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古以来，黄金就是财富的象征，“盛世古董，乱世黄金”的道理已经成为无数人心中的财富观念，为了谋求黄金铤而走险的案例古往今来数不胜数，可是谁又能料到在建国之后依然有人为了黄金铤而走险。
1961年，沈阳615厂（沈阳造币厂）发生了一起黄金失窃案，这起黄金失窃案数额特别巨大，影响极其恶劣。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知道此事时候立即做出了批示：“挖地三尺，也要找到丢失的黄金！”并成立了专案组，没想到这一查就是19年，一直到1980年才找到真正的抓到黄金大盗关庆昌和妻子黄素珍。
本篇文章就为大家揭开这“615黄金大劫案”的神秘面纱。
沈阳造币厂的前身是晚清名将依克唐阿担任盛京将军期间开办的奉天机器局，成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是当时东北地区第一家机器工厂，有“近代沈阳机器工业先河”之称。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奉天机器局从沙俄手中收回，并单独设立“奉天制造银元总局”。负责正规龙洋的制造。
民国十五年（1926年）更名为辽宁造币厂
民国二十年（1931年）东北沦陷之后更名为“满洲中央银行造币厂”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更名为“东北银行工业处”集中印制东北解放区的各种货币、银元等。
建国之后，沈阳造币厂为了对外保密曾经更名为“沈阳615厂”。
1961年，国家曾经收集起来一批黄金和白银等贵金属在沈阳615厂进行冶炼提纯，锻造高纯度的黄金和白银用于偿还苏联的外债和换取粮食和武器等，所以说这些黄金在那个年代是极为珍贵的。
由于黄金的重要性，这项工作当年是对外极其保密的。甚至为了泄露不必要的信息，615厂上到干部，下到一线工人都把黄金称为100号，白银称为200号，并进行了单独的保管和储藏。
1961年3月18日，年仅29岁的沈阳615厂包装组组长郭家惠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之后来到了他办公室西屋的包装组工作车间。虽然平时郭家惠沉默寡言，但是无可挑剔的工作态度让厂里觉得他十分放心。
已经是预备党员的郭家惠和往常一样，在工人们下班之后开始仔细地清点一次已经包装完的产品，在这天的产品中就有一批代号为100的黄金，被分散装在一个个小箱子中，这些箱子的表面还被铅笔封边，还用铁线打出了十字花型，这些箱子一个个摞起来放在郭家惠办公室西屋的一个角落里。
只有最上面的箱子有点特殊。
这个这个箱子里一共装了四块金子，其中两块是在前一年的一次锻造中剩下来一直没有运走，只好暂时在郭家惠手里保管，还有两块金子就是前几天刚刚完成锻造的，厂里准备将这四块金子一起运出去。
郭家惠清点完毕核对完成之后，已经是下午五点半左右，天色也渐渐晚了，虽然是早春三月但是东北还是寒风萧瑟，依旧有着冬天的气息。凑巧的是那天正好是周六，当郭家惠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厂里几乎没有多少人。
第二天是周日，厂里休息，但是在那个困难年代，闲不住的郭家惠正在为几个孩子想办法，解决口粮的问题。
转天，周一，郭家惠正坐在车间的办公室处理产品，突然车间里年轻的工人高兴地跑了进来，神色有些慌张的说道：“100号被盗了！”
听到这个消息郭家惠立马站了起来，愣了。他根本不敢相信如此重要的黄金竟然能在自己手里弄丢，于是赶紧跑到存放黄金的地方一探究竟。
走进那间办公室，郭家惠竟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前的这一切，原先放在最高的那个箱子被人搬到了地上，箱子上的铁线也被人用钳子剪断，箱盖上密封的木板也被人粗暴的撬开，原先包裹金子的绿色包装纸和黄色的稻壳散落在了地上。
尽管郭家惠此时已经想到了最坏的结果，但是他还要看一眼箱子里的情况，也许会有奇迹发生。往箱子里一看，果然，两块金子已经被偷走，郭家惠立刻环顾四周，看到了一个被撬开的洞，他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那个偷黄金的盗窃犯是从那个大洞里钻进来的。
郭家惠立马向厂里 告了这个消息，厂领导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800两黄金被盗走，这可是在中国金融业里是前无古人的记录。
厂里不敢耽误，立马把这个情况 告到了沈阳市公安局、沈阳市公安局听到615厂发生这么大的案子也不好擅自做主，于是向上级辽宁省公安厅 告，辽宁省公安厅听到800两黄金被盗，自己也不好定夺，于是将此案件上 了北京公安部和财政部还有国务院。
