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妙乐寺塔

妙乐寺塔是东汉末年汉桓帝存放佛祖阿育王真身舍利的全国19座佛塔之第15座（也有记载排第16座），位置在约东经113.334°，北纬35.08°，环妙乐寺塔周边建有妙乐寺。此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其西15里是上古时代无怀氏部落聚居地古怀城（西陶镇古城村）及殷商平皋古城，其南5里有春秋周畿内邑隰城，北500米有汉魏晋三代河内郡府（郡政府所在地）怀县城（汉怀城)，正西3里西小虹村是山涛故里，西北10里沁河对岸西尚村是向秀故里……。这片沧桑的土地，随便抓一把泥土就能捏出浓郁的文明汁液。妙乐寺塔建在这个地方，绝非偶然。（全文约15500字，阅读需要45分钟）

妙乐寺塔

一、“怀”源上古在武陟

武陟，古称“怀”，尽人皆知。汉字有数万个，为什么我们单单选择这个“怀”字为名，却鲜有道明。现在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武陟“夏属冀州……，春秋置怀县”，从此有怀。其实不然。

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载：传说中的上古时期，武陟一带聚居着燧人氏风姓的一个支脉——无怀氏，是大伏羲氏族一个较大的部落。部落首领姓风，名苍芒，号无怀氏，出生在无怀氏部落的政治活动中心——武陟县西陶镇古城村，建有古怀城（与后述大虹桥乡土城村附近的汉怀城当别）。苍芒出生于公元前5278年，担任伏羲女娲政权的第七十一任帝，在位公元前5241—前5209年，号称苍芒大帝。氏族联盟时代结束后，无怀氏部落解体，大多数族人以怀为姓，并在原地建有怀国。西周时，怀国被周武王所征服，成为臣服于西周的诸侯国。春秋初年，怀国所在区域归郑国所有，战国时期归魏国所属。

《管子·封禅》：“昔无怀氏封泰山。” 晋·陶潜《五柳先生传》：“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宋罗泌《路史·禅通纪三·无怀氏》：“无怀氏，帝太昊之先。其抚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当世之人甘其食，乐其俗，安其居而重其生。”（其“帝太昊之先。”当误。）

上述表明，武陟之“怀”源于上古，至今至少有7260多年的历史了。苍芒作为部落首领，以身作则，爱民如子，“以道存生，以德安刑”，治下民生富庶，安居乐业。可见在上古时期，武陟这一带（包括温县东部）就是一方养人之地，和谐之邦。

探寻了“怀”之起源，对于理解下文就便利多了。

二、关于汉怀城

《尚书·禹贡》中说：“覃怀厎绩，至于衡漳。”南宋蔡沈注解为：“覃怀平地也，当在孟津之东，太行之西。”覃，是平旷广大的意思，又有深不可测之意。“怀”字取自当时大水怀山襄陵之意。《尚书·尧典》记载，帝尧时代，“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蔡沈注解为：“方洪水怀山襄陵之时，而平地致功为难，故说厎绩。”颜师古注解为：“覃怀，近河地名。厎，致也。绩，功也。衡漳，谓漳水横流而入河。言于覃怀致功，以致衡漳。”孔颖达说：“河内郡怀县，在河之北，盖覃怀二字共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韩诗外传》记载，武王伐纣，更名邢丘为怀。大家钱穆在《古史地理论丛·说邢》中说：“《竹书纪年》云：秦师伐郑，次于怀城，殷即是矣。然则殷之为名既久，窃疑殷城之名即起祖乙耳”。他认为,怀即商王祖乙时的国都。金履祥《尚书注》也载：“覃，大也，怀，地名。田皆腴美，俗谓小江南。古谓覃怀，即今怀州。”

《怀庆府志》沿革考：“怀庆府汉初属殷国，后改治河内郡，属司隶部，治怀”。就是说，怀在汉初即为河内郡的治所。即今大虹桥土城村一带。

《怀庆府志》的依据在《汉书·地理志·河内郡 》:“河内郡，高帝元年为殷国，二年更名。莽曰后队，属司隶。户二十四万一千二百四十六，口百六万七千九十七。县十八。怀，有工官。莽曰河内。汲，武德，山阳，东太行山在西北。河阳，莽曰河亭。州，共，故国。北山，淇水所出，东至黎阳入河。平皋，朝歌，纣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卫。莽曰雅歌。脩武，温，故国，己姓，苏忿生所封也。野王，太行山在西北。卫元君为秦所夺，自濮阳徙此。莽曰平野。获嘉，故汲之新中乡，武帝行过更名也。轵，沁水，隆虑，国水东北至信成入张甲河，过郡三，行千八百四十里。有铁官。荡阴。荡水东至内黄泽。西山，羑水所出，亦至内黄入荡。有羑里城，西伯所拘也。”

