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清异录》与黄庭坚《砚山行》互证考实——歙砚在唐代已是贡砚

吴笠谷

本综考前几篇，已论述了五代宋初陶谷的《清异录》在砚史，尤其歙砚史上的文献价值。该书对于砚史的最大贡献，是为后人研究歙砚入贡史留下了重要的信息和有力的旁证，这也就是本篇所要论证的主题——以《清异录》相关歙砚条目与黄庭坚《砚山行》诗互相印证，从而考实歙砚在唐代就已是贡砚这一砚史重大发现。

一、歙砚始贡南唐的成说

歙砚作为贡砚，明确见于史籍记载的朝代有：五代时期的南唐、南北宋以及清代。歙砚最早入贡的成说，见载唐积《歙州砚谱·采发第一》：

婺源砚……至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歙守又献砚并斫砚工李少微，国主嘉之，擢为砚官。今石工周全师之，尔后匠者增益颇多。今全最髙年，能道昔时事。并召少微孙明（今家济源），访伪诰不获，传多如此。

据此说法，歙砚始贡于五代南唐之元宗时期。

《歙州砚谱·采发第一》

南唐元宗，即南唐第二位皇帝中主李璟（916～961年），在即位之初颇有作为，先后灭楚、闽二国。后奢侈无度，导致国力下降。受后周威胁，削去帝号，改称国主，史称南唐中主。李璟好读书，多才艺。擅词，词作与其子后主李煜合辑称《南唐二主词》。

欧阳修《文忠集·试笔·南唐砚》，对南唐官方采制歙砚的资料有所补充：

某此一砚，用之二十年矣。当南唐有国时，于歙州置砚务，选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廪之给，号砚务官，岁为官造砚有数。其砚四方而平浅者，南唐官砚也……

南唐歙砚入贡的缘由：由于中主李璟注重文房翰墨，歙州太守便进献当地名产歙砚并推荐砚工李少微，受到李璟嘉奖。李璟并于歙州设置官方制砚机构——“砚务”，任命李少微为砚务官，秩九品，月享公俸，每年定量为南唐朝廷监制歙砚。所制之砚，被世人称之为南唐官砚——此为明确记载歙砚作为贡品最早的文献出处。

笔者通过对《清异录》“宝相枝”条目（详见本综考第二篇《〈清异录〉纪砚条目考释》）与黄庭坚《砚山行》诗的勾沉索隐，破解其中相关密码，得以确证歙砚在唐末已是贡品，从而把《歙州砚谱》所载歙砚“始贡南唐”之成说，前推至唐代末年。此说不见于古人文献，也未见有今人论及。下面就此问题展开论述。

二、梁太祖朱温篡唐之初赏赐美品歙砚受赐者位及宰相

先就《清异录》“宝相枝”条目展开考辨。该条目原文：

开平二年，赐宰相张文蔚、杨涉、薛贻（矩）宝相枝各二十，龙鳞月砚各一。宝相枝，斑竹笔管也，花点匀密，纹如兔毫。鳞，石纹似之；月砚，形象之，歙产也。

开平（907～911年），为五代初后梁太祖朱温所用首个年号之第二年（908年）。

朱温（852～912年），宋州砀山人。早年投王仙芝、黄巢军，先后攻陷洛阳、长安。后降唐，历官至节度使，封梁王。天佑四年代唐称帝，建国号梁，史称后梁。晚年大肆荒淫，乾化二年被亲子朱友珪所弑，卒年61岁。在位六年，谥号神武元圣孝皇帝，庙号太祖，葬于宣陵。

收受赐砚三人，皆为后梁初期重臣、宰相。

张文蔚（？～908年），瀛洲河间人。晚唐进士，历任翰林学士承旨，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即宰相）。受唐哀帝命与杨涉率百官奉禅位诏至大梁让位朱温。朱温称帝，仍以为相。卒赠右仆射。