没想到这件事情从沈阳到辽宁再到中央逐级上 ，最后这件615黄金失窃案的材料放到了西花厅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前。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十分震惊。震怒之下，立马叫来了负责财政工作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和公安部长谢富治，要求立刻成立专案组赶赴沈阳限期破案，就算是挖地三尺也要找到这些黄金。
当责令限期破案的命令传到沈阳之后，公安部派出专家组与辽沈二级公安部门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并进驻了沈阳615厂，开始寻找一切有价值的线索。
专案组在暂时存放黄金的房间内发现了一个清晰的脚印，那是一个钉过长的39-40码的手工制作的棉鞋，还有根据铁丝被扭断的痕迹可以判断出作案工具是一把羊角锤，有了这两个证据公安人员都认为可以立刻破案，但是因为一个失误导致了这个秘密被真正的凶手知道，并毁灭了一切证据，让真正的凶手潜逃了。
这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专案组的人员到底是如何破案的，且看下文。
书接上回。
经过专案组的初步判断，一致认为这个盗窃者肯定是厂里的人监守自盗，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现在的监控和各种高科技设备在辅助专案组破案，只好靠传统的询问审理。
自然而然的将郭家惠列为了第一号嫌疑对象，因为第一个 案的人和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人都是他，而且他也是黄金的保管者。
面对专案组严厉的审查，作为预备党员的郭家惠自然而然的感觉到很冤枉，郭家惠说：“我要是知道金子在哪里，我还会 案吗？我直接把金子放回去就好了”
然而无论郭家惠怎么解释都无法洗脱对他的怀疑，最后还是被公安部门和第一个发现黄金失窃的高兴贵关在一起，天天接受专案组的询问，一连三个月最后专案组也没有问出什么。
急于破案的公安人员给他们下的结论是郭家惠和高兴贵两个人不老实交代问题，不仅撤销了郭家惠组长的职务同时还撤销了他的预备党员资格。在当时撤销职务和撤销党员资格无疑是对一个人莫大的打击，郭家惠从此在厂里成为了一名工人，而且不明真相的同事背地里还对他指指点点，说三到四。
第三个被怀疑的对象就是当时沈阳615厂的内保人员贾清吉，贾师傅建国初期就来到了615厂，经常背着半自动步枪在厂里巡逻，还因为抓过几个小偷，被沈阳市评为了沈阳治安模范。
按道理说，这样的认真负责的内保人员是不会遭到任何怀疑的。但是，一直心直口快的他早就认识到厂里面的这些黄金白银随便放在办公室里迟早会出问题。便在公共场合和厂里的会议中说过：“你们把金子一定要放到库房里锁好，如果有一天丢了，那就全完了。”
因为这句话，再加上他体格健壮，弄走八百两金子不是难事。就这样贾清吉也被专案组抓了起来接受审问，没想到几个月过去后依然毫无所获，只好在他的档案上写上了“100号产品案件重大嫌疑分子”被送到三线进行“工作”。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公检法系统很不健全，再加上人民思想遭到了禁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已经深入脑海。专案组为了破案也想破了头，最后采用了群众运动的方式，让工人们互相检举揭发。最后弄得厂里职工生怕被这件事情沾到，人心惶惶，进一步影响了日常工作。
而专案组的目光盯上了615厂的厂长李榆。这位从抗日时期就从事经济工作的老战士，多次携带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穿越封锁线到日占区购买八路军需要的物资，没有贪污一分一毫的他竟然成为了被怀疑的对象。
专案组的人员认为，李榆作为厂长也有很大的嫌疑，专案组断定李榆有可能将金子藏到了他已经过世的母亲的棺材里，竟然找到了他母亲的棺材打开棺材检查，这给了一般人是无法忍受的。但是李榆根本没有盗窃黄金，专案组的人打开了李榆母亲的棺材，只看到一具白骨。
后来又把李榆家离开的保姆怀疑是特务，李榆被伪装成保姆的“特务”拉下了水，将这800两黄金作为“活动经费”已经通过保姆转移到其他地方了。
然后专案组去追查他家的那个保姆，结果仍然一无所获。
厂长李榆也被这一来二去的审查急火攻心导致突发性失明，住了半个月的医院。而当时的厂长李榆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也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
曾经有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转业到615厂之后一直以来对待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由于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生活，在一次揭发会上冲上了主席台，抢过专案组的麦克风说：“金子是我偷的，你们可以带我走了。”
