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环境规制双重作用下长江经济带水污染治理研究

摘 要：

经济增长与水污染治理的协调发展是当今绿色发展背景下的重中之重。以2000—2020年长江经济带11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例，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经济发达、较发达、欠发达3部分地区，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建立水污染治理效果模型，分析了能否在环境规制下同步实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水污染治理。结果表明：在前期追求经济发展的情况下长江经济带各地区仅考虑自身发展需求难以有效开展水污染治理；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能够加大对于水污染治理的投入，而经济较发达地区却无法达到环境规制的要求；在环境规制与追求经济增长的双重作用下水污染治理效果在经济发达地区最为显著，经济欠发达地区次之，经济较发达地区不显著。研究结果能够为制定流域经济发展与环境规制双重作用下水污染治理差异化策略提供借鉴。

关键词：

水污染治理;经济发展;环境规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长江经济带;

张玲玲(1979—),女，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水管理政策分析、资源环境经济与政策。

*陆淼(1998—),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资源环境经济与政策。

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074068,51579064);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B200202149,B200204009);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022ZTYJ02);

引用：

张玲玲，陆淼，张蕊，等． 经济发展与环境规制双重作用下长江经济带水污染治理研究［J］. 水利水电技术( 中英文) ，2022，53 ( 5) : 128-136.

ZHANG Lingling，LU Miao，ZHANG Ｒui，et al．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in the Yangtze Ｒiver Economic Belt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J］. Water Ｒesources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2022，53( 5) : 128-136.

0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40多年的中高速增长，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根据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的国民经济总量由2000年的105亿元增加至2019年的9.9×105亿元。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的高排放、高耗能等严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社会痼疾。在“十四五”规划提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实现人水和谐的背景下，各级政府采取新的环境规制手段来改变“唯GDP式”的发展方式所造成的负面环境影响。环境规制主要是以命令型的政府强制性行为、市场激励以及公众自愿三种类型为主来实现绿色发展，但环境规制效果依然存在规制对象及地区发展不均衡、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治理效益分配不均等问题。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近年来，由于一味地追求经济高速发展导致长江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问题严重。一方面，虽然长江水资源总量相对丰富，但是人均占有量较低且不同地区水资源利用模式迥异。长期粗放的用水模式导致长江流域水资源利用率较低，浪费现象严重。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未来长江经济带需水总量将会继续维持增加态势。另一方面，由于监管不力，大量未经清洁处理的工业废水和城镇污水被直接排入长江，已经远超水体自净能力，长江水环境承载力已逼近极限。因此，实现水污染治理和水资源绿色高效利用并加以环境规制，是长江经济带开展水污染治理和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污染治理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古典经济学认为环境规制并不能改善企业的生产效率，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存在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提升企业技术水平的机制。而“波特假说”首次提出在环境规制下会产生“创新补偿”效应，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此后，ROSSMAN和KRUEGER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一概念，两位学者认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倒U形的关系。国内学者以此为基础开展了诸多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相关研究。包群等研究发现，环境规制的执法力度对环保立法监管效果起到关键作用。冯斐等研究表明，通过行政强制执行的手段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提升区域生态效率。张红凤等分析认为，严格而系统的环境规制能够改变环境发展与污染密集产业相冲突的局面。张成等研究结果显示，从长期角度看，政府通过制定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为中国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带来“双赢”。原毅军等得出环境规制政策能实现经济“绿色增长”的结论。陶静等研究得出，通过增加环境规制的强度能够实现经济发展与污染治理的双重目标。涂正革研究发现，环境规制能够带动产业环境结构优化。曾贤刚指出，“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何爱平等强调，通过加强环境规制的力度能够带动企业技术创新。杨冕等认为环境规制能够带来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改善。

1 模型与数据

1.1 面板门槛回归效应模型

1.2 变量与数据

1.2.1 被解释变量：水污染治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

(1)测度方法。

式中，S→为规模 酬可变(VRS)的方向性距离函数；n为决策单元中投入变量的类型数量；m、 p分别为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的类型数量；(xtb′,ygtb′,ybtb′)(gx,gyg,gya)分别为城市b的投入和产出向量、方向向量。

(2)水污染治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投入、产出指标。

1.2.2 解释变量：环境规制(ER)

1.2.3 门槛变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

1.2.4 控制变量

(1)研发强度(RD)。

提高研发强度意味着引进大批科技人才、建设研究实验基地、生产新兴技术设备，从而拉动当地经济增长。将研发强度定义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的比重。

(2)外商直接投资(FDI)。

FDI对于污染排放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类认为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跨国企业会从环境规制更为严格的发达国家转移到环境规制相对宽松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污染转移；另一类则认为优秀外资能够发挥技术外溢的正向效应。FDI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示范效应”“学习过程”和“竞争机制”这三个方面。将外商直接投资定义为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占生产总值的比重。

(3)城镇化水平(URB)。

城镇化短期内的扩张会突破城市的资源承载能力、破坏城市生态环境结构，且随着地区之间溢出效应的产生会进一步加剧各省市的环境污染。将城镇化水平定义为地区当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4)产业结构(IS)。

在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结构的比重会不断下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会逐渐上升。将产业结构定义为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