杨涉（生卒不详），华州华阴人。出身世家。举进士，唐昭宗时吏部尚书。唐哀帝时入相，后梁续任。在位三年，无所作为，后数年卒。子即五代书法大家杨凝式，人称“杨风子”，官至太子太保。

杨涉之子五代大书法家杨凝式名作《韭花帖》

薛贻矩（850～912年），河东闻喜人。唐僖宗乾符状元。唐昭宗时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坐事左迁，以自结于朱温。朱温称帝建立后梁，拜为相。为梁相五载，无所建树。善楷书。

朱温所赐三方“龙鳞月砚”，“鳞，石纹似之；月砚，形象之，歙产也。”“龙鳞”，指石材纹路酷似龙身鳞片，此种石品折光效果比较奇特，看似凹凸不平，实则平滑温润，为龙尾歙石之稀见品。“月砚”，《歙州砚谱·名状第六》所收砚式即有“月样”“方月样”“新月样”。就砚式而言，三砚或为圆池辟雍砚之类。

朱温赐砚之前一年，唐亡。从三人宦途履历可见，对于朱梁王朝而言，张文蔚、杨涉皆前朝重臣、宰相，江山初定，是笼络人心的重点对象；薛贻矩是新朝新进宰相，朱温心腹近臣；三人本皆文人出身，自然对砚具有情结。因此，梁太祖朱温在篡唐立国之初，赏赐三位宰相美品歙砚以示宠锡，合乎情理。

三、朱温赐砚尚有别例

史上还有一则有关朱温赐砚的文献，或许可为上述赐砚之事作个旁证。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砚之辞赋》所收李琪《谢朱梁祖大砚瓦状》：

蒙恩赐臣前件砚者。伏以记室濡毫于楯鼻，刃侧非多；史臣染翰于螭头，筒形甚小。尚或文章焕发，言动必书，为号令之词，作典谟之训。如臣者，坐忧才短，行怯思迟，自叨金马之近班，常愧玉蟾之旧物。岂可又颁文器，周及禁林。制作泓渟，规模广滑；闭宫苔而色古，连池石以光凝。敢不致在坐隅，酣兹笔阵。余波浸润，便同五老之壶；终日拂磨，岂得一丸之墨。如承重宝，倍感殊恩。

李琪（871年～？），敦煌人，与李珽并有文名。唐昭宗时官殿中侍御史。唐亡，被梁太祖朱温征为翰林学士，颇受重用。梁兵征伐四方，大量檄文皆出李琪手笔。官至宰相。

高似孙《砚笺》所收唐李琪《谢朱梁祖大砚瓦状》

《谢朱梁祖大砚瓦状》，为朱温赐李琪砚后李琪所上谢恩书状。“朱梁祖”即朱温，太祖为其庙号，乃死后所谥。可知该文原无标题，标题应是苏易简收入《文房四谱》时所加。文中有云“筒形甚小”，应是一方瓦形砚。“史臣染翰于螭头”，砚应为李氏新任翰林学士时朱温所赐。螭头，古代彝器、碑额、庭柱、殿阶及印章等上面的螭龙头像，此处借指殿前雕有螭头形石阶，代指翰林院。明王鏊《震泽长语·官制》：“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虽近螭头，亦远在殿下。”据《旧五代史·李琪传》：“梁祖受禅，征入，拜翰林学士。”可见朱温征召李琪为翰林学士是在后梁代唐之初，此砚应和龙鳞月砚一样，皆为朱温篡唐上位后之开平初年所赐。

西安唐大明宫麟德殿出土石螭首

朱温虽是史上著名的暴君，但在位时能轻征税赋，奖励农桑；而且出于政治需要，对一些文士也还算怀柔，比如薛贻矩、李琪等。上述两则砚事，虽难免出于政治笼络之权术，但很符合朱温的行事风格，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清异录》所载其赐“龙鳞月砚”作为史实的可信度。

