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一个平平常常的上午，一位看似普普通通的妇女走进银行，依照正常程序办理业务，这一切看似都毫无异样，直到她掏出怀里那块约三斤重的大块黄金，营业员惊呆了，顿觉眼前的妇女一定不简单。
要知道，在当时中国的总体条件下，别说是一般家庭买不起金子，即便是家庭条件好一些的，最多也只有一些金首饰，像这样直接拿出三斤重金块的人实在是非常罕见。而这样的一个普通劳动妇女，怎么可能会通过日常劳作拥有如此贵重的一块高纯度黄金？
后来经过警方的干涉调查，发现这块金子的来头果然不一般，而用这块金子换钱的妇女更是令人惊讶，竟然还牵扯出了许多年前的一场事关重大的惊天迷案。
携带特殊黄金，银行顿起疑心
一九八零年四月十五日，上午九点左右，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的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投入了忙碌的工作，微笑着接待前来办理业务的顾客们。
这时，一位看样子差不多五十来岁的中年妇女，手里紧紧搂着一个鼓鼓的小包袱，眼神闪躲，神色慌张地走进了营业厅。
妇女紧张地扫视了一圈后，快步向收购金银的七号窗口走去，随即将小包袱颤抖着推进窗口。
旧时银行
银行营业员管凤昆打开小包袱后，惊讶地发现里面居然是一块不小的金块，小心翼翼地拿起来掂了掂，估计有三斤多重，乍一看，金块的侧边还有明显的切割痕迹。然后她又用试金石试了试，这金块的成色居然高达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管凤昆的推测不无道理。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虽然经济有所恢复，但黄金这种硬通货还非常罕见，绝大部分的中国家庭根本拿不出来，更不可能一次性就拿出三斤来。
而且，这名妇女所拿出来的黄金，有着非常明显的切割痕迹，也就是说，这块近三斤重的黄金，很可能只是妇女家中所存黄金的一部分。
然而，这还不是最让人生疑的地方。这样的一块工业黄金，纯度极高，与民间流通的那种含有大量杂质的黄金有很大区别。
即使是想要将含杂质黄金进行进一步提纯，那也需要在造币厂进行，而且必须要在有银行人员在场记录、监督的合法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操作。
而妇女的这块黄金上并没有任何银行的标记，显而易见并不是来自银行的正规渠道。
抢购黄金饰品的人们
幸好管凤昆凭借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在第一时间看出了这块金子的不妥之处。而她处理这件事的方式也非常沉着，为了不让妇女起疑心，她并没有向妇女询问起这块金子的来历，只是借故离开，暗中通知了银行保卫科干事刘国臣。
随后，管凤昆继续按照正常的工作流程为这位妇女做出了估值，一千八百二十六克的金子，按照当时的金价，总共可以兑换两万多元，在当时，两万多元钱可是妥妥的一笔巨款。
妇女听到这块黄金可以兑换那么多钱后，非常高兴，然后听从了银行营业员的建议，为了安全起见，她将这笔钱直接分六个户头在这家银行做了活期和定期的存储，自己仅仅留下了六十五元的现金随身携带。
其实，经验丰富的营业员管凤昆可聪明多了，她十分清楚两万多元在当时那个年代的价值与意义，便在钱上留了个心眼。
她之所以让妇女直接将钱存在银行，是因为万一妇女真的有问题，这笔钱在事后也更好追回，不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在办理完相关义务之后，妇女刚要转身离开，银行保卫干事刘国臣早就有所准备，立即叫住了她，告诉妇女由于她所存金额巨大，已被银行升为了尊贵的贵宾客户，并且以接待银行大客户为由，将她请入了贵宾休息室休息。
此举看似是银行接待贵宾，实则刘国臣是想对妇女秘密地进行一次访问。
到银行办理业务的人们
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妇女被工作人员请入休息室后，银行角落里一位与妇女年纪相仿的中年男子见状悄悄地离开了银行。那位妇女进行黄金兑换交易的全过程，他都清清楚楚地盯着，却无人注意到他。
