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在充满希望的时候，越有必要识别出我们踩过的那些‘坑’，让先行者有所悟，让后来者不再重蹈覆辙。” 在7月9日举行的“无悔前行，垃圾分类的经验与教训”云端交流会上，深圳市零废弃环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环境史博士毛达这样强调说。
把脉垃圾分类实践经验，梳理“后悔清单”和四大症结
症结1：不相信公众能够改变，对公众行为改变和习惯养成缺乏信心
如在工作中以人工分拣替代居民分类投放，容易出现有人帮居民分类的现象，比如保洁员、指导员，甚至是明确设岗的“分拣员”。但从资源投入、产出质量、精神文明建设等多个角度看，先混后拣的行为都达不到垃圾分类的整体目标和要求；或是认为“分类投放需要更智能化”。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些智能设备或技术能很好替代人们完成分类投放任务。所以目前提升公众意识，使公众行为主动改变更加重要。
症结2：把改变看得太简单，对公众行为改变和习惯养成的关键因素识别不清
具体表现为认为仅靠贴标语、办活动、送垃圾分类桶，就能带来公众行为的改变，认为“分类投放设施越方便居民越好”。但事实表明，这些做法投入不少、收效不大，且容易沦为走过场。
复旦大学课题组的李长军博士分析，上海市居民垃圾分类投放效果近年大幅提升，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确保基本硬件设施的到位；二是明确志愿者、保洁员对其自身的工作定位，并且通过他们的行动和行为调整，让居民明确自己的主体责任；三是经过培训的志愿者在居民的垃圾投放时间段值班，并注意指导和服务过程中“动口不动手”。
症结3：急于求成，对垃圾分类的必经之路看不清或不愿直面
如垃圾收运、垃圾处理等后端尚未准备好，就大力推进垃圾分类等前端工作；或是花钱“买”垃圾，引入积分制、设立绿色账户等做法，虽有助于激发居民参与积极性，但其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是否符合经济规律等尚存争议。因为要达到激励门槛，经济回馈往往要超过废弃物本身的市场价值，这违背了经济规律；目前各地逐渐立法确定了垃圾分类是公民的责任义务，过度使用经济激励就显得不合时宜。还有些地方厨余垃圾处理走捷径，如推广家用厨余粉碎机等，而厨余粉碎机只是做到了垃圾转移而非处理。快速堆肥机价格不菲，运行成本很高，其产物并不是真正的有机肥料，而是烧焦和脱水的有机废料，甚至可能还会损害土壤。
症结4：要角缺位，顶层设计不完善、多元共治不充分、各方责任义务不明确
如部分地方政府盲目依赖第三方，这种模式存在巨大风险。一是企业本身经营有很大不稳定性，一旦出现问题服务中断，会严重影响公众对公共服务的信任；二是企业的首要目的是追求利润甚至是短期利润，缺乏对公共性和长远性的考量；对低价值可回收物等难回收物，仅靠政府补贴等方式“兜底”，而生产者责任却缺位；政府系统中非住建环卫部门参与有限，应对垃圾问题，需多个部门相互协作。
垃圾分类如何“避坑”，还需科学规划多措并举
对于垃圾分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会嘉宾和相关专家也提出了一些应对建议。专家认为，既要对公众行为改变和习惯养成有信心，也要避免工作方式的单一，要多创新。例如，开展志愿者、保洁员培训，建立志愿者及值班制度；强化居民主体责任；鼓励志愿者和学生上门宣传；完善硬件设施，如垃圾厢房的建设和卫生管理，洗手池、灯光等的配备。
还有专家建议，在政府层面，要完善全国性的法规、制度，建立高位阶、跨部门的垃圾分类总体指导和协调部门或机制，来完善包含垃圾分类在内的整个垃圾管理的顶层设计与部门协调。在基层，应强化“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的格局；进一步完善垃圾分类考核标准、考核体系，有效引导和管理第三方服务。进一步完善、扩大、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形成培育和支持学术机构、社会组织参与的长效机制。
对于推动生活垃圾减量，爱芬环保、乐芬环保联合创始人郝利琼建议垃圾收费。她认为，不管是针对居民家庭的收费，还是针对社区的收费，都应该把垃圾分类收费放到日程上来。“只有这样前端的减量才能真正有效，否则永远都是大量产生垃圾，然后不断处理垃圾，这样会给城市带来更大的处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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