四、所赐应是唐宫所遗贡品歙砚

从朱温赐砚的时间节点以及所赐砚的质、量之齐整看，所赐三砚应是唐哀帝时内府遗物。

理由：唐哀帝退位，朱梁代唐，朱温取用唐哀帝宫廷内府物资赏赐重臣，顺理成章。又，朱温篡唐上位之初，不仅龙椅尚未坐热，而且以朱温之草莽出身，粗鄙少文，既无闲心，也无逸致顾及诏采贡砚这种闲事。而且，即便朱温附庸风雅，想得一方歙州新贡之砚也难如愿，因为其时歙州为杨行密所建的吴国（杨吴）势力范围，而杨吴尚奉李唐正朔，继用唐哀帝年号，视朱温为篡唐国贼，不可能贡砚后梁。再者一次即赐三方上等歙砚，而为同一砚式、同一石品，这显然只有按规格批量所制之贡砚，方能达到此种规格档次，这点，应该只有唐内府方能做到。

从朱温所赐“龙鳞月砚”之品名看，龙在上古时期，是先民的图腾崇拜、神灵崇拜，到商周时已作为天子纹章与权力的象征，唐代亦然。从朱温所赐三砚石品皆为“龙鳞”来看，也许唐末歙州地方官员贡砚时，有曲意迎合皇权的用意。当然，这点无从确证。

龙鳞纹歙砚石（图刊胡中泰著《歙砚的鉴别和欣赏》）

综合以上信息，可以得出结论：从受赐者身份之高及赐砚的时间节点看，《清异录》所记后梁太祖朱温赐三位宰相歙砚之事，应为信史。而且，从赐砚的质量和数量看，所赐之砚应是唐内府所遗存之歙州贡砚。因此，至少在唐末帝——哀帝时期，歙砚已成贡品。

五、黄庭坚砚史名作《砚山行》诗

如果说通过上述对《清异录》所记朱温赐砚的合理推测，基本已能证明唐末歙砚已成贡砚，但还不能排除所赐三砚系朱温或在某种特殊机缘下偶然所得（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应该比较小）；那么，再与黄庭坚《砚山行》诗相关内容互证，则完全可以进一步考实这个结论。

黄庭坚《砚山行》全诗：

新安出城二百里，走峰奔岳如斗蚁。

陆不通车水不舟，步步穿云到龙尾。

龙尾群山耸半空，人居剑戟旌幡里。

树接藤腾雨畔痕，兽卧崖壁撑天宇。

森森冷风逼人寒，俗传六月常如此。

其间有石产罗纹，眉子金星相间起。

居民上下百余家，鲍戴与王相邻里。

凿砺砻形为日生，刻骨镂金寻石髓。

选堪去杂用精奇，往往百中三四耳。

磨方剪锐熟端相，审样状名随手是。

不轻不燥禀天然，重实温润如君子。

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

遂令天下文章翁，走吏迢迢来涧底。

时陈三日洒倾醇，祓祝山神口莫鄙。

悬岩立处觉魂飞，终曰有无难指拟。

不知造化有何心，融结之功存妙理。

不为金玉资天功，时与文章成里美。

自从元祐献朝贡，至今人求终不止。

研工得此瞻朝夕，寒谷欣欣生暗喜。

愿从此砚钟相随，带入朝廷扬大义。

梦开胸臆化为霖，还与空山救枯死。

诗生动而详实地描写了龙尾砚乡地理之险阻，砚工之状况，石品之华美，砚誉之传扬，等等，为砚史名篇。其中“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系赞誉歙石之佳作、名篇，为今人论歙砚者所必举。

徐毅《歙砚辑考》所收黄庭坚《砚山行》诗

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江西诗派开山之祖。“苏门四学士”之首。生前与苏东坡齐名，世称“苏黄”。书法独树一格，为“宋四家”之一。

