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距离上海正式实施“史上最严”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已有十来天
“ 你是什么垃圾 ?”
带来的“灵魂拷问”仍未消退
垃圾桶卖“疯”!
有人一天接单2000万
“真是卖疯了”,符永林这样描述自己的垃圾桶生意。在他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四个“上海版”的迷你垃圾桶。
每天七八辆大卡车排队停在他公司门口,上百个工人24小时轮班生产,但依然没法满足雪花一样源源不断飞来的订单。
面对几十年来最好的生意行情,军人出身的符永林却显得冷静,“还是要有危机感。”
浙江台州一家垃圾桶公司的产品正等待装货出厂。
他的下属、业务员罗武军也在经历一场变化,“以前是自己找客户,现在角色反了,客户自己上门,而我们只做现金客户。”
在朋友眼里,他原本是一个“卖垃圾桶的”,现在他成了一名垃圾分类的“讲师”。
而一个工厂背后,涌动的是“塑料制品王国”台州里一大批跃跃欲试的淘金者。他们正酝酿新的财富探索,因为在他们看来,“做垃圾桶的发财了,有人一天就接了 2000万 的单子,这就像一个金矿。”
生产出的垃圾桶
没进仓库就被拉走
卡车是在深夜或凌晨到的,一辆接一辆,等到天亮了,叉车会把堆在空地上的一排排垃圾桶装上车。
垃圾桶上,印着“上海”“福州”等字样。它们都用不着进仓库,就会被拉走。
他把订单分到了其他几个厂房生产,有的则分给朋友。
符永林专业做垃圾桶十年了,今年是生意最好的一年。而最近两个月更明显。从市场来说,上海占了60%。
他已经分了好几个工厂加工,100多名工人24小时两班倒生产,但依然来不及。他用两个字形容:“卖疯”。
随着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进,给符永林这样的企业,带来了意外的财富。
在办公室,他自己也研究垃圾分类,“ 猪大骨是其他垃圾,猪小排是厨余垃圾,笔套是可回收垃圾,笔芯是其他垃圾 ……”
背书一样,他熟知垃圾分类,“我们每个业务员都很懂。”
做了十年垃圾桶,对于市场的判断,符永林还是比较精准的,哪款好卖哪款不好卖,他看得准,但也有失误的时候。
“真是没想到”,他说,有一款日系的垃圾桶,价格要一百多一个, “去年我觉得没市场,因为太贵了,没想到,政府的决心和投入会这么大,这么高的价格也能卖爆。 ”
就在前一天,还有一个客户上门来,要求订这款类似的产品,“他要卖到西北去,我就问他,这么贵,运费又高,能有人要吗?”
客户告诉他:“没问题。”
垃圾桶业务员
成了政府邀请的“讲师”
“什么时候能发货,能不能快一点,我们等着用。”给罗武军打电话的是一个乡镇的党委书记。他来催货,两万多个垃圾桶。
在礼貌和客气的氛围里,他们完成一场沟通。“现在很多地方环境和垃圾这块都是一把手抓的,地方上都很重视,所以,很多打电话的是乡镇的党委书记。”
十年前,1988年出生的湖南人罗武军来到黄岩,寻找他的生意门路。在这家生产垃圾桶的公司,他做起了业务员。
去年开始,他发现了市场巨大的变化。 变化背后,是政府治理垃圾的决心和力度。
罗武军出差的频率也日渐增多,原来两个星期出差一次,现在一个星期两三次。公司在一些地方政府的招标上面中标后,罗武军要去和政府单位沟通,落实一系列的后续跟踪。
很多省外的乡镇会请他过去,做些培训和指导,“做久了,垃圾分类一块也很熟悉,我会给他们讲应该怎么做,比如和基层政府建议,政策要怎么定,积分要怎么做;和老百姓讲,垃圾应该怎么分类。”他说,就是把这个地方合理有效的经验带到那个地方去。
最近,他还接到不少朋友的电话,“以前你是卖垃圾桶的,听说现在你搞垃圾分类了。”
显然,垃圾分类,正成为一种时尚,影响着更多的人。 “大家的观念会慢慢改变。 ”
罗武军觉得,除了给公司赚钱,自己最大的一种荣誉感,是协助当地政府完成垃圾分类的工作。和他一样,很多销售业务员成为了垃圾分类的参与者、推进者。
不做垃圾桶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做塑料的
因为卖疯的垃圾桶,这几天,符永林的公司不时有媒体来采访,有的还来拉广告,业务员罗武军也上了当地的电视台。
在有塑料制品王国之誉的台州,有上万家塑料制品企业,每年塑料原料的消耗量高达500万吨,占全国的十分之一。
而眼下红火的垃圾桶生意,正成为当地人茶余饭后讨论的话题。
路桥一个老板一天就接到了2000万的垃圾桶和400万的垃圾袋的单子。“都是供给电商的,我们把其他塑料产品停了,另外又去新开了几套模具。”
在模具之乡黄岩,垃圾桶带旺了模具开发产业,不少塑模公司贴出了新的招人广告。
与之相比,垃圾桶之外的塑料制品正是一个淡季,且利润惨淡。冰火两重天的格局,让很多业内人士跃跃欲试,开始放下“脸盆”“花盆”,去疯狂地开发垃圾桶。
“垃圾分类一搞,在台州,不谈垃圾桶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做塑料的。”7月8日,一名生产塑料花盆的80后老总在朋友圈发了这句感慨。
