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环境，跟空气污染有关系？

上图为纪录片《活着》导演马倩雯（左）与观众现场交流

“编者按”

2015年12月5日，《活着》映后，吕乐老师的一个问题，道出了这部纪录片讨论的关键，他说：“影片的素材中没有涉及政策层面……”，在禁止死刑犯器官移植的政策背景下，我们似乎不应该仅从病患角度，而应该用“社会人”的概念去理解一群在医院里等待肾移植的病人和家属，才能追溯问题的原罪。生命个体需求促使各类社会关系的发生，任何时候，生命伦理都是各方行为规范的基础原则，即社会伦理的底线。死刑犯自愿捐献与否皆是生命个体的合理化选择，符合社会伦理的自然规律，而几率的问题，就像影片里的医生所说的，是需要社会文明发展来循序解决的意识问题。禁止死刑犯器官移植的硬性审判，根本性切断了病人的一段”社会关系“，或许可能是最有希望的关系，生命伦理的诉求被社会伦理的变形而桎梏。病患们等待肾源的心理更加焦虑，每当一批肾源到来，在检验门口等待的肾毒症患者就像在战争中集体涌向教堂、各怀心事祷告的人，在一个特殊的空间内极度浓缩成“小社会”，但不同于普遍意义的社会关系，病患、家属、医生间的联系被无限放大的生命伦理弱化，人们开始审视自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导演没有追踪社会伦理的线索，而是将镜头靠近鲜活的生命个体身边，纪录生命伦理的创伤，从而引发思考，倒是有点”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的味道。

当然，作为第一次拍摄纪录片，导演对拍摄伦理的审慎，以及突发状况等原因，影片来不及完成构图的设计，我们无法从镜头语言中看到过多导演思路的存在，但粗粝却真实的质感，已然是纪录片的精髓。

下文中基于篇幅限制，不再对《活着》的现场内容做整理，只截取了部分《告别》映后精华内容，与大家分享！

现在很多影片都有批判现实的意味，或是政治观点，但《告别》落在女孩与父亲的相处关系上，自然真实。

生命与死亡分别向前，有时相似，有时却不一样

德格娜：这与我自己的电影审美也有关系，我比较喜欢侯孝贤、阿巴斯等导演的创作风格，就是类似纪实风格的片子。我在做自己的影片的时候，也就尝试去效仿他们，用接近旁观者的一个视角。所以我在加画外音的时候，不是很确定这是不是我想要的，后来我找到一种方式，就是尽量在画外音里抛弃叙事，多讲一些情感或者是讲父亲的一些感受。就是想不要有明显的视角，尽量真实地呈现本真的生活。今天，你们看到的《告别》，更多像讲父亲的电影，但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我其实是希望父亲和女儿两代人的生活平行发展，他们有独自发展的方向，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嘉宾主持梅雪风（左）告别德格娜（中）著名摄影师、导演吕乐（右）

吕乐：我认识德德（德格娜导演）是从07年开始，我那时候在组里做摄影师，她刚从英国回来开始做场记。从那时候认识，到现在她写出《告别》这个片子，我可以看出她在与父亲的情感线和自己的情感线之间做了一个选择。把女儿与父亲的情感和父亲的病情结合在一起，有一些象征意味，即关于生命和死亡。

德格娜：有时候在拉投资的过程中，需要有用一句话来总结影片，我觉得吕叔说得这点挺好的。就是“女儿面对未来的时候是一个无助茫然的状态，父亲面对死亡的时候，也是特别茫然无助的状态，生与死两条线分别向前，有时相似，有时的感觉也很不一样。”

上图为《告别》剧照

丰富的生活细节和戏剧性如何进行结合？

德格娜：对我而言，戏剧性是在人物本身，然后导演选择用一种极度纪实的，或者纪录片的方式呈现它，不带任何修饰，我觉得这是最具戏剧张力、特别能触动我的一种表现方式。像我比较喜欢的一部电影：侯孝贤导演的《咖啡时光》，主人公是一个选择独自生下孩子的女性，这个人物本身很有戏剧性，但是导演并没有呈现她如何做出这样选择的过程，而是纪实化地展现了人物的生活日常，比如她跟朋友在书店里聊天，聊的大都是很不相关的东西。这种表现方式特别有冲击力。

吕乐：第一部片子相关自己的生活经历，可以有很多记忆里的细节拿来用，这就是处女作的魅力。导演在做第二部电影的时候，就刚才说到的戏剧张力和平稳叙述的关系处理，会是比较困难。

上图为《咖啡时光》剧照

梅雪风：作为著名的摄影师，您觉得这个片子的摄影怎么样？

吕乐：我特别喜欢影片里的影像处理，之前第一遍看完影片后就给导演发了微信，也推荐给别人看。表现家庭关系，不需要大全景或者大场面的交代，而是要通过摄影机去判断家庭里每个人的动作和带情感的表情，摄影师马赛和穆正伦在景别的处理上特别恰当。可能有一两个镜头稍微满了一点，比如说迪厅里面。

市场问题，跟空气污染有关系？

吕乐：关于现在的市场环境，我觉得是有一些问题的。很多人会通过拍自己的电影，展现出自己的才能，然后去拍商业片，在国内，走这一步是很长长的，现在市场上很多大导演也是这么过来的，留在独立电影或者说小成本制作领域的电影人并不多。

梅雪风：我作为一个电影媒体人来说，也感受特别深，今天凤凰娱乐出了一篇文章，叫做那些错别字电影的三部曲，他里面讲到了《不可思异》，《从天儿降》。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如果你坚持独立，也许会被冷漠，被小众化。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影片有尊严、有体面的活下去？

《告别》被自然地归为“沉闷”的片子

梅雪风：之前，陆川等导演也都说过，早期，他们跑各种国外电影节，突然发觉自己的电影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状态，他们内心深处觉得自己的电影应该被更多的人看到，所以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走。

德格娜：可能跟我是个女孩有关系，我没有特别的想让自己的电影被很多人看到，有一个观众群目标什么的。但我接下来会考虑自己拍的东西如何跟市场结合，就是格局更大一点。《告别》是我的毕业作品，学校提供的环境是完全自由的，不会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限制，老师只是从艺术上面帮你把关，学校的很多硬件资源也是免费提供的。但我毕业后就无法再享有这些资源了，我就该考虑如何来寻找资源了，但不是说要为了票房去拍电影，而是在表达自我、坚持个性的基础上，如何让别人愿意去发行。前两天去跟一个制片公司聊，他们就自然地把《告别》归为沉闷的片子了，说“我们想做艺术片，但我们不要沉闷的东西”。

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

梅雪风：吕乐导演您觉得，您和第五代合作的时候，那那种大家都想拍出伟大电影的心气，您觉得还有吗？

吕乐：我觉得，就像马歇尔·麦克卢汉和安迪·沃霍尔在60年代的一个对话所说的，未来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是像树枝一样的 络组合。独立电影、商业电影等各种类型的电影，也会是 络一样的结构。跟以前不一样了。

梅雪风：我不知道之前第五代、第六代的现实状态是什么样的，但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看，他们好像是在一个阵营里，就像新浪潮一样，在一个价值观的引领下，互相帮助、互相刺激，做出了一些能留存于世的好作品。现在，是一个新生的电影市场，拍电影的机会和条件都多了，很多人的导演梦也被点燃了，大家反而变成了一种单打独斗的状态，电影美学语言和创作价值观都各有不同，非常丰富。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保持自己的个性坚持下去，就成为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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