《砚山行》之外，黄庭坚还曾赠送苏东坡及晁补之、张耒等人洮砚，并互有诗文赞和。因此，黄庭坚也是砚史，尤其歙砚史、洮砚史上的重要人物。

六、黄庭坚诗题存于砚山工匠家

《砚山行》未见刊于清代以前的黄庭坚各类诗文集，见刊此诗最早之出处为清中期徐毅所撰《歙砚辑考》。

徐毅，直隶宝坻县人，进士，雍正十二年任徽州府新安卫守备（据清道光《徽州府志》）。乾隆初年受命协助徽州知府采砚入贡，曾亲诣砚山搜罗歙砚，对歙砚多有了解，遂于乾隆五年撰成《歙砚辑考》。该书内容备述了徐氏采砚诸事，并辑录一些歙砚史料。

徐毅在《砚山行》诗后题有跋语云：“此山谷奉朝命取砚，与鲍日仁善，因主其家作此以留记。”复有题诗二首。

其一：

虎邱山啸有闻名，黄公何事砚山行？

浩兴狂吟欠笼璧，心惟口颂不虚称。

门内君子集君子，砚夸龙尾载群史。

帝王当日命谆谆，天下名贤多到此。

其二：

名贤曾到此山登，爱砚欣然作砚行。

镌石留题光动影，令人颂罢有余情。

按徐氏之说法，“奉命取砚”“帝王当日命谆谆”，指黄庭坚此次砚山访砚之行乃奉朝廷之命采选歙砚，诗中“愿从此砚钟相随，带入朝廷扬大义”也有此寓意。

考诸古今多种黄庭坚年谱、年表，其行迹不仅无“奉命取砚”之事，也未见有确切记其曾到过歙州。只有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黄氏被任宣州知州，宣歙毗邻，似乎有抵歙州访砚之可能。但黄庭坚在赴任宣州半途即接朝命改知鄂州，并未到任宣州。

《歙砚辑考》之前的古文献未载黄庭坚歙州访砚之事，测其原因，或是因为黄氏名列元祐党籍，政治上受迫害，很多诗文被禁毁，“是时书肆畏罪，坡、谷二书皆毁其版”（南宋杨万里《檆召溪居士集》序）。由于黄氏文字曾遭禁毁，给后人对其行迹的考证带来一定难度。

杨万里《檆召溪居士集》序记：“是时书肆畏罪，坡、谷二书皆毁其版。”

鲍日仁，应即诗中所言砚山“鲍戴与王相邻里”之当地鲍姓砚工之一。“因主其家作此以留记”“镌石留题光动影”，诗即作于鲍家，鲍家并将之镌于石上传之后世。“令人颂罢有余情”，徐毅亲见此诗石刻，于是将此黄庭坚遗佚已久的访砚名作收入其所撰《歙砚辑考》。

所以，《砚山行》虽不见于清代以前文献，但类似这种古人散佚诗文被后世发现的情况很常见，徐毅所记乃亲眼所见，故必系信史无疑。至于黄庭坚《砚山行》成诗背景究竟如何，有待后考。

七、“元佑贡歙”不合黄庭坚行迹 应是版刻所讹

黄庭坚《砚山行》，不仅是后人研究北宋时期歙砚产地的第一手资料，更为后人破释歙砚之入贡史提供了关键的密码，密码即诗中该句——“自从元佑献朝贡”。

当年初读此句，便心生疑惑。因为元佑是宋哲宗所用年号，共用九年（1086～1094年），其间因发生“元佑党争”而在历史上比较有名。“自从元佑献朝贡，至今人求终不止”，从语气“自从……至今”看，显然存在一定的时间跨度。而黄庭坚出生于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到宋哲宗开始使用元佑年号时（元祐元年，1086年），已届中年，42岁。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黄廷坚和司马光、文彦博、苏东坡等120人同列“元佑党藉”，系“元佑党人”中的名人。所以，“自从元佑献朝贡”，对于黄庭坚而言，属于当时人说当时事，与诗中所言口吻明显不符。又，查黄庭坚卒于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即便《砚山行》诗为黄氏去世本年所作，较“元祐”时期也不过十数年，自然不可能用“自从……至今”这种措辞。

