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听到身边的老人提及，说当年冬天是如何的寒冷，雪下得有多大，一脚踩下去，鞋子都看不到。
还说村里那口池塘，到了冬天会结很厚的冰块，许多小孩子在冰上玩耍，说那冰特别厚，卡车开过去都不会裂……
然而到了现在，还是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几乎近十年没有怎么下过雪了，一个冬天，甚至连羽绒服也穿不了几天，以前过年那几天几乎都是最冷的时候，现在，生活在南方的我们时常都是穿着短袖。
近年来，的确变暖了，全球变暖想象，很早就有科学家已经提出了，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或许未来全球的平均温度还会逐年上升。
虽说我们现在还并未感觉到全球变暖所带来的威胁，实际上全球变暖对地球的影响很大，如今世界各国都在共同想办法解决全球变暖问题。
比如我国为了减缓全球变暖的趋势，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了节能减排的口号，全球变暖其实是很严重的问题，首先影响最大的就是南极，一旦冰川融化会带来一定的灾害，海平面也会上升，严重影响沿海地区生活的人们。
在古时候，也有出现变暖现象，但那都是暂时性的，只是夏天很热，冬天很冷，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夏天很热，冬天却没有那么冷了。
在气象学上，一般以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作为高温的标准，如果多天在35℃及以上高温，称为“热浪”，属于气象灾害，古人称为“热灾”。
每年各地到了夏天的时候，都有那么一段时间气温都有超过35℃，只是现在我们有空调有风扇，只要不出门，并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但只要一出门，就能感觉到那股热浪对人的影响有多大，首先皮肤会晒得很痛，身体会不断地冒汗，让人很不舒服。
现在每年夏天，时常会听到有人调侃说：“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夸张。
著名气候学家竺可桢认为，在公元1900年以前，中国气候史上出现过四个“温暖期”，相应的也有四个“寒冷期”。
相对来说，热灾多发生在气候温暖期内，明显多于寒冷期。如从隋唐到北宋初年的第三个温暖期内，夏季极端高温天气就较多。
唐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春夏大旱，粟麦枯槁”。《旧唐书·德宗纪》上称，这一年“夏，热甚”。通俗说来，就是这个夏天太热了。
这样的极端天气在北宋初年较多，而且宋代诗中多有描写。如孔武仲《伏中作二首》“酷暑已旬日，熏炙势自如”；陈造《立秋日》“酷暑如酷吏，顷刻不可对”……
在公元1400年以前，高溫热浪天气涉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发生于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当时的皇帝是赵扩（宁宗），今河南、安徽、江苏、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热灾。
这一年又恰逢大旱，灾情严重。《宋史·五行志二》上有这样的记载：“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
然而，嘉定八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史上最热的夏天出现于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
这一年高温几乎涉及半个中国，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等整个华北地区异常炎热，可以说是超级酷暑。
当时的整个华北地区完全进入“烧烤模式”。《续东华录》中使用了“威暑”来记录当时的高温，天气热得像发了威要吃人的老虎，来势凶猛。
据记载，当时热的北京紫禁城的琉璃瓦被晒化了，宫中烫酒的锡壶被热融化了，象牙筷子软成了面条，连故宫里15口深井全部见底了。
这一年，有个法国传教士哥比（A·Gaubli）正好来到中国，也该着他倒霉，一来中国就碰到了史上最热夏天。
这哥比在给家人的信中说到：“三哥，这北京的天儿太热了，人都给热死了，热死的人基本上都是胖子和体力劳动者”。
正好，这个哥比来中国的时候带了一支老式的温度计，他把这个温度计拿到室外一量，44.4摄氏度！这一天，是1743年7月25日。
据记载，这一年仅在京城附近热死的人统计就有一万多人，这仅仅是在京城小范围内的统计数据，那么全国各地还有多少，就可想可知了。
当时乾隆还写了一首诗，内容是“冰盘与雪簟，潋滟翻寒光，辗转苦烦热，心在黔黎旁。”
这首诗大致意思就是说，我在皇宫过得这么好，有很多降暑的工具还这么热，不知道外面那些黎民百姓怎么样了，想到他们，我心里就很难受。
我们要知道，当时宫里，里外一共有18座官窖，都是专门给当时的皇帝用来藏冰的。而光是紫禁城里面的冰窖，就有着2.5万块的冰，有这么多的冰做保证，乾隆还觉得很热，那就可想可知没有降温的冰块的百姓们，到底该是多热了。冰窖
在没有空调的古代，主要靠冰来降温解暑，但也只有皇亲贵族才有这样的待遇。
在先秦时代，人们就知道利用天然冰来制冷，给食物保鲜、做冷饮。
后来，人们想出办法在冬天时把冰保存在地下室里，冰窖都建在阴凉的地方，深入地下。用新鲜稻草跟芦席铺垫，把冰放到上面之后就覆盖稻糠、树叶等隔温材料，然后密封窖口，待来年享用。
由于这样储存，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藏冰会融化，所以古人常常将藏冰量提高到所需使用冰量的三倍，不是有权势的人，是没有这个条件的。
乾隆得知各地都热死了很多人，很快就做出了反应，为了把损失降到了最小，早在给苏禄国使臣安排之前，乾隆就已经认识到了灾情的严重性，并且极度重视灾情的治理。六月，灾象初显，乾隆便要求做好赈灾准备工作，以期达到赈济效果。
在当月的二十五日上谕：“如此则先事绸缪，临期补救，于抚危济困之道斯为得宜，而闯阎实被其泽。”
七月，准备开赈，乾隆下令从各地调拨粮食，准备充足赈灾物资。命令漕运官员“再拨四十万石，于现拨十万石运完之后，即行接运”。
十一月，正式开始赈灾，自十一月起，至明年三月止。其中极贫的，赈五个月；次贫，赈四个月。
与此同时，刑部、吏部、工部和户部也接到了上谕：乾隆要求刑部加快办案速度，精简监牢犯人数量，并为囚犯准备“席棚”与“冰汤药饵”；
要求吏部，暂缓官员考试诠选，全力赈灾：
着兵部赏发内帑银，广发给京城民众，用以“预备冰水药物，以防病暍”；
知会工部和户部指导地方赈灾工作，调拨相关资源与人力。
在灾情刚开始的时候，受灾地区直隶的官员就召开会议，协商部署抗旱救灾工作，形成会议决议《会议办赈十四条》。
地方官员首先根据《会议办赈十四条》前往灾区，勘察灾情情况，建设图籍制度，分别极贫、次贫。为之后的赈灾工作有的放矢的展开，提供了基础。
其次，应乾隆授意与地方实际，中央为地方多次加拨赈米，减少或者减免受灾地区的应缴粮款，更让地方便宜行事，调用先前征收的粮款赈灾。
最后，地方上开凿了蓄水设施，提供禾苗借种，及时推动农民补种；从各地方返回流民，积极重建灾区，收拢人口，集中赈灾，将灾情的影响范围缩减到本地本区。
不得不说，乾隆对于这次的热灾，处理的还算不错，大大减少了这次灾难对百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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