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将走进渡口的大门，从口岸渡到口岸，他们将看到潮水汹涌，他们将看到曼哈顿北边和西边的航船，看到南边和东边的布鲁克林高地，他们将看到大大小小的岛屿，今后五十年，太阳还有半个钟头就要落下的时候，将有人看到他们过河，今后一百年、或者几百年后，又将有别人看到他们，欣赏这夕阳西下、潮涨潮落……——摘录自惠特曼《过布鲁克林渡口》
埃金斯绘制的惠特曼肖像 1887-88年
出生于纽约长岛的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年），在我所引用的这首《过布鲁克林渡口》或者《展览会之歌》等诗中，表达出一些受现代城市景观感染而触发的赞美之情，在惠特曼眼中，19世纪后半期美国极速扩张的城市、拔地而起的高楼、高耸入云的水泥烟囱，是人类文明史上又一场值得由衷称赞的奇迹。
但他所赞扬的这一奇迹所诞生之处，却正有着是深刻的反城市文化传统。从最早一代踏上这片大陆的移民们开始，新大陆上的人们就聚集起这种悠久的传统。美国18、19世纪一批最具才华和影响力的政治家、知识份子，无一例外都是坚定的反城市主义者。从托马斯·杰菲逊、到本杰明·拉什，从爱默生、梭罗、霍桑、梅尔维尔到埃德加·坡，对城市都毫无好感。他们视城市为“瘟疫”、“脓肿”、或者是“人类社会藏污纳垢的水库”。
在19世纪美国文化精英或者他们那些先贤的心目中，并不认为城市是值得讴歌和描绘的。就连鼓励过惠特曼、美国文化教父级的人物爱默生，也那么讨厌城市。无论是政治家、发明家、评论家们，他们大部分都拥有一个农村式的美国梦，从爱默生到梭罗，则为这个梦想提供了哲学层面的探索与贡献。在大部分美国民众接受城市生活之前，主流而正确的文艺思想是，诗人、作家和画家们更应该描绘和讴歌农村、牧场、高山、边疆和大海。
但，历史并没有留给他们更多时间用以怀旧。
垃圾桶画派成员Everett Shinn 穿过纽约街道 1899年
垃圾桶画派成员George Luks 街景1905年
垃圾桶画派成员George Luks 休斯敦街道 1917年
随着内战结束、镀金时代的开启，美国的城市也开始迅猛发展。亨利·亚当斯写道：“1865年至1895年的这一代人已把他们的身心完全献给了铁路事业。唯有他们才了解这事业”。这一代人绞尽脑汁筹措资金筹建世界上最庞大的铁路 ，两类美国人开始大发横财，一类是早期的采矿者，另一类是牧牛人。这时的美国人雄心万丈，也留下了急匆匆草率行事的特点，但他们最终也建立以城市为核心载体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铁路扮演了连接这片大陆东西的桥梁，也肩负了这一代人的幻想、政治、经济和希望。伴随着铁路的延伸，以及新移民的不断涌入，城市——这个前所未有的怪胎，终于在美国各个地方开始不断出现，迅速扩张。
在1800年，美国人口在8000人以上的城市只有6座。到1890年，美国8000人以上的城市增加到448座，其中有26座城市的人口超过了10万人。另一组数据显示，19世纪中叶，美国的城市人口比率大概是10%，到了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城市人口的比率达到了51.2%。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看成美国城市化的第一阶段。
如今的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城市，确实如同惠特曼所描绘的那样，几乎可以堪称人类的另一大奇迹，在即将到来的20世纪中，纽约用以征服巴黎、现代艺术最重要的流派——抽象表现主义以及风靡全球的POP艺术等等形态，就将要从这些摩天大楼间诞生。但在那时，哈德逊河画派或者霍墨笔下那些凝视着远方的牛仔们，也许并未意识到，他们的后代在不久后，就将生活在一座座由钢铁、水泥包围的城市之中。
刚开始极速扩张的美国城市，被大多数视作怪胎，它被大发其财的商人和政客们视作淘金的天堂，艺术家和文学家们并没有拿它当回事情。而这，也正是惠特曼价值的体现，人们评论说他的《草叶集》，反映了美国城市化进程对公众的影响。他其实早就敏锐地发现了，用美国人发明的电灯、电话、电梯以及美国生产的钢铁、水泥、玻璃建造的现代城市之中，也蕴含着一种全新的、无限的社会活力和美学价值。
惠特曼在70年代末写下的《展览会之歌》中，自信而盛情地邀请欧洲文化母体中掌管文艺部门的女神——缪斯前来美国视察，他为缪斯介绍说：
“大地的壮观的现代景象，超过世界历史上的七大奇迹，
玻璃和铁架的正面一层叠一层地高高升起，
使太阳和天宇为之开颜，泛出种种喜悦的光辉，
青铜色，淡紫色，蛋青色，深红与海蓝，
在它的金色屋顶上，在你那自由之旗下面，
将要飘扬美国的旗帜和每个国家的彩旗，
周围要聚集一群庄严、美丽但却较小的宫殿。”