八、元佑之前北宋歙州官吏已有多次采砚入贡

另外，歙砚在五代时已名扬天下——“为天下冠”，南唐朝廷在歙州设置砚务，为宫廷制造官砚，也不是冷僻之事。如首节所述，黄庭坚的文学前辈欧阳修在其《试笔?南唐砚》中，即有专文记其所得一方南唐官砚。

实则，即便北宋本朝也有多次歙州地方官采砚以贡。据《歙州砚谱?石坑第二》记载：

驴坑：……景佑中曹平为令时取之，后王君玉为守又取之，近嘉佑中刁璆为尉又取之。

据此可见，宋哲宗元佑之前的仁宗朝景佑（1034～1038年）、嘉佑（1056～1063年）年间，歙州地方官——婺源县令曹平、歙州知州王君玉、婺源县尉刁璆，都曾先后开采歙石制砚入贡（近年婺源砚山发掘出的宋代歙石古遗石中有带“嘉佑”年号者，可以为证）。博学擅书，而且担任过国史编修官的黄庭坚，显然不可能不知歙砚在本朝（北宋）早有入贡的历史，何来“元佑献朝贡”之后，方才“人求终不止”？

《歙州砚谱?石坑第二》记载北宋仁宗时官方几次开采歙石

嘉佑年号古遗歙石（图刋江进民《婺源砚山：千年遗石焕生机》一文）

再者，退一步而言，《砚山行》乃黄庭坚亲至砚山所写，写此诗时，离景佑、嘉佑官方采砚也不过数十年，即使黄氏不知有上述贡歙之事，但入贡系歙砚之荣耀，婺源砚山当地人不可能不知，亦不可能不对来访的黄氏言及此事。因此，黄庭坚笔下的“自从元佑献朝贡”，其“元佑”年号应该有误，当是古人版本传刻时所出讹错。

九、古籍版刻常有错谬 元佑应是天佑之讹

所谓鲁鱼亥豕，即言古人文献在版本传刻中经常出现错讹，因此校正版刻讹误成为版本学家对古籍校刊纠谬的内容之一。

砚史以物纠史的例子：《旧唐书》记载盛唐名相张九龄之子名张極，但《新唐书》又记为张拯。上世纪六十年代广东韶关张九龄墓出土“拯”字铭款双足箕形陶砚，始知张極应是版本传刻之误。

张九龄墓出土“拯”字铭款双足箕形陶砚（图刊《中华古砚》）

综考第二篇《〈清异录〉纪砚条目考释》所述两例：其一、今传本《清异录》，因传刻脱失“矩”字，薛贻矩遂错为“薛贻”。其二、即是年号错讹，清人《古今图书集成·字学典·砚部记事》将《清异录》中原文后梁太祖朱温年号“开平”，错为唐玄宗李隆基年号“开元”。

徐毅《歙砚辑考》本身也有明显的讹字。其引《歙州砚谱》所记南唐中主李璟敕封李少微为砚官，“令石工李全师之”，其中“令”字即有误。从字面看，“令”字就解释不通，因为砚官李少微带学徒此种小事，不需由中主李璟亲自指定。查《四库全书》本《歙州砚谱》，原文为“今石工李全师之”。《歙砚辑考》讹“今”为“令”，显然也是版本传刻所出错讹。

除上述传刻过程中导致的错讹以外，亦不能排除此种可能性：《砚山行》诗碑刻石，因年代久远字迹笔画有所剥蚀，从而导致徐毅对“元佑”有所误识误录。

《四库全书》本《歙州砚谱》“今石工周全师之”

《歙砚辑考》误刻为“令石工周全师之”

从上文由《清异录》“宝相技”条目得出晚唐已贡歙砚的推定，再从“元佑”的“元”字与“天”字字形很相像看，黄庭坚《砚山行》诗“自从元佑献朝贡”句中之“元佑”，应是“天佑”之误。