这里说的是，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1年）三月，汉王刘邦自临晋（今山西临猗县临晋镇）渡黄河，攻下河内，俘虏殷王司马卯，设置河内郡，其域西至济源，东北过新乡达安阳，呈新月形，长达五百余里，领十八城（县），以怀县为郡治。

这段文字记述了许多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当时的国家在怀（武陟）设有手工业管理机构；一个是苏忿生姓己，有人考证是妲己的父亲，封地在温县到武陟、修武这一带；一个是野王城（沁阳）是秦国安置下野的卫国王卫元君的地方，从濮阳迁来；一个是新乡又叫新中乡，武王赐名。等等。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怀城，县西南十一里……秦师伐郑，次于怀，汉置怀县，为河内郡治”。《后汉书》：“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由于河内重要的地理位置，交通便利，农业、手工业非常发达。汉朝曾在河内郡治怀县设置工官，即专门的工业管理部门，兼有工业部和工业基地的职能。

据查，汉朝仅在八个郡设置工官。即：河内郡怀县、河南郡荥阳县、颖川郡阳翟县（今河南省禹州市）、南阳郡宛县、济南郡东平陵县、泰山郡奉高县、广汉郡雒县、蜀郡成都县。

可见,武陟县乃至当时的河内地区并非仅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基地，而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就是全国八大制造业、手工业中心之一。

东汉时期，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河内郡所在地区成为都城洛阳之近地，乃至后花园，地位凸显——在怀县置建怀宫，光武帝曾数次驾幸，汉章帝曾亲耕于怀。(万历《武陟志》解读218，附录覃怀考)。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七月己亥，光武帝刘秀亲至怀县，……；癸丑，于怀宫（光武帝刘秀在怀县设置离宫）祠高祖（刘邦）、太宗（刘恒）、世宗（刘彻）；十月，自怀县入洛阳；建初七年（公元82年）九月甲戍，章帝刘煜巡视河内，下诏禁逢迎，务省约。元和三年（公元86年）正月，章帝刘炬亲耕于怀，命所过州县，当立春之际，不得宰杀大牲畜和砍伐林木。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勃海太守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起兵讨伐董卓，屯兵于河内；曹操于扬州募兵千人，还屯河内。此间是怀县在政治上最为显赫的时期。

魏晋时的首都在洛阳,由于对南方孙吴用兵，洛阳北部的河内郡成了战略后方。“曹魏时期的河内山阳及其附近地区（如怀县）不是穷乡僻壤，而是继首都洛阳之外的第二个文化中心。”（清华大学哲学教授王晓毅语,《向秀评传》第6页。）

怀县，田皆腴美，农业发达，历史上曾称为“小江南”。西晋初年，社会相对稳定，生产有所发展，被吏部尚书山涛（怀县人）荐任的怀县令潘岳（西晋文学家），曾对当时怀县的风光作如下描述：“灵圃耀华果，通衢列高椅（椅是桐楸类乔木）、瓜瓞绵长苞，姜芋纷广吐。稻栽肃芊芊，黍苗何离离”。“登城望郊句，游目历朝寺”。可见当时怀县的城乡风光，街道宽阔，高桐夹道。农业上已经种稻、种姜，水利条件优越，沁水不仅能够灌溉农田，还可以引水入城，美化市容。

河内郡治移至野王（今沁阳市），是西晋司马炎泰始二年（公元266年）的事，从此结束了怀县（武陟）作为河内郡治467年的历史。

隋炀帝杨广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又改邢（古音geng）邱县为安昌县，废怀县入安昌县。这是怀县第一次撤销。到唐高祖李渊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安昌县改称武德县，怀县从安昌县析出复置。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怀县最终废入武陟，县城即降为村镇（今土城村），结束了她作为郡县治所828年的辉煌历史。