正在欧罗巴的缪斯恐怕当时很忙，没能排出档期来这片新大陆考察。但另一位世俗世界的当红文艺小生、伦敦唯美主义代表、风流才子奥斯卡·王尔德先生来了。
王尔德1882年的访美之行，除了拜访了惠特曼之外，还拜访了美国的工人、农民、军人、商人、妓女和政客，他挑逗得整个国家热闹非凡。总部位于旧金山的漫画讽刺杂志《黄蜂周刊》（该刊物1876年创立，在1941年关闭），在当时刊发了这幅图，夸张地再现了那次欧洲文化名流访美的情景。
美国《黄蜂》杂志 1882年的漫画
与半个世纪前法国人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年）到美国的访问做一个粗略的比较，后者来到美国时为了研习美国的民主制度，而半世纪后，王尔德的访美，则是为了向美国做自我推销。
这位来自欧洲的才子其实更直观、更敏锐地注意到了美国正在发生某些变化，那就是美国式的城市生活已然浮现，但他依然不愿意像惠特曼所做的那样，将这种城市生活与文学和美学做一些联想，他写道：“似乎每个人都在急着赶火车。这种情形对诗歌和浪漫爱情是不利的。要是罗密欧和朱丽叶老是为乘火车而担心，或是在为返程车票而烦恼，莎士比亚就不可能写出那几幕如此富有诗意与伤感情调的阳台戏了。”
美国摄影师Napoleon Sarony 1882年拍摄的王尔德
“美国是世界上最嘈杂的国家。在早晨，不是夜莺的歌唱，而是汽笛的鸣叫把人们叫醒。美国人讲求实际的头脑这么健全；却没有想到要降低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噪音，真叫人吃惊。所有艺术都依赖于精细微妙的敏锐感觉，这样持续不断的喧嚣，最终一定会损害人的音乐天赋。 ”
——王尔德指点江山似的评论，其实还算是中肯和客观的，因为这些噪音和匆忙的人群，并不符合他一贯坚持的唯美主义理论，“美国人的突出特点，便是他们把科学应用于现代生活的那种态度。 ”——他也承认美国人的优点。
倒是美国媒体对他事无巨细、不厌其烦地 道以及公众对于他的过度关注，方显露出这个正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虽然传媒业如此发达，但在文化底蕴方面仍然缺乏根本的自信。
媒体 道了王尔德入关时的段子：他对海关官员说，“除了我的才华，我没有什么可以 关的。”《纽约时 》对王尔德的穿着描写得很通透，“身着让人无法忽视的行头会见他的观众——缎面裤子、黑色真丝长袜、带银扣的高跟鞋，还有一件蕾丝镶边的紧身天鹅绒外套”。早在欧罗巴的城市中生活多年，并且享受着城市带来的时尚生活的欧洲人，却这么刻薄地评价美国这个新兴国家民众的好奇心：“一双丝袜引起了整个国家的不安。”
就在王尔德访问美国的第二年，一位名叫罗伯特·亨利（Robert Henri 1865年6月24日——1929年7月12日）的年轻人，与家人一起搬到了纽约市，之后，他们又迁徙到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在那里，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完成了他的第一幅画作。
George Bellows, Both Members of This Club, 1909
William Glackens, Italo-American Celebration 1912
John French Sloan, McSorley’s Bar, 1912
1886年，亨利就读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师从托马斯·霍文登（Thomas Hovenden）和托马斯·安舒尔茨（Thomas Pollock Anshutz）。这两位都和埃金斯有一些渊源，托马斯·安舒尔茨是Darby School的联合创始人，也是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的负责人，他与托马斯·埃金斯有着亲密的朋友关系。另一位老师，托马斯·霍文登是一位爱尔兰籍的艺术家，他的绘画和埃金斯一样具有现实主义风格。
在数年后，崭新的20世纪刚一开始，亨利就将成为美国“垃圾桶画派”（ Ashcan School）的创始人被记录在这个国家的艺术史册上。
“垃圾桶画派”被誉为美国本土现代艺术起点，标志着美国的绘画开始逐渐摆脱欧洲的影响，开始从城市中，而不是从农村里，去发现、捕捉生活的瞬间。这些瞬间虽然有时候显得严酷、血腥、肮脏，但是这些表现题材是前所未有的。尽管相比欧洲的先锋派画家来说，他们依然坚持着传统的架上绘画，对风格和技法没有什么突破。
但毕竟，一个城市中的、鲜活的、真实的美国将要在画布上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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