但是这名冲上主席台的老兵在厂里名声很不错，而且腿在抗美援朝中受过重伤走路都不麻利，何谈携带着800两黄金潜逃呢。
他的话连专案组都不信，这件事情只好不了了之彻底成了悬案。
在这样的无畏的审查中，真正的凶手却一直躲在暗处，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这个案件也成为了悬案。
一直到19年后，真凶才慢慢浮出了水面。
真凶到底是如何浮出水面，这19年里是如何逍遥法外的？
1980年国家提高了黄金的回收单价。也就是这个时候，真凶终于按捺不住慢慢地浮出了水面。
1980年4月15日，一位名叫黄素珍的中年女子穿着很朴素的衣服来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从一个布口袋里，拿出来一块金砖，要求兑换成现金。
经过工作人员的检测，这款黄金重达300两左右（15000克、15公斤）而且这块黄金的纯度达到了99.99%市面上根本不可能出现如此高纯度的黄金，再加之面前的这位中年妇女的衣着打扮也很普通，无论如何也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这样高纯度的黄金，于是悄悄 了案。
那她手中的高纯度黄金从何而来呢？
在黄素珍办理手续和等待检验的过程中，眼睛一直朝着等待区的一个中年男子那里偷看，神色紧张，一个劲的催促银行工作人员给她兑换现金。
银行工作人员为了稳住黄素珍等待公安机关的到来，先是给她按照收购价兑换了2万多的现金，然后又劝她在银行办理一个定期存款，还说定期存款的利息高，黄素珍听到这里十分高兴，于是用六个人的名字办了六张存折，把这笔钱分别存在这六个户头里，还取了65块钱的现金。
刚刚办理完存款的黄素珍十分高兴，就在这个时候中华路营业部的保卫干事刘国臣走了过来，邀请黄素珍去自己的办公室喝水，稍微坐一坐，现在社会不稳定，怕一会儿回家路上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安排了小汽车专门送黄素珍回家。
正在兴头上的黄素珍那知道这个是公安机关为她“特意安排”的，边高兴地坐在那里等着，而在营业厅的那个中年男子看到计谋得逞边离开了银行，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单位——沈阳615厂。
615厂？各位看官，是不是很熟悉。
对，就是615厂，沈阳造币厂。十九年前的黄金大劫案真凶即将浮出水面。
正在银行高兴地等待着小汽车送她回家的黄素珍，确实是等来了小汽车，而且司机级别还不低，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副局长李广军。李广军一行刚刚进入中华路营业部的保卫处，就让随行人员把门窗全部反锁，还拉上了窗帘，黄素珍那见过这样的阵仗，手心里全是汗水。
刚才在银行营业部坐着的那个中年男人不是别人，就是当时615厂的生产管理科副科长的关庆昌。
李广军先把黄素珍带回了分局，然后来到了615厂，来一个“突然袭击”。
李广军到达615厂的时候，厂里面正在开党员大会，李广军先让保卫部的干事去把关庆昌叫过来。
当关庆昌推开厂部会议室的大门时，看到了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他这一刻已经知道了19年前的时候再也隐瞒不住了，于是摊在了地上。
经过公安机关的盘问，关庆昌终于交代了当初的罪行：
自己建国前是国民党抚顺市警备队上士文书，在国民党部队里大小算个文化人，混得也算不错。但是建国之后进入615厂的时候故意隐瞒了这段伪警察的历史，甚至大言不惭地在个人鉴定书上写下自己“老实本分”的评价。
而他那个妻子黄素珍，大字不识几个，但是爱财如命，夏天花二分钱买一根冰棍儿吃完之后，都要把吃剩下的木棍带回家去，做饭时烧火用。后来凭借自己丈夫的关系来到了615厂被安排到电解车间。
东北有句土话：“想啥来啥，想吃奶了就来了妈妈，想娘嫁人了，孩子他舅舅来了”关庆昌把自己视财如命的妻子黄素珍安排到了电解车间负责提炼黄金，这不是相当于让小偷安排看仓库吗？
来到电解车间的黄素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偷偷从车间里把小金疙瘩、金耳朵、金挂钩，反正是一切能带回家的黄金制品全部“搜刮”回家里，打了公家的“土豪”，这一切作为丈夫的关庆昌岂能不知道呢？
关庆昌、黄素珍夫妇觉得小打小闹终究不是办法，一直想干一票大的。到了1960年以后，国家进入了困难时期，关庆昌一家也为生计发愁，正巧国家要提炼高纯度黄金要还“苏修”的外债，还从“敌台”里偷偷听到国民党要“反攻大陆”。
作为国民党伪警察文书的关庆昌觉得自己原来在国民党时期过得比现在好，如果自己 干一票大的，然后等待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计划得逞”通过黄金为自己谋个一官半职岂不是美哉。
