。

咸潮凶猛

海天一色伶仃洋

在漫长的岁月中，大海虽然渐渐远去，但每逢海潮上涨期，咸潮便把珠江水托起，大举倒灌进城，特别是秋天的台风季节，咸潮更是逞凶肆虐。古人形容咸潮涌来时，虎门外的海面“入夜则海水纯丹，火光万里，波浪乘风如千万火山冲击，物触之辄生火花，咸故生火也。”（仇巨川《羊城古钞》）水可以咸出火来，也相当骇人了。

俗话说：“夏季东风恶过鬼，一斗东风三斗水”。广州的水资源虽然相当丰富，但因为受海潮影响，味咸难饮，民众守着一座水城，却没有足够的淡水，饮水竟成了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真是极大的讽刺与悲哀。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汉军攻陷番禺，为了把南越国的衣冠文物扫荡干净，四处纵火，城郭尽成焦土，宫室倾覆，人民逃散，以致广州要花上几百年时间去恢复元气。到东汉末年，天下三分，烽火四起。东吴孙权是一个“以舟楫为舆马，以海岛为夷庾”的水上霸主，对水城广州自然格外垂意，把它作为重要的造船基地来经营。

陆胤，可怜佢热成咁样

东吴的交州刺史陆胤到广州，发现“州治临海，海流秋咸”，人民生活，深受困扰。陆胤早年在东吴任御史、尚书选曹郎，因卷入了朝廷的立储之争，被关进大牢，几乎掉了脑袋，获释后被孙权派往岭南。

他到广州后，决心解决人们的饮水问题。于是动员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进行了广州有史以来最大型的水利建设，在北城外越秀山脚挖湖蓄淡水，又开凿河渠，把蒲涧水引入湖中，使民众在秋冬季枯水期有淡水饮用。

这个湖的位置，在今天的越秀公园东秀湖一带，最初叫“甘泉池”。有了这个蓄水湖，民众要取水用就方便多了。《三国志》用“惠风横被，化感人神”八个字，形容广州人对陆胤的感恩之情。陆胤离开广州后，人们对他还念念不忘，在甘泉池边，修筑了一座甘泉亭，又名“陆公亭”，以纪念这位官员。

越秀公园东秀湖，最初叫“甘泉池”

然而，甘泉池并不足以解决全城人的饮水问题。咸潮一来，连清远飞来峡的水都是咸的，何况甘溪下游？而且汲水的人多了，湖也会渐渐淤积。因此，日子一长，不少人每天清晨还是要挑着水桶，踏着晓风残月，走上好几里地，艰难地爬上白云山的蒲涧取水，以供一日之用。这种日子，一代一代人接续下去，毫无改变，似乎也永无了期。

东晋太元年间（376~396），广州刺史罗友看到民众跋涉之苦，十分不忍，但自己又没有能耐治水，只好在蒲涧溪旁用石块垒了一个可容纳百多人休息的平台，以减轻人们取水的辛苦和拥挤造成的危险。后来，有游山玩水的文人，登临蒲涧，闲坐翠微，悠然意旷之余，给这石平台起了个雅号叫“洗心之域”，似乎把它当成了一个供人打坐冥想的地方。

到了南朝梁武帝普通八年（527），真正会打坐冥想的人来了。佛传禅宗第二十八祖达摩禅师从天竺航海，来到广州，在华林寺附近的绣衣坊码头登陆，结草为庵，传播禅宗妙旨。达摩在中国名气甚大，有“东土第一代祖师”之称。他在广州留下了两处圣迹。一处是位于华林街的“西来初地”。华林寺前身就是达摩所建的“西来庵”，附近有一块“达摩祖师西来登岸处”石碑，标示着他登陆广州的地点。另一处在光孝寺，这位自称150岁的高僧留下了一口井，俗称“洗钵泉”。

洗钵泉

“洗钵泉”与广州的水利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千百年来，驱使广州人不断努力，开湖泊、挖濠涌、浚河道，大修水利的原动力，是要解决咸水灌城的问题。达摩虽然是外来和尚，在广州只逗留了三年，但他也为广州人出了一把力。

坊间相传，达摩在光孝寺挂单时，发现人们喝的水味多咸卤，不利健康。他来到光孝寺一处地方，告诉人们，这里挖下去有黄金。于是大家拼命挖啊挖，挖至几丈深处，突然有泉水喷涌而出，却并无黄金，大家正埋怨达摩骗人，达摩却笑称：“这黄金不是可以用斤两计算的。”

日后人们才慢慢醒悟，原来这是口井的水质非常好，即使在咸潮期也甘美可口，没有一丝咸味，确实比挖出黄金重要多了。于是，人们就把这口井称为“达摩井”，又称“洗钵泉”。故事在民间一传十，十传百，变成了达摩用诃树之根在井中蘸水，令泉水变淡；甚至连达摩井的位置，也莫衷一是了，有人说赵佗在越秀山脚开挖的九眼井才是达摩井。