十、唐五代天佑年号使用者较多

“天佑”作为年号，比较复杂，自唐末倒数第二位皇帝——唐昭宗李晔开始至五代十国结束，用此年号的帝王及割据势力多达十位。

唐昭宗于天复四年（904年）闰四月改天复为天佑，同年八月昭宗即驾崩，李柷即位，是为唐哀帝。哀帝沿用天佑年号，至四年（907年）被朱温篡位乃止。李唐虽亡，各路地方实力派、割据势力：前蜀王建，南汉刘隐，南吴杨行密、杨渥、杨隆演祖孙三代，晋王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吴越国钱镠及岐王李茂贞，都还延用哀帝“天佑”年号，以示其割据政权之合法性，乃承续自李唐“正统”。其中王建、刘隐、李克用父子、李茂贞、钱镠，因其辖境与歙州无关，可不论。只有唐哀帝与杨吴（杨行密所建吴国，亦称“南吴”“弘农”“淮南”）皆曾管辖歙州。

然则，“天佑献朝贡”是发生于唐哀帝天佑年间，还是发生于杨吴天佑时期？

十一、应是唐末天佑献朝贡

杨吴时期（902～937年），虽是藩镇割据政权，但比较重视文治（其继承者南唐文化上之昌盛就肇基于杨吴）。杨吴统治歙州计三十五年，理论上有取砚入贡的可能性，但尚无古文献记有此事。据《歙州砚谱》所载，歙州官员进献歙砚及李少微被封为砚务官诸事，皆始于南唐中主时期。

而且，如上文所考，从陶谷《清异录》所载朱温赐砚之事，基本已可推定唐末歙砚已入贡，倘若“天佑献朝贡”系指杨吴天佑时贡砚，则刚篡唐之朱温所赐歙砚从何而来？又，即便杨吴天佑年间歙砚也曾入贡，也是唐末天佑贡歙在前而杨吴天佑贡砚于后。而“自从天佑献朝贡”之“自从”，显然含有初始、最早之意，所以“天佑献朝贡”，应是指唐哀帝天佑年间之歙砚入贡，而非杨吴天佑年间之歙砚入贡。

从黄巢起兵反唐至北宋基本统一传统之汉地（五代后晋时华北燕云十六州陷于辽国），中间历时一个世纪兵祸连接，唐末天佑时歙州贡砚之事当因战乱频仍、后梁篡唐而中止。南唐代吴后，经过杨吴烈祖、高祖、睿帝及南唐烈祖，四位君主半个世经之休养生息，到了“精意翰墨”的南唐中主李璟时，更致力于文治，歙州官吏顺理成章，效仿唐末贡砚故事，进献歙砚并举荐名砚工李少微。于是，元宗擢李少微为砚官，专司采制官砚之职，从而使歙砚得到空前的发展，至李后主时遂博得“天下冠”之美誉。

所以，歙砚之朝贡史，并非始于南唐，盖此前唐未天佑年间歙砚已有入贡。而南唐只是始设专职督造官砚的机构——“砚务”而已。

十二、唐末歙砚早已具备入贡条件

从歙砚发展进程看，唐末歙砚成为贡品也是很自然之事。

如本综考第四篇《歙石发现于唐开元初年，歙砚名世于唐开元末年》所考，自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初期叶姓猎人发现歙石后，至少到开元年间末期已正式批量采石（眉子坑）制砚。再到昭宗、哀宗天佑年间（904～907年），长达几近两个世纪之久，经过如此长时间之发展，歙砚的影响力，早就足以促使歙州地方官员将歙砚当作方物进贡朝廷。事实上，1976年合肥唐武宗开成五年墓出土的双足箕形歙砚，造型规矩，工艺精到，足以证明唐武宗时期歙砚工艺早已相当成熟。而开成五年（840年）比天佑年间尚早六十余年。

晚唐诗人李山甫《古石砚》诗，有“波浪因文起”“何啻直千金”云云。“文”通“纹”，“直”通“值”，应是描写一方名贵的水浪纹歙砚，从诗名“古”字看，必是一方旧砚，据此也可推断应是一方中唐甚至更早的歙砚。