(5)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IFI)。

在政府要求企业充分发挥绿色GDP“第一旗帜”的作用下，当地企业不得不减少粗放式、耗能高、污染强的工业企业的投资，逐步转移到以清洁能源、绿色产品为主的创新型企业上。将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定义为工业全社会固定投资总额占固定投资总额的比重。

2 实证结果与分析

2.1 门槛效应模型的估计检验

2.1.1 门槛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

对长江经济带11省(直辖市)的人均GDP确定门槛值，门槛效应模型检验结果如表4所列。长江经济带总体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门槛值γ1=2.615 0,γ2=5.850 2。从总体上看，单一门槛效应模型在5%的水平上显著，双重门槛效应模型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选用双重门槛效应模型进行研究。

2.1.2 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

根据门槛效应探究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水污染治理效果的影响，并加入了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OLS)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FE),结果如表5所列。表5模型(1)单一门槛回归结果表示在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在区间(0,2.615 0)时，环境规制系数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在区间[2.615 0,5.850 2)时，环境规制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2)双重门槛回归结果显示，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在区间(0,2.615 0)时，环境规制的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区间[2.615,5.850 2)时，环境规制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区间[5.850 2,+∞)时，环境规制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3)与(4)为保证稳健性的回归结果。表5说明随着环境规制的力度不断加大，有效地增强了对长江经济带的水污染治理效果，这表明在政府重视水污染治理并进行环境规制的情况下，企业提高了绿色生产的意识并减少了工业废水污染的排放，提升科技研发的力度向创新型企业转变。

2.2 水污染治污效果实证分析

2.2.1 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结果分析

长江经济带11省(直辖市)2000—2020年水污染治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情况如图2所示。根据前文门槛效应模型得出的门槛值，将地区当年人均GDP超过(含)5.850万元的地区划定为经济发达地区，包括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地区当年人均GDP为2.615万元～5.850万元(含2.615万元)的地区划定为经济较发达地区，包括重庆市、四川省、湖南省、湖北省，地区当年人均GDP平均值低于2.615万元地区的划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包括安徽省、江西省、云南省、贵州省。回归结果如图2—图4所示。结果表明，在2013年以前经济发达地区的水污染治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要低于经济较发达、经济欠发达地区，在2013年后经济发达地区的水污染治理效果逐步提升。这是由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长江经济带发展后，经济发达地区开始致力于全面淘汰落后产能，并通过产业转移与升级突破污染治理困境来实现“腾笼换鸟”。由此可见环境规制在水污染治理中扮演了必不可少的角色。

图1 经济发达地区2000—2020年水污染治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图2 经济较发达地区2000—2020年水污染治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图3 经济欠发达地区2000—2020年水污染治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2.2.2 水污染治污效果实证结果

通过Hausman(H)检验选择采用的模型，若H检验的p值大于0.05则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若小于0.05则选用固定效应模型。由于计算结果p= 0.586 4,大于0.5,因此选用随机效应模型且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计算。水污染治污效果实证结果如表6所列。首先环境规制的一、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控制变量中研发强度、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的系数都显著为正，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显著改善了水污染治理的效果。在强制性的环境规制下，企业通过改进水污染治理技术提升水污染治理水平，进而减少排放。在模型中加入经济发展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进一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结果表明经济发展与环境规制的系数在10%的水平显著为正。在经济发展和环境规制的双重作用下，长江经济带总体上能够实现追求经济高质量与水污染治理的双重目标。

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环境规制系数显著为正，而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环境规制系数显著为负。在加入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的交互项后，三地区中经济发达地区的水污染治理效果最为显著，欠发达地区次之。由此可见，在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下，水污染治理效果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3 结论与政策启示

基于2000—2020年长江经济带11省(直辖市)的水污染治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考察了区域经济发展、环境规制与水污染治理间的关系，得到了以下结论：

(1)在区域经济发展与水污染治理的双重作用下，研究表明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水污染治理效果有所改善，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水污染治理效率在2013年前却优于经济发达地区，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资源禀赋条件不足、生产结构发展不到位、重工业污染企业数量少，因此污染排放等“坏产出”较之于发达地区要更少；二是由于本身对于工业企业的投入较少加之严格的环境规制，因此水污染治理的效果要更好；三是经济发达地区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当地大力发展高耗能、粗放式的企业，从而导致水污染治理效果不如经济欠发达地区显著。2013年后在“腾笼换鸟”、水污染联动治理等以政府政策为主的环境规制下，经济发达地区实现了水污染治理效率的提升，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承接了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而造成了水污染治理效果不如以往的情况。

(2)长江经济带11省(直辖市)在环境规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下水污染治理效果有显著的地区差异，经济发达地区最为显著，经济欠发达地区次之，经济较发达地区不显著。在环境规制的前提下经济发达地区为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大量投资与技术创新，利用领先的科技研发成果带动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企业准入门槛，将资源合理分配至绿色清洁能源产业。经济较发达地区在科技创新能力上落后于经济发达地区，与此同时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高需求，因而试图通过城镇化发展带动水污染治理，但其本身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产业转型不到位、资源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导致水污染治理效果反被抑制。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镇化水平，加之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的目标会导致经济欠发达地区因为城镇化发展而没有能力同步进行水污染治理。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达不到环境规制的执行能力，因此水污染治理效果不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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