关庆昌于是将目光放到了100号产品上，为了搞清楚产品的存放地点，于是派出了自己大字不识一个而且手脚不干净的妻子黄素珍。说起来黄素珍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可是一说到扯闲篇唠闲话那可是一等一的，没过多久就假借唠嗑的名义来到了包装组，没过多久就看到了在包装组组长郭家惠办公室西屋的一箱箱用布遮着的金子。
通过妻子从包装组带回的“情 ”，具有高超反侦察能力的关庆昌制定了一系列“计划”。
首先，他制造出了案发时间的不在场证明，刚刚下班回到家里的关庆昌回了一趟家，拿了一点东西，来到了厂里的澡堂，和澡堂里的同事打了一遍招呼，胡乱的清洗了一下，就穿上衣服匆匆赶回办公室。
有了不在场的证明，第二步他趁着夜色潜入空无一人的包装组车间，用从家里拿来的羊角锤作为作案工具，撬开了木板，钻进了放有黄金的房间。随后将垒在最高的那个箱子里的黄金拿了下来，两锭金子一共807.76两（40388克）那可是80多斤啊，说起来关庆昌身体确实不错，那是后话。
黄金得手了，可是这80多斤的黄金该如何运出去确实是个难题，首先关庆昌想放到办公室的桌子里，可是八十多斤，能放进去吗？再说就算是放进去，800多两黄金丢失，厂里肯定要严查，要是发现黄金在他办公室的桌子里，自己的小命估计也就交待了。
于是关庆昌狠了狠心，将两锭金子绑在绳子的两头，那天正好还下雨，关庆昌用雨衣一挡，正好挂在自己身上的金子挡住，推着自行车气喘吁吁的回到了家里。一路上尽管他的脚步异常艰难，但还是没有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回到家里的关庆昌，马上和她视财如命的妻子将偷来的黄金塞到了床下的竹筐里。
回到家里的关庆昌，心里想我还得进行下一步活动，继续撇清自己的关系，于是擦了一把脸，火速感到615厂的工人俱乐部跳舞场和工会主席，邻居等人招手致意。
这一套下来，基本上可以骗过所有人了。
果不其然，等到日后专案组过来调查的时候，他和专案组说：“我那天五点下班以后，回家拿了换洗衣物（其实是拿羊角锤）六点去厂里洗澡，六点半去了俱乐部跳舞，一直跳到了十点才和邻居回了家。”
细心的人会发现。之前六点他进入浴室只是胡乱地洗了几分钟就出了浴室，到六点半期间关庆昌做了什么？
“聪明”的关庆昌岂能让大家抓住自己的破绽，其实他早就编好了自己的理由，就说自己这段时间想去理发，结果没有去成，就这样这这段时间很好的就让他“混”了过去。
而作案工具和鞋子是怎么回事呢？
那天专案组开会的时候，关庆昌也在场，会议还没有结束就回到家里把作案工具和棉鞋让妻子偷偷地全部扔掉了。搜查之前，关庆昌提前得到了消息将装有黄金的木筐藏得很好，搜查组根本没有注意到。
就这样关庆昌和黄素珍夫妇隐瞒了19年的罪行
在此期间因为这个事情让自己的老父亲知道了，关庆昌的老父亲每天为自己的儿子担忧，身子骨很硬朗的老父亲在哀叹之下与1962年就咽了气。
到后来自己的儿子结婚，甚至都没有通知亲朋好友过来，生怕藏在家里的黄金暴露。
就这样关庆昌夫妇在担心害怕中度过了将近20年。
一直到了1980年3月的一天，国家宣布提高黄金经营收购的价格通知一发布关庆昌欣喜若狂，感觉是时候把自己着800多两黄金出手了，他经过仔细的计算，这些黄金全部出售可以获得30多万元，在那个时候30多万估计是自己一辈子的的工资。
在他的贪婪之下，关庆昌专门来到银行探一探虚实，结果这一咨询不要紧，银行告诉他说买金卖银，不需要任何证件，营业部只认金银不认人。
关庆昌回到家里异常兴奋，于是第二天早晨早早起床，小心翼翼地把金块切了一刀，然后装在布袋内让自己的妻子去银行兑换，而自己找了一个理由请假偷偷跟在老婆后面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之后黄素珍和关庆昌先后落 。
后来经过关庆昌的交待，公安部门在他家里缴获了剩余的黄金，人赃并获，尘封了十九年的案件终于告破了，615厂所有人的心终于落地了。
据说，那个时候615厂附近小酒馆都被厂里的人挤满了，许多人喝得酩酊大醉，而老厂长李榆一家、郭家惠、贾清吉被冤枉和遭受不公正待遇和因为此案受牵连的几十人在1986年6月从全国各地赶回沈阳，参加了平反大会，恢复了名誉。
而真正的凶手关庆昌因贪污罪被判处死刑，后经上诉改为无期徒刑，由于在改造期间表现良好，经过减刑出狱后靠小推车卖牛奶为生，年纪大了之后就靠自己儿子养活。
后记
20世纪90年代，人们在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公园晨练的人群中，经常可以看到关庆昌的身影。也许关庆昌在朝阳下，面对清澈的河水和岸边婀娜的柳枝，能体味到这种安宁的可贵。垂暮之年面对这种难得的安宁，想想当年为八百两黄金费尽心机，受尽煎熬，这黄金真的是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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