达摩不是朝廷官员，他没本事发动民众搞水利，只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尝试用掘井的办法，解决淡水问题。不过，一口井能够惠及的人毕竟有限，所以古书上说：广州“虽有井泉，不足食”。

明代天顺年间（1457~1464）被朝廷贬到广东的侍读学士黄谏，在广州居住时，发现想找水质好一点的水烹茶，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他在《广州水记》一文中，无奈地写道：“城中井水多咸苦，江隔城不得日汲，居人皆谓大北门内九眼井甘甚，予日汲之。”他把广州的水，分成十等：

学士泉烹茶味最美，经昼夜色且不变，宜居第一。九龙、泰泉次之，蒲涧帘泉第三，越井第四，双井及施水庵井第五，韸韸水第六，洗臼井第七，九眼井第八，居士泉第九，外是固不足取，而藩司、郡廨二井宜居第十。余如苏井、五眼井、罗汉诃子泉、日泉、书院井，固有名当时，然美恶难逃清论也。

广州人长期饮井水

被他列为第一的学士泉，广州人俗称“鸡爬井”，在今雕塑公园西侧政民路上。他认为越井与九眼井是不同的，越井是指越秀山上悟性寺中的一口古井。前三位的井泉，都在白云山上，愈向南，水质越差，连达摩和苏东坡挖的井，到明代也“难逃清论”，跌出十名之外。那首“咸水清，淡水浊，咸水满洋不如淡水一掬”的童谣，传唱了千年，但背后的无奈与苦况，又有谁解其中味？

唐代丞相张九龄有一首诗，形容广州“城隅百雉映，水曲万家开”。诗句虽然简单，却勾勒出一幅水城的壮美图画。诗人从百雉城头俯瞰，纵横交错的溪水、河埠、小桥、坊巷、人家，远近疏密，乱而有序，尽在“水曲万家开”五个字当中。

唐代的广州城并不大，与三国时差不多，但城外的发展却非常迅速，尤其是西城外，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旺，大批海外商人涌到广州，舳舻相继，货物山积，唐代的陆扆曾惊叹：“番禺巨镇，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授陈佩广州节度使制》）在唐代的诗文中，有不少描写广州繁荣的篇章，今天我们重读刘禹锡“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的诗句；韦应物“大海吞东南，横岭隔地维。百国共臻奏，珍奇献京师”的诗句；还有韩愈对“货通狮子国，乐奏粤王台”的描绘，仍然感受到当年那种人货两旺，热气腾腾的景象。官府专门开辟了一片地方，兴建“蕃坊”，给来广州做生意的外商居住，地点在今天的光塔街一带。蕃坊人稠物穰，号称“蕃汉万家”。

今日蒲涧

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卢钧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卢钧是范阳人，在当地是积代簪缨，从北魏开始，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族，人称“北州冠族”、“范阳郡望”。卢钧南下时，广州的繁荣景象，亦令他有瞠目挢舌的感觉。当时在广州当官的，无不利用市舶使的权力，插手海外贸易，搜刮钱财。大有大贪，小有小贪，肯识廉耻的，十中无一。《旧唐书》说：“南海有蛮舶之利，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梱载而还。”但卢钧却主动请监军主管市舶使事务，自己从不干预，刻意避嫌，在坊间始终保持着清廉的口碑。

他在广州三年，留下了不少为人传颂的功德。历年因各种罪名被流放到岭南的犯人，有些因为家境贫寒，虽然遇到朝廷赦免，也无法返回北方，只能老死异乡，卢钧就用自己的俸钱为他们治病、殡殓，不仅解除他们生老病死的忧虑，还为他们的孤儿稚女办婚嫁，受其恩惠的多达数百户人家。因此，他治理广州的法令虽不严，但有风有化，宜室宜家，广州人无不服其德义。

其中令最多人受惠的功德，就是对甘溪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自从陆胤修甘溪之后，已过了五百多个寒暑，如此漫长的岁月，足以令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何况五百年间，广州的人口已大大增加，堪称“百货之肆，五都之市”。甘溪再不修葺整治，其水利功能，就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丧失殆尽。

卢钧发大宏愿，率领民工，重新整治甘溪源头，疏凿河床，方便船只行驶。又修濬了原来的甘泉池，清去淤泥，加固堤岸，潴水给田，兴建亭台水榭，种植木棉、刺桐等植物，把它变为一个踏青的景点。从此，甘泉池有了一个新名字叫“菊湖”。

每年阳和初起，春水泛绿之际，桃李花开，新桑可采。城中的红男绿女，白叟黄童，便纷纷到菊湖边尽情游玩，享受和煦的春风，观赏青山绿水。如今看来，简直就是越秀公园的前身了。直到宋代的羊城八景之中，仍有“菊湖云影”一景。

不过，广州人心里清楚得很，挖菊湖的最初动因，是一项民生工程，而不是景观工程。卢钧离任时，有几千民众自动聚集在衙门前，请为卢钧立生祠，铭功颂德。可见是为民众谋福祉的官，还是混日子的官、谋私利的官，老百姓洞若观火。

（部分图片来自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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