焦作市文物志《怀县故城》：“怀城，位于武陟县城西南8公里的阳城乡(今大虹桥乡)土城村周围，北靠沁河大堤，南距东张村500米，其西500米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妙乐寺塔。该城遗址尚存，南面有城门券顶，整座城东西宽800米、南北长1400米，因沁河多次决口，城大部淤于地下，仅存部分土城垣，断续可辨。此城特别是在汉代，已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要地，是汉代民间手工业特别兴盛的地区，朝廷在河内郡怀县就设有工官，制造铜钱等手工业制品，特别是光武帝多次到此城祭祀祖先，说明在怀城内建有行宫和宗庙。1964年4月3日，武陟县人民委员会公布其为文物保护单位。”

武陟县老城城隍庙

三、武陟是“竹林七贤”诞生地，山涛是七贤主要的缔造者和组织者，佛学启迪了向秀的《庄子注》

1、山涛(205─283)，字巨源，武陟人。各种史书仅称山涛为“河内怀人”，未明村里。雍正《河南志》卷四十九《陵墓·怀庆府》：晋山涛墓，在武陟县城西虹桥村。1991《武陟县志》：西晋河内怀县（今武陟县）西小虹村人。

竹林七贤的形成过程中，山涛起了重要作用。

东汉三国时期，山涛的老家怀县正好是河内郡的治所，也就是郡政府所在地。凭借这个地缘优势，山涛近水楼台先得月，先后做了三个地方吏员。如果山涛要填“干部履历表”，第一栏上应该写作：“河内郡主簿”，相当于郡政府办公室秘书；第二栏是“河内郡功曹”，管理一郡的人事及干部任免，相当于人事厅长；第三栏是“河内郡上计掾”，这个职务每到年底有资格进京汇 本郡的地方财政及干部政绩情况，大体相当于审计厅厅长兼驻京办主任。这三个职位虽不算太高，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地处级干部，却很有实权。

《晋书·山涛传》说山涛“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所谓“竹林之游”，是指约定时间游于竹林。这条史料透露的信息是正始五年（公元244年）三十九岁的山涛出任河内郡功曹，作为负责选拔人才的官员结交了寓居本郡的才子嵇康、吕安，后将新识的阮籍介绍给嵇康，前期竹林之游的核心由此形成。这里要明确一个地理概念。河内“郡政府所在地”不在今沁阳,而在“怀城”,即今大虹桥乡土城一带，距山涛家西小虹村3里地。否则山涛在河内郡的活动就不会那么方便。

另据《世说新语·贤媛》记载：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

译成白话意为：山涛结识了嵇康、阮籍，三人结金兰之好。后一日清晨，阮籍醒来，觉得很郁闷，便独自驾车从洛阳郊外奔向河内郡山阳县（焦作）拜访嵇康。二人碰头后，又从山阳转奔山涛家。到达山涛家时已是下午，三人畅谈，天色渐晚。此时山涛的老婆韩氏（娘家在今大虹桥乡韩原村）叫下人带话给山涛，说酒肉已准备好了，一定要把二人留下来过夜。韩氏之所以要留下二人自是有原因的。自从山涛认识了嵇康、阮籍后，她就觉得老公有些冷落自己，有事没事三个人就往一起凑合，心里便念叨：“与那嵇、阮二人走得也太近了吧，几个男子天天黏糊在一起，搞什么鬼？”于是，有一天睡觉前，韩氏以此事问山涛，后者回答：“在心中，被我认为是真正朋友的，唯嵇、阮二人啊！”韩氏说：“古时候，负羁之妻曾悄悄观察过狐偃、赵衰，我也想偷偷看一下你天天夸奖的这两个人，你看行吗？”山涛大笑：“有何不可？”到了晚上，韩氏透过墙上的小洞窥视嵇、阮二人。在屋子里山涛与嵇、阮通宵畅谈，韩氏则两眼看得发痴，久久不能离去，直到天亮。在送走嵇、阮后，山涛问老婆：“昨天看够了吗？这俩人如何？”韩氏说：“我觉得，你的容止与才华，比不上他们俩。之所以跟他们成为朋友，靠的是你的见识和雅量。”山涛：“正是此话，他们二人也常说我在这方面超过他们。”