在休息室里，工商局管理所的管理员夏玉环早已在此等候。借着这个机会，夏玉环先用茶水热情地招待她，并且为了放松妇女的心情，一点一点地与她闲聊起来。
随后，为了了解妇女真实的家庭住址，夏玉环以保护安全为由，提出派工作人员送其回家。但妇女仍保持着较高的警惕性，当即拒绝。在夏玉环的强烈要求下，妇女只是说出了自己是苏家屯人。
妇女见情况不妙，起身就要离开。见妇女越发慌张，行为可疑，银行的工作人员又怎能让她随便离开，便强制性地将她留下，并立即向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区派出所 了警，反映了这一情况。
九时三十分，公安局副局长李广军接到了银行的 警电话，并在十分钟后，与分局的三名同事火速赶到了银行。
面对警方，妇女仍执意说她叫黄淑珍，是苏家屯公社的社员。经过与相关工作人员电话询问，李广军却被告知公社中压根没有这个人。见妇女还是谎话连篇，不配合警方，李广军的态度也开始变得严厉起来，大声地质问起她来。
早年间的女警察
严厉的质问也的确有效，这时，黄淑珍有些紧张了起来，只好结结巴巴地说出了自己的真实住址——大东区小河沿路学工里六楼二号楼五十四号。随后，李广军再次拨打了电话进行核实，发现这个地址的户主是当时615厂生产计划科的副科长关庆昌。
国营615厂！这可是中国近代最为悠久的造币企业，多年前曾发生一场损失严重的黄金盗窃案，八百两黄金不翼而飞，为了找出盗贼，全厂上下都大受牵连，这件事情甚至还惊动了周总理，但可惜的是，至今都没有追回那批丢失的黄金。
想到这里，李广军果断下令将黄淑珍带回分局。被带到公安局中的黄淑珍更紧张了，不停地举着杯子大口大口地喝水，也不说话。被问起来，她也只是坚持说金子是去世的爷爷留给她的。
李广军立刻将此事重视起来，在局里召开紧急会议，派了两卡车的警力火速前往黄淑珍家中进行搜查。经过大约四个小时的紧张搜索，终于，警察在黄淑珍衣箱底下垫箱子的两个长方形木箱中，无比惊讶地找到了整整九大块金子。
再加上黄淑珍带去银行的那一块金子，总共是八百零七两。这个数目正好对上了十九年前615厂失窃的那一批黄金！
造币厂
而今天早上那个在银行的角落里鬼鬼祟祟观察的中年男人，正是黄淑珍的丈夫关庆昌。看到黄金兑换出的钱被成功地存入银行，他也放下心来，随即赶回厂里继续上班去了。
下午四点钟，关庆昌正在和同事一起开会，突然接到工厂保卫科科长的临时通知，没多想就立即前往了会议室。当他得知是会议室中的警察找他时，顿时脸色大变，在询问中仍然狡辩说那块在银行兑换的黄金是妻子的爷爷留给他们的。
被带回公安局拘留后，关庆昌仍然是不知悔改。但当李广军将十大块黄金放到桌上时，他瞪大了眼睛，顿时蒙了，不得不对自己十九年前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
那么，黄淑珍与关庆昌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才对这批涉及国家利益的黄金动起了歪心思呢？他们究竟是使用了怎样的手段才躲过所有人的眼睛，将这批黄金偷到家里的呢？又是如何瞒住多方调查，将这批黄金在家中藏匿了整整十九年的？
牵出从前大案，真相水落石出
经过警方的仔细调查，当年的这件案子也渐渐浮出水面，黄金失窃的真相也开始水落石出。
一九六一年，那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面临着粮食和副食品等多方面的短缺危机，而黄金和白银国际认可度高，方便用来与其他国家交易，可以换来我国短缺的粮食资源。
为缓解困境，国家交给沈阳造币厂一个巨大的任务，将从民间收集来的一批黄金和白银进行高纯度冶炼。
工人正准备熔炼黄金
当时中国一共有四个造币厂，分别在上海、沈阳、南京和深圳地区，而沈阳造币厂在当时综合实力称得上是比较强的，这个工厂有着非常丰富的造币经验，而有着相对来说，在当时较为先进的冶炼技术和机器，才被选中担当此次的重任。
黄金冶炼任务，在沈阳造币厂的一项严格保密的任务，为了保证安全，工作人员们还给它们取了代称，将黄金代称为100号，将白银代称为200号，但即使保密工作做到如此，但还是弥补不了管理上的疏忽。
