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应如何建构高知女性形象

编者按 高知女性是媒体 道热衷的话题，一些 道秉持客观、理性，但也有一些 道把高知女性塑造成了“第三性”，严重影响了高知女性群体的日常生活乃至人生发展。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曹珊在《传媒观察》2019年第7期发表《高知女性群体的媒介形象与社会性别秩序建构研究》一文，探讨大众媒体中的话语生产、运作对高知女性形象的建构。研究发现，“受难”“另类”话语是大众媒体生产的主要话语，推动着高知女性与社会群体的分化，重塑了“第三性”的社会性别秩序。大众媒体应担负起其自身的“社会协调”职能，避免 道的模式化、框架化及市场消费主义的价值判断，从而保障高知女性群体在媒介建构中获得应有的话语地位与权利。

媒体应如何建构高知女性形象

曹珊

高知女性是媒体 道热点

通过对样本中高知女性新闻 道的分析，从整体上看有如下几点发现：其一， 道总量与时间规律。在选取的时间段内，六家媒体都发布了高知女性相关的新闻 道。其中，《人民日 》发布了28篇，《解放日 》17篇，《南方都市 》45篇，《楚天都市 》32篇，《中国妇女 》85篇，《中国青年 》62篇。统计发现党 的 道占比16.7%，都市 占比28.6%，对象性 纸占比54.7%，表明各级媒体在对于高知女性相关议题 道中存在显著的差异，对象性 纸较之党 、都市 更为关注这一群体的相关信息，亦或更多进行这一群体相关议程的设置。从年份统计来看，2015年共有71篇，2016年58篇，2017年68篇，2018年72篇，年均 道量为67篇；逐年分析 道文本发现，因2016年社会中所出现的高知女性相关议题/事件较少，所以2016年的 道量少于年均 道量。其二， 道体裁。从总体上来看，六家媒体关于高知女性 道的体裁可分为消息、通讯、新闻特写、新闻评论、深度 道五大类。统计发现 道中以通讯（30.5%）、新闻特写（23.6%）、新闻评论（23.6%）居多，消息（18.4%）、深度 道（3.9%）较少。通讯类的 道主要是从多重视角、多层次对高知女性相关新闻事实进行解析，如《北大女博士抄袭门争议》（《南方都市 》，2015.4.10）。新闻特写类的 道通过对某个典型性的新闻场景的叙述来对高知女性做出形象化的 道，如《杭婧：探索生命奥秘的女博士》（《中国青年 》，2016.3.29）。新闻评论类 道主要对男女两性关系的不平等、社会对高知女性群体偏见歧视等发表言论，如《女博士被骗不能怪她太单纯》（《楚天都市 》，2018.1.16）。其三， 道主题内容。大体可分为三大类：正面 道、中性 道、负面 道，各占27.9%、36.9%、35.2%。其中，中性类 道占比最多， 道主题集中于表现高知女性的工作事迹、日常生活实践等，但 道的部分内容中包含社会对于高知女性偏见歧视的描述。负面类 道位居其次，主要表现高知女性的受难行为（被骗、婚恋就业难、被性骚扰等）与另类行为（论文抄袭、打人、代考等）等。正面类 道相较少一些，主要关注高知女性的科研成就、创新创业及下基层锻炼等内容。

猎奇式 道塑造“刻板印象”

通过文本分析发现，在正面 道（27.9%）中，典型的高知女性群体叙事表现为，其从事正面价值意义的工作，或做出了突破性、创新性的成果/行为，亦或具有某种正面品性等。在这其中所生产的话语主要有“人才”“工匠”，再现的形象有智慧/进取、敬业/奉献等。

首先，“人才”话语的生产主要体现在高知女性群体的科研成就、创新创业两类 道中。在科研成就的 道中，聚焦于高知女性群体的日常科研实践、主动承担科研重任，及对比呈现其他同事群体科研中的知难而退等，来表现高知女性成才、取得科研成就背后的智慧与担当。在创新创业的 道中，高知女性群体往往是弃高薪、远离科研岗位而去自主创业。

其次，“工匠”话语的生产主要体现在高知女性群体的基层工作事迹的 道中。此类 道重在呈现高知女性深入基层、坚守岗位，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服务于当地群众，或献身于当地科研事业的事迹。分析发现，在高知女性群体的正面 道中，多数新闻的社会背景均与科技创新、基层建设、扶贫创收等主流价值观念相关联，均采用通讯或新闻特写的形式进行 道，这样一种技巧策略进一步促进了“人才”“工匠”话语的生产，从而强化高知女性群体智慧/进取、敬业/奉献的正面形象。