在西小虹村山涛家的这次小聚会，实际上标志着“竹林七贤”组织的诞生。

此文引述的史料只想说明两个观点。第一，山涛是“竹林七贤 ”的缔造者、组织者；第二，怀县（武陟）是“竹林七贤”诞生地。

正始后期，山涛、阮籍、嵇康曾到首都洛阳任职，并参加了正在蓬勃发展的玄学清谈。但是，到正始八年，面对曹爽与司马懿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激化，他们像许多不愿卷入其中的士人一样，相继从政界退出，回乡隐居。关于山涛与阮籍的隐退过程，史书有明确记载。正始八年，任河南从事一职的山涛因洛阳的政治形势而焦虑得夜不能寐，“投传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隐身不交世务。”(《晋书》卷四十三《山涛传》)

从正始八年前后山涛逃出洛阳回到河内，到景元三年嵇康被杀，竹林之游持续了十五年左右，大约结束于公元262年。竹林之游可划为前期( 247-256)和后期(259——262)。前期的核心人物是嵇康、阮籍、山涛，特点是避开洛阳的政治旋涡；后期的核心人物是嵇康、吕安、向秀，特点是消极抵制司马氏的“名教之治”。前期的活动区域在河内郡治所怀县城（妙乐寺塔下）及山涛家乡西小虹，后期在云台山百家岩。

嵇康拒绝山涛举荐的那封《与山巨源绝交书》，让山涛在历史上颇为被动，其实不然。山涛与嵇康，家世不同，选择自然迥异。山涛的重祖姑，是司马懿的太太张春花。西晋政治斗争频发，一到要站队的时候山涛便投向了司马家，不久便官居尚书吏部郎。《晋书·山涛传》载：山涛“居选职十有余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举首，众情不察，以涛轻重任意。或谮之于帝，故帝手诏戒涛曰：‘夫用人惟才，不遗疏远单贱，天下便化矣。’而涛行之自若，一年之后众情乃寝。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后世称颂也多在此。

山涛比嵇康年长，又很爱嵇康的才华，加之司马家又想笼络天下才俊，嵇康是首选人物，因此，才有了举荐嵇康出任吏部这出戏。于公，是为延揽人才；于私，是为救好友一命。山涛尽管可以向别人勾手指头，对嵇康则可谓关怀备至。嵇康的绝交书，实在是辜负了山涛一派心意。但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考虑，这封绝交书，割断了他与山涛的关系，又未始不是对山涛的保护。后嵇康无论做什么，山涛都不至于再受牵连了。直到要砍脑袋了，嵇康才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汝不孤矣。这话，近于托孤。可见，他是知道山涛的用心的。这样来看，嵇、山二人的关系，或许应当有一种新的解释呢。

山涛是做了大官的，也很会做官。他入主吏部荐举了不少有用之才，但对皇上的旨意也从不违拗。他竭力帮助司马家 罗人才，但对昔时之朋友仍肯尽心尽力。山涛从不收受他人礼物，他任吏部尚书时，前来请托送礼的人络绎不绝，但无一不被他回绝。山东陈郡县令袁毅趁山涛不在家，偷偷给山涛家送去百余斤真丝，山涛回家后，一时无可奈何，只得令家人将这些真丝悬挂于梁上而不用。后来，袁毅劣迹败露，朝廷得知他曾送真丝给山涛，派人查询，只见那百余斤真丝仍悬于梁上，虽已为虫蛀食，但尘埃封印如故。众人不禁钦佩山涛的为官清廉，称他为“悬丝尚书”。山涛死后，皇帝赐朝服一具，衣一袭，钱五十万，布百匹，以供丧事，并策赠司徒。巴皇上钦差左长史范略前往家中探望，只见山涛家中房屋破败，居住拥挤。范略甚是感动，回禀朝廷，皇上也为之动容，降旨为山涛家人兴建房舍。看来他是一个颇为老练，圆滑但又忠肝义胆，善处各种关系的官僚。

山涛墓和山涛祠在其故里武陟大虹桥乡西小虹村，原墓、祠并峙，以山涛墓为主，加上其父山曜，儿子山简等12座墓组成山涛墓群。可惜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毁。祠内现存纪念山涛的明、清碑刻数十通。