也许是因为那时的人们都比较朴实，再加上这是国家安排的任务，造币厂内的工作人员们都很自觉地进行着自己的分内工作，并没有谁会产生非分之想。
再加上当时条件有限，所以只是将不多的安保力量调去防范“外贼”，并没有对工厂内提炼的黄金进行严格保存和看管，这也就给了个别心怀不轨的人以可乘之机。
当时担任沈阳造币厂生产科科长的关庆昌，就是个别心怀不轨的人之一。
他身边的人不知道的是，关庆昌还曾在解放前为国民党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是因为他做事非常谨慎，所以当时组织并没有调查到他的背景有任何问题，就这样，关庆昌成功地进入了沈阳造币厂工作。
国民党公开杀害共产党员
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造币厂接到国家的冶炼任务之后，他便动了一些歪心思，跟同样喜欢贪小便宜的妻子不谋而合。
其实一开始，关庆昌并没有打厂里100号产品的主意，只是与同在造币厂工作的妻子时不时利用职务之便监守自盗，在车间里偷偷拿些金疙瘩、金耳子和一些首饰的边角料，连生产工具金挂钩都不肯放过。
因为这些东西不起眼，再加上这夫妻俩的搪塞，所以并没有被谁发现异常。
但渐渐地，这些小东西也逐渐开始无法满足关庆昌夫妇的贪念，关庆昌认为这些钱只够他们日后做小买卖，根本不够满足他想要的奢侈无忧的生活。
思考过后，夫妇俩决定铤而走险。
于是，在三月二日，关庆昌夫妇开始着手准备了他们的“盗金计划”。为了打探黄金的具体存放地点，身份方便的黄淑珍明着去包装组找一些平日交好的姐妹闲聊，暗地里则偷偷观察起车间里的具体情况。
由于当时100号产品就摆放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小仓库中，并没有安排专人严加看守保护，所以黄淑珍很快就发现了。
堆满了黄金的地下仓库
下班回家后，黄淑珍就将黄金存放的具体地点告诉了关庆昌，经过二人的紧密商量，关庆昌决定在三月十八日晚上动手。因为那一天是星期六，第二天全场的员工都要放假，工人们都想要早点回家，不会在厂里过多逗留，所以，这是一个摆在眼前的大好时机。
关庆昌心里非常清楚自己这次的行为属于怎样严重的性质，对国家和社会会产生多大的损失，一旦事情败露，后果不堪设想，但在贪念与私利的诱导下，他还是为接下来的行动做出了周密的计划。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八日傍晚，沈阳造币厂的员工们绝大多数都已经下班回家，金银产品包装组组长郭家惠也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存放金银产品的仓库巡视。
郭家惠特地重点查看了100号产品的存放地点，发现这十几个箱子的铅封都很正常，最后又特地看了一眼最后一个箱子，因为这个箱子与众不同，里面只有四块金锭，因一直配不上对，便一直被单独存放在这里。
清点完毕后，并无异样，郭家惠便关灯、锁门、离开了厂房，当时的时间大概是下午五点二十分左右。
而谨慎的关庆昌担心工人们尚未走完，一直等到下午六点左右，才拿着一把铁质羊角锤和手套绳子等工具，悄悄地出了门。然而，到达厂子后，他并没有进车间直接动手，而是先将所有的工具都放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随后赶去了厂子的浴池洗澡。
浴室
此举并不是因为关庆昌爱干净，而是想要给自己留下这个时间段的人证。因为大家都喜欢在工作之后洗个澡放松一下，所以这个时候浴池里的同事较多，更能在日后为关庆昌作证。
到达浴池后，关庆昌无心仔细洗澡，只是一直跟认识的人不停地打招呼聊天，主动给同事们加深印象，随后简单冲了一下，便迅速离开，返回了办公室，戴上手套，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工具，直奔100号产品的存放车间。
趁着夜色掩护，关庆昌顺利地进入了存放100号产品的临时仓库，在观察了一遍后，他机智地选择了那个没有铅封的箱子。