在中性 道（36.9%）、负面 道（35.2%）中，则是展现高知女性群体作为“受难群体”遭受社会公共生活或其他社会群体的排斥、伤害等，或作为“另类群体”做出种种带有负面意义的行为、带有某些负面品性等，这其中所生产的话语是“受难”“另类”。

就“受难”话语的生产而言，受难是新闻叙事的主要情节，具体体现在婚恋就业难、遭遇社会诈骗、校园性骚扰三类 道中。

其次，是高知女性群体遭遇社会诈骗，典型的例子有，高知女性遭受电信诈骗、 恋被骗、中介发文被骗、保险被骗等。此类新闻 道中重在展现高知女性因缺乏生活常识与防骗经验，而被他人骗取大量钱财；一些 道中甚至将骗子的低学历与高知女性的高学历进行对比呈现，无形之中表现出高知女性群体愚昧无知的一面。但实际上社会群体中老年人是遭遇社会诈骗最多的群体，在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中高知女性也成为这样一类人群，实则将高知女性中的个案特例泛化为群体的普遍问题。

再次，是高知女性群体遭遇校园性骚扰。 道通过聚焦于高知女性遭受校园性骚扰的细节，来强化其作为弱势群体所遭受的伤害。概而言之，负面 道中“受难”话语的生产，是将高知女性群体再现为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弱势群体，与其高学历的精英身份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建构其弱势/愚昧的群体形象。

就“另类”话语的生产而言，另类是新闻 道中的主要情节，相关 道可分为：违规犯错、患病率高两类。首先，在违规犯错的 道中，聚焦于高知女性群体论文抄袭、代人考试、违规打人等负面行为。其次，在患病率高的 道中，癌症等疾病似乎经常光顾高知女性群体，相关 道高达12篇之多，远高于高知男性群体的患病率。媒体的议程设置与新闻价值选择，使得高知女性患病也成为了新闻卖点之一，无形之中放大了高知女性群体的患病概率。

媒体应担负“社会协调”职能

高知女性群体的媒介形象一经媒介定型，也就成为了社会关系维系、社会价值判断的标准之一。在“受难”“另类”的媒介形象中，高知女性群体既不同于男博士的德才兼备，也不同于一般女性群体的温柔贤惠，呈现出群体分化的趋势，影响其与社会群体间的交往。而这对于社会性别秩序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媒介建构中，敢于同男性争取平等的教育、职业的高知女性却成为了非男非女的“第三性”，即有别于男性、女性的第三种性别。本来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就已经处在男权社会的弱势地位，而“第三性”的建构则直接取消了高知女性的女人属性，成为他者中的他者。“第三性”实则暗藏着“女性威胁论”，是一种话语运作中的符号暴力。布迪厄认为符号暴力是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人身上的暴力。而对于这样的暴力，人们恰恰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隐藏在意识的深处。在媒介建构的高知女性群体形象中，弱势/愚昧、另类/犯错形象通过呈现高知女性负面的行为模式、性格品性，来对高知女性群体进行污名与排斥，引导公众对其身份地位、职业角色的“第三性”认知，进而使高知女性被社会孤立，丧失与父权社会中的男性相抗争的合法地位。其实“第三性”符号暴力本身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通过对性别内涵再生产来重塑社会性别秩序，以此制衡高知女性群体对父权社会的冲击。

实际上，“第三性”问题并不是高知女性群体所独有，“女处长/厅长”“女企业家”“女明星”等女强人均在不同程度上遭受“第三性”问题，所以这不单单是某一群体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问题的折射。随着社会现代化、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市场资本的运作带来社会阶层的分化，大量男性群体沦为社会中/底层，而“第三性”便成为男性阶层分化中减缓压力与焦虑的突破口。再加上市场经济中消费主义逻辑，使得这些女强人的外形、品性、行为等均成为媒体消费主义的牺牲品。在父权结构性张力与媒体市场消费逻辑中，第三性所重塑的社会性别秩序实则是对女强人社会性别身份、角色的歧视。此外，符号暴力还会对施暴对象产生支配性影响，通过自我异化与权力关系达成合谋来进行。在“第三性”社会性别秩序下，媒介对高知女性群体形象弱势/愚昧、另类/犯错的建构，是将高知女性群体视为城市社会的“麻烦”。而公众长期在这样一种媒介营造的拟态环境中，则会将部分高知女性所“可能存在的问题”等同于高知女性群体“自身实际的问题”，形成关于高知女性的负面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一旦形成，便会阻碍主流社会对高知女性群体的接受和认可，成为其恋爱结婚、就业工作、职业发展等方面的阻力。

（载《传媒观察》2019年07月号，有删节，原文约10000字，标题为：高知女性群体的媒介形象与社会性别秩序建构研究。图表、注释等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