2、向秀(约227-272）。关于向秀的籍贯，各种史书的记载没有疑义，“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人也”（《晋书》卷四十九《向秀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74页）。1931年《续武陟县志》载向秀墓：“在尚村，相传尚村原名向村，即向秀故里。”河内怀县，即武陟县。现武陟县三阳乡尚村尚存有向秀冢。向秀是竹林七贤之一，但其声望却不能与嵇康同日而语。他平平淡淡地活着，无声无息地死去，甚至没有完整的文集传世。尤其是《世说新语》关于嵇康打铁时向秀烧火的描写，绘声绘色，使他以“小伙计”形象留在历史的记忆中。这无疑是个绝大的误会。无论从中国思想史还是文学史上看，向秀绝不亚于家喻户晓的嵇康，是少有的大哲人、大文豪。所著一赋、一论、一书三种作品，均是问鼎之作——其《思旧赋》堪称千古绝唱，魏晋时期无赋与之比肩；《难养生论》匠心独运，与嵇康难分高下；而更重要的，是其《庄子注》，开创玄学注《庄》新思路。在魏晋之际玄学思潮发展史上，向秀经历了正始、魏末和晋初三个文化时代。确切地说，他一直处于政治、文化剧变的思想前沿。

在混迹于西晋宫廷的日子里，向秀对《庄子·逍遥游》关于大鹏与小鸟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意象中，竟然发现了本质的平等——“逍遥”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遥仅是本性的满足，如果满足了自己的本，那么逍遥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犹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着后的感觉是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那么不仅小人物与大人物，即使圣人与凡人，其逍遥也是没有差别的。向秀将这一发现上升为“性分”学说，刷新了思想界对“逍遥”的理解，融铸在其《庄子注》中。

向秀注《庄子》，吕安读后惊叹道：“庄周不死矣！”后才被郭象剽，成了“郭注”。那时没有著作权法，向秀的后人也不可能懂得保护知识产权。时至今日，“向注”只存片言只语，“郭注”却仍风行于世。但向秀的理论贡献并没被抹杀，思想哲学大家侯外庐、汤用彤、王晓毅等在著述中都肯定了向秀的成就。毛泽东读《晋书·郭象传》，批道：“郭象无行”，讲的是公道话。

向秀确是这个时代杰出的人才，他的《庄子注》可算玄学中第一等名作。他从根本上去调和孔老（或儒道）两家的思想冲突，取消“自然”与“名教”的对立。向这种用意，反映在他的《庄子注》中。谢灵运在《辨宗论》上有句话，说“向子期（秀）以儒道为一”，指的正是。

向秀注《庄子》也受到佛学理论的影响，比如他提出的“自生独化论”。这种宇宙论是中国传统哲学观念中所没有的，却是般若经反复阐述的基本观点之一。还有，向秀《庄子注》中还有一些语录与佛理相近。例如，向秀关于“无极”的论述虽然与“涅槃”不可同日而语，但也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向秀的理论是否直接来自妙乐寺，值得研究。

《世说》载向子期举郡计人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有人说，这是向秀的“投降”、“转向”，我们认为，这是在实践他的思想理论，是个殉道者。

四、帛法祖——一个祖籍武陟的佛界大德高僧

帛法祖是魏晋河内人，著名高僧，是当时佛教界十大高僧之一，有多部佛经译著，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扬作出重大贡献。帛法祖与竹林七贤属于同一时代。但是，确定帛法祖身份的两个重要因素——出生年月和准确出生地，佛教界和学术界至今都没有弄明白，实在是一大遗憾，更令人不解的是，一些刊文和引用者自作主张，想当然将“河内人”注解为“今沁阳人”，难免误读历史。

要回答帛法祖是哪里人，首先要论证他的出生年月，因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公元266年，河内郡治所从怀城（今武陟县）迁往野王（今沁阳市）。若帛法祖生于此前，则其出生地很可能就在怀城附近；若生于后，则于野王附近也有可能。我们先来看一段史料记述——

