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洪伟(1994-),男, 布依族, 贵州黔西南人,同济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环境经济
【摘要】
【关键词】
产业集聚;环境污染;倒U型曲线
1.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过多年持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同时也极大的促进了我国工业产业的集聚,产业集聚在提升产业竞争力、拉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多年来粗放式的产业集聚与GDP锦标赛的传统思维,也导致我国的产业集聚出现了诸如投入要素浪费、经济效率不高、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
产业集聚通过规模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等优势,能够提升产业竞争力、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拉动地区与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工业的大规模集聚,将原本分散的企业集中到某一地区,不可避免的会加大对该地区的能源消耗,并对该地区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从上述逻辑推论中,似乎说明集聚是加剧污染的重要因素。但是现实中,特别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工业园区聚集,其目的之一往往就是为了能够统一治理污染。因为工业园区可以共用同一套治污设备,同一工业园区内的企业可以节约治污成本,并且政府也便于对这些企业进行集中监管。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产业集聚也可能成为促进污染减排和改善环境效率的一种有效机制。
2. 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 Grossman和Krueger(1991)提出了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EKC),曲线的左半段说明,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将不断加剧,但是曲线的右半段则说明,当经济发展达到“拐点“后,环境污染将得到改善。同时,Chichilnisky(1994)就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污染天堂假说“(也称污染避难所)说明了环境污染是产业集聚的一种负外部性效应。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其研究结论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观点:
一是认为产业集聚将加速地区的环境污染,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了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有着负相关的关系,也可以说这时的环境污染所带来的负外部性远大于正外部性。傅京燕和李丽莎(2010)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FDI的关系显著为负,说明环境政策越弱的地方越能吸引外商投资,从而验证了中国各地区间存在着“污染避难所”效应。张可和豆建民(2013)的研究证明,在我国产业集群的产出规模越大,环境污染越严重,并且集聚与产出水平更高的东部城市,其污染总量更高。张可和汪东芳(2014)通过实证分析我国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经济集聚将加剧环境污染,并且环境污染将反向抑制经济集聚。
但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持有不同意见,认为产业集聚在长期会改善该地区的环境,例如:陈建军(2008)认为,产业集聚能促进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将污染排放物转换成产品原料,从而改善区域环境;曾贤刚(2010)则认为,产业集聚有利于地区污染的集中治理。同时,潘文卿,刘庆(2012)证明了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原毅军(2015)等学者也认为,环境的污染程度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单调递减。
3. 计量模型、变量及数据选取
3.1 计量模型的设定与方法
其中,i表示地级市(i=1,2,3,…,265),t表示时间(t=2006,2007,…,2012)。为环境污染指标,为产业集聚度指标,为城市人口规模,为该地级市第二产业比重,表示人均GDP,为误差项。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4.1 基础模型回归结果
由表1 可知,第(1)列检验了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线性关系,表明对环境污染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呈负相关,但为产业集聚指标,越小,表示产业的集聚程度越高,所以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是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的。
第(2)列中,为了检验产业集聚与污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我们引入了的二次项,拟构造二次函数来表达不同集聚水平所带来的污染是不同的。我们观察第二列中与的系数可发现,产业集聚指标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好构成了一个“倒U型”关系。说明了产业集聚与污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且倒U型曲线,正好将两者的关系分为了两部分,在未达到倒U型曲线拐点前,即曲线的“左半段”,产业集聚与污染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产业集聚程度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但当产业的集聚程度达到一定的高水平之后,即集聚水平达到曲线的“右半段”,两者之间的关系就会出现负相关。产业聚集会对污染产生抑制作用,并且集聚水平越高,越能够降低地区的污染水平。
但随着产业集群的扩大,规模效应的逐步体现以及公共治污设施的出具规模,都能够使得单个企业在污染上的治理成本降低,从而达到治污水平的规模效应。并且企业的治污成本降低,可以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开发创新技术以及绿色技术研发,一方面,产业集聚的成熟将带来人才的集聚,必要的人才储备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另一方面,企业的治污技术提高可以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带动整个产业园区的治污水平上升,从而达到良性循环,有利于激发产业园区的“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导致污染下降。
5.2 异质性回归结果
表1中的第(3)列与第(4)列分别表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部地区两组数据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无论是东部沿海地区,还是中西部内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依然是呈“倒U型”的显著影响。但是对比(3)(4)两列中与的系数,东部地区的系数为55.005,是远大于中西部地区的20.635的,即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每提高1%所造成的污染排放增量是中西部增量的两倍多。
同时,我国当期产业集聚工业区多属于中低端生产制造和组装环节,同时我国的清洁生产技术仍处于全球较低水平,所以无论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依然均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所以,为了达到产业集聚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应该加大对企业的创新支持,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促进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并且同时深入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偏向,结果东部地区的发展经验,使中西部地区更快更好的越过“倒U型”曲线的拐点,从而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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