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元帅说：“中国发展原子弹和导弹技术，都应归功于他”

1972年11月21日，周总理听取葛洲坝工程汇 时说：“解放后20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上天”指的是“两弹一星”。总理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战略思想,狠抓导弹、原子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他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和“两弹一星”的研制、发展和应用倾注了数不清的智慧、精力和心血,为我国建设现代化国防,增强综合国力,打破霸权主义核垄断,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周总理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奠基人、领导者和指挥者。正如聂荣臻元帅所说的那样：“中国发展原子弹和导弹技术,都应归功于周恩来。”“两弹一星”精神里,倾注了周恩来的精神；周恩来的精神在“两弹一星”的精神里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1964年10月16日，周总理兴奋地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许多科研单位和工厂,先后发生夺权、武斗等恶性事件；有的院、所和厂的安全和生产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在这种环境下,正是由于有总理的亲切关怀,正确领导和直接过问,国防尖端技术项目试验才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逐步形成了我国独有的国防科技尖端武器和战略战术体系,使中国在国际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里,我只谈几件具体的事情,以说明周总理对研制“两弹一星”的航天人的特殊感情。

从1969年开始,到1974年6月1日总理因病情严重入院治疗，他多次亲自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对我国国防尖端科研事业各个领域,做了一系列重大决定、指示和部署。

【1958年8月,周总理和陈毅、贺龙陪同外宾参观刚建成的我国第一个综合性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

1974年4月12日,在住院治疗前一个多月,这是周总理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专委会会议。这次会议审查批准了728工程建设方案,即今天已投入运转的秦山核电站工程开工的方案。

我记得,召开这次专委会的时候,总理像往常一样交代我们: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并交代有关部门准备以“大烩菜”为主的晚饭。

总理在后来几年召开专委会的时候,基本上都准备晚饭。主要是因为研究的内容多,总理询问各种问题很详细,会议时间长,一般开完会,都是晚上六点以后了。为了照顾基层和一线远道而来的同志能吃上饭,总理总要特别交代一句:准备饭啊!有时候,我们也问他一声“要不要准备饭?”在那个年代来说,准备饭,就是对“两弹一星”研制人员的特殊照顾了。其他会议,包括国务院部长会议,即使时间再长,也是很少安排工作用餐的。

在这次会议上,总理做了长篇发言,对我国尖端科研事业的发展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他指出:核电站要绝对安全可靠；要通过这个工程项目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设计、建设中要注意防潮、防腐、防风化,做好废渣、废液、废气的处理问题。核电站燃料的废渣有放射性核衰减期,他还专门询问了当前世界上其他有核电站的国家对废渣处理的几种办法等等。总理询问得非常详细,了解得非常清楚。并一再告诫与会同志:一定要想到21、22世纪,要为后代着想。

这次会议,时间长,总理讲话也多,显然他的气力不如以前,我请服务员几次给他送上热毛巾,让他擦擦脸,敷一敷眼睛,稍微减轻一下疲劳。与会的同志看到这种情况,既感动又难过。当然他们不会想到总理早已身患重病,但都看得出总理非常疲倦。国防科委的领导多次劝总理休息一下,总理不肯,一直坚持把会议开完。

当时,凡由国防科委组织的“两弹一星”的发射试验以及其他相关项目,总理都仔细审阅 告,主持召开专委会,听取国防科委领导、专家和一线同志的意见,然后才定下决心。国防科委根据发射基地测试情况确定发射时间后,总理再亲自写 告呈毛主席批准实施。对重要的、新开发的试验项目,他都要我们与国防科委保持联系,随时掌握前方试验的进展情况。

1965年夏，周总理视察国防科工委某基地。

有一次进行远程导弹试验,没有准确命中目标,弹着点偏离靶心预定区域较远,试验失败了。当把这一情况 告总理时,总理听完 告后,平静而深沉地说:“失败了，并不奇怪，关键是总结教训，找出失败的原因。‘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四句话，作为原则，高标准、严要求是对的，但‘万无一失’是不可能的。一万次都不允许失败一次，那也不符合科学。试验嘛,总有成功,也会有失败,总是要付学费的。我们的试验与外国来比，花的学费、付出的代价还是少的,成功率是高的,发展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总理对“两弹一星”的重视,还表现在他对参试人员安全的关心上。他要求:有的项目安全就搞,不安全就不搞。搞不搞取决于人身安全,做到安全第一。他把地下、地面和空中核爆炸参试人员的安全时刻放在心上。每次核试验,都仔细询问采取了什么防护措施,人体接受多少剂量,对身体有无影响等等,想得非常具体、周到。总理还亲自接见过空投和穿云取样的飞机驾驶员,直接了解情况,感谢他们的献身精神和为发展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做出的特殊贡献,并当面向空军领导交代,安排好这些同志的休养和治疗,使他们尽快恢复健康,为人民再立新功。

让总理最担心的一次,也是“两弹一星”中最惊险的一幕，是1971年的一次空投核试验。

周恩来与中央专门委员会领导人在一起(左起：聂荣臻、周恩来、贺龙、张爱萍)

这次空投核试验,由兰州军区空军组织实施。当飞机带弹进入投弹地域上空后,地面指挥员下达了投弹的命令,飞行员按动电钮,但弹体舱底盖开关打不开,飞行员只好启用手动系统,也无济于事。几次努力,都无法奏效。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让我们立即把这个情况向总理 告。总理听后,放下手里的文件,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告诉罗舜初,由现场指挥员临机处置,怎么安全怎么办,情况这样紧急,不能由北京决定了!”我通过军委一号台传达了总理的命令,并站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机旁等候前方的消息。

总理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他是根据试验场区情况复杂多变下达这个命令的。指挥员的决心；飞行员的心理素质和驾驶技术；飞机的飞行半径和燃料的多少；场区的气温、风向和风力等等,这些情况,现场的指挥员最清楚。紧急关头,最宝贵的是争取时间,最关键的是把握时机。这个时候,现场指挥员最有决定权。只有依靠一线指挥员的决心,飞行员的过硬技术和稳定的心理素质,以及双方平时练就、养成的沟通协调、相互信任和默契配合,才能有效处置突发情况,争取最好的结果。

不过我觉得,这时总理考虑更多的,还是万一出现最坏的结果时要怎么办？

空投核试验,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有预案的。像这种开关故障问题,是带弹强行着陆,还是远离现场,弃机跳伞……事先也有预案。但当情况真正岀现了,可不像纸上谈兵或模拟演练那么简单。成与败、生与死,就在千钧一发之间。

总理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前,等着前方的消息。我觉得总理办公室静得有些可怕,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办公桌上那个小闹钟咔咔地运转着。

几分钟的时间,显得那样的漫长。

“叮铃……”军委一号台的电话响了起来。罗舜初副主任的声音激动得有些颤抖:“ 告总理,飞机安全着陆,飞行员和弹体安全!”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十分激动,赶紧向总理复述着罗副主任的 告。总理听后,轻轻地嘘了一口气,嘴角上隐隐露出了一丝微笑,他深情地说:“处置得当,很好!感谢他们!”说完,他又陷入了沉思之中。

谢天谢地,有惊无险!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就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飞行员!在紧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最有可能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带弹着陆”方案。他用自己的生命去博取胜利,而胜利,也终究属于智慧和勇敢的人。英雄的行为,保住了飞机,保住了弹体,也经受了一次瞬间生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