《高僧传》卷一·帛远（晋长安）：帛远字法祖。本姓万氏。河内人。父威达。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赴。祖少发道心。其父出家。此理切至。父不能夺。遂改服从道。祖才思俊彻敏朗绝伦。诵经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坟素多所该贯。乃于长安造筑精舍。以讲习为业白黑宗禀几且千人。晋惠之末。太宰河间王颙镇关中。虚心敬重。待以师友之敬。每至闲辰靖夜。辄谈讲道德于时西府初建后又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远达。祖见群雄交争干戈方始。志欲潜遁陇右以保雅操。会张辅为秦州刺史镇陇上祖与之俱行。辅以祖名德显著众望所归。欲令反服为己僚佐。祖固志不移。由是结憾。先有州人管蕃与祖论议屡屈于祖。蕃深衔耻恨每加谗构。祖行至汧县。忽语道人及弟子云。我数日对当至。便辞别。作素书分布经像及资财都讫。明晨诣辅共语。忽忤辅意。辅使收之行罚。众咸怪惋。祖曰。我来此毕对。此宿命久结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缘欢喜毕对。愿从此以后与辅为善知识。无令受杀人之罪。遂便鞭之五十。奄然命终。辅后具闻其事方大惋恨。初祖道化之声被于关陇。崤函之右奉之若神。戎晋嗟恸行路流涕。陇上羌胡率精骑五千。将欲迎祖西归。中路闻其遇害。悲恨不及。众咸愤激。欲复祖之雠。辅遣军上陇。羌胡率轻骑逆战。时天水故涨下督富整。遂因忿斩辅。群胡既雪怨耻。称善而还。共分祖尸各起塔庙。…… 孙绰道贤论以法祖匹嵇康。论云。帛祖衅起于管蕃。中散祸作于钟会。二贤并以俊迈之气。昧其图身之虑。栖心事外经世招患。殆不异也。其见称如此。祖既博涉多闲。善通梵汉之语。尝译惟逮弟子本五部僧等三部经。又注首楞严经。又有别译数部小经。值乱零失不知其名。祖弟法祚。亦少有令誉。被博士征不就。年二十五出家。深懂佛理。关陇知名。时梁州刺史张光。以祚兄不肯反服辅之所杀。光又逼祚令罢道。祚执志坚贞以死为誓。遂为光所害。春秋五十有七。注放光般若经。及着显宗论等。光宗景武。江夏人。后为武都在杨难敌所围。发愤而死。……

此文大意：帛远，字法祖，本姓万氏，河内人。他的父亲威达，以博学儒士而知名于世。州府征召他入仕，皆不赴命。法祖少年时就萌生了悟道之心，启请父亲，允许他出家，言辞恳切，父亲不能改变他的志向，于是法祖出家为僧。法祖才思敏捷，聪明绝伦，每天能诵经八九千言，研究大乘佛经，细致入微。世俗社会的古代典籍，也多有猎涉。曾在长安建筑佛寺，以讲论研习佛经为业，僧俗弟子约近千人。晋惠帝(公元290年一306年在位)末年，太宰河间王禺页镇守关中，对法祖虚心敬重，待之以师友之礼，每到闲辰靖夜之时，两人常在一起谈论道德。当时群雄争斗，干戈四起，法祖就想潜迹于陇山以西地区，以保持自己正确的操行。正值张辅担任秦州刺史，镇守陇上，法祖就与张辅同行。因法祖的名望和德行，众望所归，张辅就想让法祖离教返俗，当他的僚佐。但是法祖信仰佛教的志向是不可改变的，因此两人结下怨恨。先前有个秦州人，名叫管番，因宗教信仰不同，多次与法祖辩论，却屡屡败在法祖手下，为此管番衔恨已久，多次在张辅面前进谗言，诬陷法祖。当法祖走到汧县时，忽然对其他的和尚和弟子们说:“几天之内，我的前世之对就要来了。”于是辞别众人，并写了一封书信，又将经书、佛像和资财都分给众人。第二天早上，法祖来到张辅这里，和张辅谈话，二人话不投机，得罪了张辅，张辅将法祖抓起来，要实行刑罚，众人都很奇怪，也很惋惜。法祖说:“找来此是为了了结我的前世之对，这是前世宿命所造成的，并不是为现在的事情。”说完大呼十方佛祖:“我前世的罪孽因缘，今世欢喜了结，望从此以后，找与张辅之间没有任何怨恨，结为朋友，也不要让他戴上杀人的罪名。”随后张辅鞭打法祖50，奄然命终。后来张辅知道了法祖临死前说的这一番话，感到非常遗憾。当初，法祖传布教化的声誉，传遍了整个关中、陇西地区，人们将法祖奉若神明，听说法祖被害的消息，无论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都悲痛异常，走在路上都痛哭流涕。陇西的羌族及其他民族，派出5000精锐骑兵，准备迎接法祖的到来，走到半路，听到法祖遇害的消息，悲恨万分，群情激愤，发誓要为法祖 仇。张辅听到这消息后，立即遣兵拒敌，羌族人率领轻骑，奔袭迎战。当时天水人富整，趁势杀了张辅，羌族人感到大机已 ，便退兵了，他们将法祖分尸，各自带回去起造佛塔或佛寺。……后来东晋大文人孙绰在《道贤论》中将法祖与竹林七贤之一稽康相比，可见后人是多么推崇法祖。法祖还博涉闲书，精通梵语和汉语，他曾翻译了《惟逮》、《弟子本》《五部僧》等3部经书，又注释《首楞严经》，还翻译了几部小经，但正值社会动乱，都散失了，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法祖的弟弟法祚，也是在少年时就有美好的声誉，被朝廷征召为博士，但法祚没有去就任，到25岁时出家为僧。法祚对佛教理论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在关中、陇右一带很有名望。当时的梁州刺史张光，用法祖不肯还俗，被张辅杀害，逼法祚还俗辅佐他，法祚坚持自己的志向，决不改变，并以死为誓，结果被张光杀害，终年57岁。法祚生前注释《放光般若经》，并著《显宗论》等。