合肥唐开成五年墓出土双足箕形歙砚（图刊《中华古砚》）

由此可知，从盛唐到唐未，如果歙砚——这种文房名品面世近两百年，却还没有被歙州地方官吏将之献贡，反而有悖常理。

十三、唐末歙砚已贡至北宋时已少有人知

既然唐末哀帝天佑年间歙砚已成贡品，但《歙州砚谱》为何失记此事？其实这也并不难理解。

唐积《歙州砚谱》成书于北宋英宗治平年间，其时距唐末天佑时期已有160年左右。而该书所记歙砚史事，如书中所记系“传多如此”，意思是多有采集于当地人的传说，所以难免有所佚湮。比如，离南唐亡国不过几十年之后，唐积从李少微孙李明处寻访当年南唐中主李璟赐封砚官的敕诰，已不可得。所以，唐末贡歙之事到北宋时，在婺源当地人中已少为人知，很正常。实际上，到北宋中期，连南唐官方采砚之事已少有人知。欧阳修《试笔·南唐砚》：

此砚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识为佳砚也，儿子辈弃置之。予始得之，亦不知为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者见之，凄然曰：“此故国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宝惜之。

欧阳所得南唐官砚的原主人王洙（字原叔），为北宋名臣，目录学家，曾任翰林学士，并与欧阳修同任史馆检讨。欧阳修时代，离南唐亡国不过几十年，就连博学多识的欧阳修都已不知此砚来历，直到有一位老年南唐遗民（“江南人年老者”）见之，才认出是方前朝南唐的官砚。

十四、唐末歙砚已贡应是黄庭坚见诸于前人文献

而且，古代贡品制度比较复杂，大致分为有一定制度的“例贡”和非制度性的“杂贡”。例贡砚，如唐杜佑《通典》所记虢州岁贡砚十方（应为虢州澄泥砚），北宋《元丰九域志》所记端州岁贡端砚十方，乾隆和民国《歙县志》所记清早中期徽州岁贡歙砚二十八方。例贡也会因一些原因而停贡，或时断时续。而“杂贡”则每年入贡的时间、数量、质量，并无一定之规，甚至只是地方官员心血来潮偶尔为之。唐末天佑年间的歙砚入贡，例贡、杂贡两者之可能性皆有之。当时战乱频仍，交通不畅，即便是例贡，恐怕也很难按常规入贡。而且，唐天佑总共只用四年，唐亡，歙州所属杨吴并不承认后梁政权之合法性，贡砚之事自然断绝。所以，唐末“天佑贡歙”这段短暂的历史并未广为人知。因此，唐积很可能亦不知此事。

黄庭坚虽是唐积的后辈，但曾任国史编修，负责官方文献修撰，很可能从史馆所存前朝档案中获知唐末天佑贡歙之事，所以在歙州访砚时将之记入《砚山行》诗中。类似例子：《三国志》虽是陈寿私人所编撰，但陈氏曾任西晋史官著作郎，所阅史馆官方档案，必然是其编写《三国志》之第一手资料。

十五、囿于史料局限导致《歙州砚谱》漏记歙砚唐末献贡

从唐积的仕途看，似也可以佐证上述之说。

四库馆臣考证唐积其人，“今仅知曾任太子中舍、婺源县知县，生卒年及事迹均不详。”太子中舍，为太子属官，宋官制秩八品。考唐积行迹，如四库馆臣所言，除由八品太子中舍升任七品知县外，其余均不见载于史籍。可见唐积终其一生，宦途都沉寂于下僚。所以，囿于识见，县令唐积的视野自然远不能和曾经担任过专职史官的黄庭坚相比，更不能和被誉为五代宋初“文翰为一时之冠”的翰林学士陶谷相比。另外，陶谷还有一个便利条件，其主要生活在五代时期，离唐末天佑年间更近（唐亡时陶氏已5岁），所见的史料文献更多。

