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现代人极力做的事,古代人也有保护意识

“保护环境”一词是现代才出现的,如今地球受到的污染威胁越来越大,保护环境是我们积极推广并一直坚持在做的事。现代的我们不时会感叹,羡慕古代人游山玩水的闲情逸致,他们所处的时代没有白色污染,没有噪音污染,没有废气污染,有的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美景,难道古代人没有我们现代的环境污染就不用保护环境了?其实不然,古代人在环境保护方面可做得尽心尽力,很多我们正在实施的保护环境措施里,还是古人留下给我们的智慧。

在古代出现保护环境这种意识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出现了,夏朝时就有了类似我们现在保护生态环境的法规。在夏朝”禹之禁”里提到入春时节就不要砍伐树木了,以便树木更好的生长入夏时节就不要捕鱼了,让小鱼自由生长,长成大鱼;不打猎幼小动物不掏鸟蛋,以便鸟兽长大。这些都能体现古人的先见之明,古人虽无正经生物教科书,但他们在生态平衡保护方面可比我们现代人领先很多,四千多年前,还是奴隶制的夏朝,看似古板封建的时代,其实也颇有领先智慧。

而荀子的《劝学》讲了许多做人的大道理,其实他用了很多生物与人类之间的依存关系来教导世人,而其中就有 “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意思是源源不断的川流才是鱼鳖去的地方,山林茂密才是禽兽生存的地方;而”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就是说如果河川枯了就没有鱼鳖的归处,山林灭了就没有鸟兽的归处,也侧面警示着人们要爱护生态环境,保护环境。

其实汉朝比前面的朝代更为重视保护环境。西汉文帝更是直接下诏让百姓多种树,汉景帝也下了”功农垦,益种树”的诏令。在当时,多种树也是获得功绩的一项考察,自此之后,保护环境从被动发展成了主动,种植的绿植的多寡都变成了当时官员考核的标准之一。

除了为生态平衡而认真保护环境的法令,也有为了政事间接保护环境的法令。例如汉宣帝在位时,当时的渤海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盗贼也多,很难打压下去,就任命一位叫龚逐的官员前往渤海任职,直到龚逐任职之后劝谏百姓拿起农器放下兵器,并且鼓励百姓种田种桑,还要求每人每年都要种一颗树,对盗贼规劝,劝导他们卖剑买牛,卖刀买犊。在他的努力之下,渤海社会风气得到整治,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还带动了当地的农产业,得到了皇帝的赏识,不仅如此,种树的习惯变成了当地的传统。

也是因为龚逐的功绩影响很大,绿植的面积也就变成了他功绩的象征,之后一个地方的绿植多寡也与地方官的功绩有了关联。更有意思的是,有些官员还拿种植树木这种事作为惩罚手段用来对付犯了小错的百姓,真是一举两得的小惩罚,为保护环境贡献一份力。

到了唐代,对田地的使用率会更重视,对植被和田地的开垦就更加严格,如果有田不种荒废在那,当地官员是会被惩罚的,可不是种种树那么简单,是要行皮肉之苦的。如果官员管辖地有荒芜田地占其十分之一,官员和领了土地的地主将一起被罚,荒芜的田地越多,刑罚越重。

均田制分到的土地的百姓,规定在分到的土地上至少种植50棵桑树、10棵榆树、10棵枣树,如果土地不适合,就改种其他树种。分到土地的三年内就要完成这些事,地方官监督还要统计数目,如果不达标,地方官员就要被罚。其实除了田地的管理,山林、川流、打猎及养禽兽植树木的地方都是当地政府管理的范围,把所辖范围的环境治理好,这不仅仅只是各地官员作为考察功绩的一项标准,更是一项规定,唐朝把这项规定强制化。不仅在城区里绿化的程度很重要,就连对五岳等名山的植被也是十分重视的,一草一木都不允许破坏。

在没有污染较少的古代,人们对环境的热爱超乎我们想象,人与自然的协调,古人早就比我们早参悟,古人不仅钟情于山水之间,也对山水有着浓烈的保护之心,在这一点,我们现代人应该向古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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