上述记载给出了帛法祖生卒的全部信息——

张辅（？－305年），晋末秦州刺史。史载，永兴二年（305年），张辅升任秦州刺史。自此可以断定，法祖是在公元305年离开长安，与张辅一道进入甘肃的。同年，张辅于遮多谷口与韩朴大战，但被击败，最终被封尚旧将富整所杀。而在西行途中，法祖因拒绝张辅让他辅佐自己，此前已经被下令杀害。据此，可以确定帛法祖被害于公元305年。

张光（259-313年）。公元307年领命任梁州刺史，辗转一年有余，308年到任，先是将治所安置在新城（今湖北房县），到永嘉5年3月（311年）才将治所迁入汉中。法祖的弟弟法祚是被张光杀害的，死前张光曾以法祖不从张辅而被杀逼迫法祚辅佐自己，所以法祚被害的时间应该在305年后，且应在张光到达汉中以后，即公元311年-313年。按照常理，张光初到汉中，对当地的情况需要有一段时间了解，不会马上逼迫法祚辅佐自己。而313年，张光由于部下受贿，通敌乱内，已经自顾不暇，兵败如山，当年杀害法祚的可能性也较小。所以，我们推断，法祚被害于312年，年57岁。以此推算，法祚应该生于公元255年。

法祖为兄，出生年份应该在公元253年或者以前。而此时，河内郡治所在怀城无疑，郡治迁至野王（今沁阳）至少在法祖13岁以后了。史书记载其河内人，而不明其县，这一点与山涛、向秀籍贯均为河内怀县人的表述不同。其实很容易理解——现在出生在焦作市的人都自称焦作人，而不将自己称为焦作市解放区的人。而出生在武陟县、沁阳市的人，一定会在焦作后面加上武陟和沁阳。可以推证，帛法祖的籍贯虽属河内，但既不属于怀县管辖，也不属于任何其他一个县，应该在河内郡治所“直属”的地区，显然就在怀城近郊。所以，一代名僧帛法祖，当出生在妙乐寺塔下的怀城附近。另据民间传说，张辅在杀害帛法祖之前，曾威胁帛法祖若不从，则会派兵前往河内屠杀他的家人和乡邻。帛法祖在被杀害前传信他的弟子，若远（帛法祖）被害，速告乡邻逃亡。在张辅杀害帛法祖后，其弟子十万火急赶赴河内 信，万氏族长思虑再三，为躲避灾难便将帛庄改为布庄。直至现今，距离怀城遗址3里地的大虹桥乡布庄，当地人仍读作bo庄。武陟县大虹桥布庄是不是帛法祖的出生地，或为纪念帛法祖而名，需进一步考证。