他配了一张照片,几个身穿时尚名牌的年轻人,围坐着,脚边放着几个垃圾桶,他们在讨论研究怎么样开发垃圾桶。
他的身边,至少有十几个朋友已经启动垃圾桶的开发。开一套模具好点的四五十万,小的只要二三十万,对于这些深耕多年的中小企业主来说,也并不是太大的投入。
符永林已经看到了这个趋势,“接下来,竞争会很激烈,可能会出现低价的恶意竞争。”他这样告诉员工们,“一定要有危机感。”
对于这个行业来说,速度就是金钱。“新产品前面几个月的利润高,但很快会被模仿,价格就跌了。”
在他看来,在喧嚣之后,只有不断创新,提高品质,才是长久之道。
“我们刚刚开发了三台模具,一台每天能生产几千个新款垃圾桶。”符永林说。
当然,无可否认,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根据住建部要求,接下来一年多时间内,还有46个重点城市也要步入垃圾分类“最严时代”,预计未来五年内,全国的市场都会释放巨大的需求。
“ 我们都想试试,万一做大了呢 。”有80后的老板说。
生活中,垃圾分类
真的这么难?
7月1号,被称为“史上最严”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生活垃圾必须分“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四类投放,一旦被发现混投,个人将面临200元的罚款。据了解,在过去的十天时间里,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开出了199张罚单。现在,上海市民对垃圾分类适应了吗?
今年67岁的袁阿姨,住在上海市普陀区的一个小区里,儿子一家三口和她住在一起,孩子们要上班,家务活就全靠袁阿姨一个人。厨房空间小,袁阿姨就在墙上挂了2个塑料袋,分别放干垃圾和可回收物,又怕自己忘了,她只能在墙上写上字提醒自己。
和很多上海市民一样,袁阿姨也是在慢慢地改变自己坚持了几十年的混合投放垃圾的习惯,尽管这种改变在开始,让袁阿姨很不适应。
猪能吃的,是湿垃圾,猪都不吃的,是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是有害垃圾,可以卖出去换猪的,是可回收物。这是 友总结的垃圾分类方法,袁阿姨现在就是按照这个来给垃圾分类的。
其实,怎么正确地给垃圾分类,不仅让袁阿姨头疼,很多上海市民也挠头。就拿骨头来说,大骨头属于干垃圾,小碎骨属于湿垃圾。又比如,湿纸巾再湿还是干垃圾,瓜子皮多干都是湿垃圾。这样类似绕口令的垃圾分类标准,让很多市民一时之间难以适应。好在,在居民初步为垃圾分类之后,在垃圾投放点还有志愿者帮助居民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指导。
今年年初,上海市招募了十多万志愿者,之前他们主要是负责动员和宣传工作,7月1号,《条例》实施以后,志愿者的工作重点转向监督和指导居民定时定点投放垃圾。2个月前,刘师傅所在小区开始推行定时定点投放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7点到9点,晚上6点到8点。因此在这两个时间段,刘师傅必须守在这里,除了监督居民分类投放之外,他还要进行二次分拣。
现在小区大多数居民已经习惯了定时投放,因此晚上6点过后,陆续有居民来到垃圾投放点倒垃圾,每个居民的手里都提着三四个垃圾袋。
利用各种各样的小程序来提高市民对垃圾分类的认识,这是上海一直在做的工作,而对于学生来说,垃圾分类的内容甚至纳入了考试范围。
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陆陆续续有30多位居民来这里投放垃圾,每位居民倒完垃圾之后,都会把手里的一张小卡片递给刘师傅,刘师傅会用手机扫描一下。
这张卡片是小区居委会发放给每户居民的,居民每打一次卡,会获得10分的积分,居民可以用积分到居委会换取小礼品。这些卡片除了能获得积分之外,居委会也可以通过居民打卡的频率,来分析居民有多长时间没有倒垃圾了。
从居民家中到垃圾投放点,是垃圾分类最关键的一步,因为之后四种不同的垃圾,会由不同的环卫公司分别收运,而到了收运点那里,几乎不可能再进行二次分拣。因此志愿者成为监督垃圾分类的最后一道防线。
这垃圾分类确实是麻烦一些,刚开始普通市民都得有一个适应过程,这很正常。住建部负责人表示,到2020年年底,将会先行先试的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而根据刚刚公布的《关于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山东年内所有设区市全面启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看来以后垃圾分类并不只是上海的事了。
垃圾为什么要分类?