随后进行了一系列娴熟的操作，绞断铁丝，撬开木板，取出其中两块，绑在绳子的两头，挂在脖子上，用宽松的雨衣掩护着，一路小跑回了家。
虽然只是两块，但这种高浓度工业黄金的分量还是不容小觑，再加上那些需要带回家销赃的工具，回到家的关庆昌早已累的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
一直在焦急等候的黄淑珍见丈夫回来，立即接过黄金，与丈夫慌慌张张地将这些黄金藏在了筐下。
而此时的关庆昌早已顾不上休息，他算了一下时间，便立即洗了一把脸，直奔附近的歌舞厅而去。
打扮时髦的人们在跳舞
当然，关庆昌此举依然不是为了放松，而是再次为自己寻找时间证人。到达歌舞厅后，他热情地向认识的人打招呼，与认识的邻居闲谈，甚至跟服务人员聊起天来，他拼命地在这里刷着存在感，想要让所有人都记住他今天来过这里。
这天关庆昌在歌舞厅里呆了很久，时间慢慢地过去，天色越来越晚，关庆昌的心情也越来越愉快，也许是之前紧张感已经被自己万无一失的操作掩盖过去，也许是盗金得手后那种贪婪得到满足的感觉变得强烈，他变得越来越轻松，后来，竟然还随着歌舞厅那极富感染力的音乐得意地跳起舞来。
到此，关庆昌的计划算是得手了，但是事情哪能这么简单？
终日惶惶不安，害社会又害己
到了星期一，工厂里的人结束了假期，又开始上班了。
一大早，包装组组长郭家惠刚到达办公室，正准备开始工作，就被闯进来的助手高兴贵一句话惊呆了。
“100号被盗了！”
随即，郭家惠立刻着急地前去仓库查看，果然发现那最后一个箱子里被人撬开了，箱子里的四块金锭也只剩下了两块。
郭家惠在造币行业工作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时就愣在原地，不知所措，等到回过神来后，才赶忙跑去厂里的领导办公室紧急上 了这个情况。
厂里的领导立刻重视起来，派人前往警察 了案，并立刻在厂里上上下下仔细地搜查起来，并找来了这几天接触过和有可能接触到100号产品的工人前来问话，但始终都一无所获。
工厂里劳动的人们
后来，身为生产科科长的关庆昌也被找去问话，但因为当时做足了不在场证明，所以警察在他身上并没有找到什么破绽，就放了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件“黄金失窃案”始终没有被告破，也逐渐成为了一桩悬案。
然而，顺利拥有了梦寐以求的黄金后，夫妻俩并没有过上想象中奢侈的生活，反而因为这两块金子陷入了无尽的苦恼。
因为事情还在风头上，而且那时的黄金交易还没有大规模开放，很容易被发现，所以关庆昌并不敢将黄金拿出来，更不敢直接使用黄金进行交易。
进退两难之间，夫妇俩只好把黄金藏在炕柜里，每天担惊受怕地枕着五十斤黄金睡觉，从此再没睡过好觉，每日战战兢兢地生活。
而且为了不引起怀疑，关庆昌经常带着一家人搬家，连单位分的房子也不敢住，只敢小心翼翼地带着妻儿住在狭窄的出租屋里。
甚至后来儿子长大后，因为担心家里有黄金的秘密被儿子不小心说出去，关庆昌坚决不让儿子与外人过多地交流，即使到了儿子结婚这样的大喜事，他也不敢让人来家中贺喜，这也导致了他儿子后来的孤僻性格。
关庆昌被判无期徒刑
另外，更可悲的是，关庆昌的父亲在发现儿子偷盗国家黄金的行为后，一气之下，竟然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无奈与气愤离开了人世。就这样，因为一时的贪心，关庆昌亲手摧毁了自己本该幸福圆满的家庭。
直到一九八零年，黄金交易正式开放，关庆昌抱着侥幸的心理让妻子冒险前来银行换钱，为了保险起见，她只带了切好的三斤黄金。但法 恢恢，疏而不漏，这一次，关庆昌夫妇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
此时的关庆昌已经五十五岁，本该到了快退休的年纪，本该守着家人拥有一份幸福美好的生活。然而，自己犯下的错误还是需要他自己去赎罪，也许落 后的关庆昌夫妇摆脱了自己道德的谴责，也能认识到曾经的错误，得到一份心灵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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