因此，由于唐积在掌握史料方面的局限性，所撰《歙州砚谱》只是收记了婺源当地人之间所流传的一些歙砚早期史实，比如唐代开元年间猎人叶氏发现歙石、后人献砚县令、开采眉子坑，以及南唐设砚务官督造官砚等，未能将唐末天佑年间歙砚入贡、后梁太祖朱温赏赐三位宰相歙砚，这种歙砚发展史上的盛事记之入谱。

十六、《歙砚辑考》流传不广导致歙砚唐末已贡被长期忽略

从现有史料看，自黄庭坚留诗《砚山行》于婺源砚山之后，歙砚唐末入贡的历史就被埋没了。直到清中期徐毅任职徽州，因帮办贡砚事宜，在婺源砚山亲见黄庭坚《砚山行》刻石，并收入所撰《歙砚辑考》，才又使得这段歙砚早期的入贡史重为世知。但是，或许是由于原诗刻石字迹剥蚀，致使徐毅误识；或许是《歙砚辑考》刻书时所讹误，总之，“天佑”误为“元佑”，客观上又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一些困扰。

徐毅宦业，除任职新安卫守备外，余皆遍检无果。所官守备为五品武官，其进士出身应是武举进士，从其所附《砚山行》后两诗比较庸常看，徐氏能文，但学养并不太高，所以和唐积一样只撰有一册歙砚专书，并无文名传世。也许正是这点，黄诗中对于歙砚具有特殊意义的“自从天佑（元佑）献朝贡”，被其忽略了。否则，如果徐氏书中对此略加发掘考释，则唐末贡歙之事当会随着《歙砚辑考》之流传而显之于世。

徐毅未对“天佑贡歙”作出进一步诠释，而徐氏《歙砚辑考》刊行后流传也并不广，以笔者阅读所及，清中期以来似未见有人提及。2004年此书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出版后，方引起今人歙砚研究者所重视。所以，虽然徐毅《歙砚辑考》使埋没已久的黄庭坚《砚山行》诗重见天日，但由于此书知之者少，诗中所蕴涵的唐未贡歙重要信息被长期忽略——这点，可能更是“天佑贡歙”此前不彰的要因。

结语：考实歙砚在唐代已是贡砚对于歙砚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考定歙砚唐代已成贡品，对歙砚，乃至整个砚史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不言而喻。

今天所存古文献，记载北宋以前贡砚的信息很少。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砚谱》所引前秦王嘉《拾遗记》：张华撰《博物志》成书，晋武帝赐以于阗国所贡青铁所铸青铁砚，但此砚只是砚材系贡铁，并非贡砚。唐杜佑所著《通典》及欧阳修、宋祁等合撰之《新唐书》所载虢州澄泥贡砚，应是见载最早的贡砚。另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时陇右道有贡品砺石，当即洮州所产洮河绿石。不过当时洮石是作为砺石（磨刀石）入贡，属于贡石，尚非贡砚。端砚在唐代已很有名，中唐时李肇在其所撰《国史补》中已记载“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可见当时端砚影响之大。可惜现存端砚作为贡品的最早记录是《宋史·太宗本纪》：“淳化二年，夏四月庚午，罢端州贡砚。”只有宋太宗时罢贡端砚记录，并未记载端砚入贡、始贡时间。理论上，端砚在中晚唐时极有可能已是贡砚，当然，要确证这点，还有待于古文献或考古的新发现。

因此，从砚史角度看，由于乱世动荡，唐五代有关贡砚的古文献残缺不全，唐末歙砚入贡的历史也一度湮灭。幸有《清异录》《砚山行》乃至于《歙砚辑考》所传拾遗文字给后世留下些许相关信息，进而为今日笔者考实这段歙砚入贡历史埋下伏笔，并因此改写了自北宋唐积《歙州砚谱》行世将近一千年以来的成说，将歙砚入贡史从南唐中期前推至唐代末年，还原了歙砚是唐代贡砚的客观历史事实。

（本系列综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