垃圾分类有什么好处?
垃圾为什么要分类?分类之后有什么好处吗?这答案的背后,是一个尴尬的现状,全国所有大中城市都面临着“垃圾围城”。
这里是位于济南市济阳区的垃圾填埋场,也是济南市唯一一座大型填埋场,占地面积474亩,作业车辆24小时不停作业。
填埋是一种古老而又广泛采用的垃圾处理方式,投资少、工艺简单、处理量大,但是没有分类的生活垃圾,会造成二次污染,同时有限的填埋地点,也决定了填埋这种垃圾处理方式,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因此焚烧就成了处理生活垃圾的另外一种方式。
焚烧,既能处理掉垃圾,又能用来发电,是一种环保的处理方式。可是用来焚烧的垃圾,因为没有分类,掺杂了大量的餐厨和厨余垃圾,湿度大,不容易燃烧,需要先在发酵区过滤,这就增加了成本和处理难度。
无论是焚烧还是填埋,还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难题,那就是每天处理的垃圾数量远远比不上垃圾增长的数量。济南市目前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是7300吨左右,焚烧处理5300吨,其他进行填埋处理。
很多城市的垃圾处理工作都面临着和济南一样的现状,包括之前的上海。但与济南相比,拥有2400多万常住人口和600多万流动人口的超级大都市上海的情况更为迫切,上海每天产生2.6万吨的生活垃圾,而它的垃圾处理能力接近饱和,只有从源头上减少垃圾数量,以及对垃圾进行资源化处理,才能解开这“垃圾围城”的困局,因此强制垃圾分类成为上海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在济南市历城区的高而办事处,这里近几年也在做垃圾分类工作,那么现在是什么样子呢?
在这里,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摆放了统一的垃圾桶,标注着可腐烂和不可腐烂的字样,垃圾桶上还有一个二维码。每天上午,环卫工都会开车来到这里回收垃圾。环卫工把可腐烂和不可腐烂垃圾分别用电子秤称重,再用手机扫描二维码,把称的重量输入手机。
垃圾的后期处理也很讲究,不可腐烂的垃圾被统一运往垃圾厂处理,可腐烂的垃圾会被运送到阳光房堆肥房。
工作人员介绍,高而办事处每天产生的垃圾,80%为秸秆、树叶、藤蔓等可腐烂有机物。阳光堆肥房,就是建立一座封闭的空间,房顶采用透光性强的玻璃,通过光照提升温度,加速垃圾发酵,可腐烂垃圾只需要3个月就能变成有机肥,再把有机肥免费给农户使用,不仅实现了有机肥还田,还从源头上大大减少外运量。目前,高而办事处已经建设了16座阳光堆肥房,实现了全覆盖。
为了监督和管理这一整套的垃圾分类工作,高而办事处还建立了智慧环卫平台,可以对垃圾分类工作人员、运输、处理进行实时、精准监控。工作人员介绍,在这智慧平台上,村民也可以根据垃圾分类的精准性获得一定积分,这些积分可以兑换一些生活奖品,项目实施以来,不仅改善了当地环境,还得到村民的高度认可。
人大立法、强制分类、定时定点、混投罚款、改造分类投放点、建立分类收运体系,垃圾分类的体制每一环都不能缺少。相信随着体制的不断完善,垃圾分类终将会成为我们自觉地习惯。只有这样,垃圾分类才会成为我们的新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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