可以这样认为，帛法祖的生卒已经明确，应为“约253—305年”，在世52年，出生地在魏晋河内郡怀城（今武陟县大虹桥乡土城村）附近。

十分巧合的是，同是河内郡怀县的“竹林七贤”之山涛、向秀，与一代名僧帛法祖在世时间有着为数不短的重合——在帛法祖19岁前，山涛、向秀在世，30岁前山涛在世，帛法祖十三岁时，河内郡治迁往野王，但妙乐寺至今仍在。另从其弟法祚“年二十五出家”可断，当时俗人出家的年龄不会太小，再说其家境也应该是过得去，研佛可以，出家就不是那么随便的事情了，纵使出家，妙乐寺作为佛祖真身舍利塔所在地，当是比较好的去处。而“父威达，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赴。”这个“州府”也当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怀城。帛法祖“少发道心。才思俊彻敏朗绝伦。诵经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坟素多所该贯。”可见，帛法祖在离开家乡前往长安时，已经是名望和成就都很高的僧人了。

这样的父子才俊，又是老乡，作为专为司马朝 络人才的“组织部长”，山公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向朝廷举荐，山涛、向秀与其论道说学更是自然。如前所述，东晋的孙绰曾把帛法祖比作嵇康，同样，他也把山涛比作西晋高僧竺法护“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高僧传世卷一)。所以说，帛法祖走上佛学的道路并取得如此成就，除了在妙乐寺研读梵文佛经外，不可能不受到七贤思想的影响，离开家乡前往长安前，不可能与七贤没有思想交锋和观点的探讨。

同一个县，同一个时代，就在妙乐寺周围方圆十来里地里，同时产生了3位对中国思想史的演变和重建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这是巧合，还是必然呢？

五、妙乐寺及其塔始建于东汉

作为一代名僧，帛法祖兄弟二人出家进的是哪一座寺庙呢？我们有必要对妙乐寺始建年代作一探考。好在，武陟县文化艺术中心研究人员孟丹、王光先、孙若愚三位同志，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研考，我们赞成他们的观点。这篇冠以《妙乐寺真身舍利塔探源》之名的文章（以下简称孟文），发表在《焦作日 ·今日武陟》2012年2月27日第四版。此处不再赘引。

孟文通过探考，在研读大量文献和实物的基础上，将妙乐寺塔始建年份从五代后周显德二年重修上朔到唐，又从唐朔推到北齐以前，又从北齐追朔到汉。得出的结论是：妙乐寺真身舍利塔始建于东汉。应该是东汉桓帝在全国修建十九座真身舍利塔那段时间，至今有1870多年了。

同一时期河内郡（前201—266年）作为继洛阳之后的全国第二个政治文化中心，正值繁荣鼎盛，建寺修庙不算什么难事，何况怀宫在此，汉帝常来祭祀祖先，帝王将相多在此购田置业，更应多一些文化设施才是。帛法祖兄弟二人出家为僧，首选妙乐寺。所以，我们推断帛法祖兄弟是在妙乐寺出家的。西晋潘安在怀县作官时曾参加了一次佛事活动，那寺院也当是妙乐寺。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怀县最终废入武陟，县城即降为村镇（今土城村），不可能在此后的五代始建妙乐寺。现在一些文章将妙乐寺塔称作五代砖塔，应是重建，而非原建。

六、“竹林七贤”被佛学化佛教化

又，陈寅恪在《三国志曹冲华陀传与佛教故事》中说：“袁宏《竹林名士传》、戴逵《竹林七贤论》、孙盛《魏氏春秋》、臧荣绪《晋书》及唐修《晋书》等所载嵇康等七人，固皆支那历史上之人物也。独七贤所游‘竹林’，则为假托佛教名词，乃释迦牟尼说法处，历代所译经典皆有记载。”（见《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61页。）

关于释迦牟尼在王舍城迦兰陀讲经园林，查资料有着三种译名：“竹园”、“竹林”或“竹林园”。

陈的意思不是否定七贤，而是说七贤不是世俗的七贤,而是佛界的七贤，竹林不是竹子林，而是释迦牟尼的说法处。

陈寅恪的观点并非标新立异，在东晋已经有人“释化”竹林七贤了。

孙绰更以竹林七贤拟配七僧：以法护配山巨源（山涛），以帛法祖配嵇康，以法乘配王濬冲（王戎），以竺道潜配刘伯伦（刘伶），以支遁配向子期（向秀），以于法兰配阮嗣宗（阮籍），以子道遂配阮咸。他说：“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輩矣。”（高僧传卷一，云摩罗刹传）。“帛祖起子管蕃，中散祸作于钟会，二贤并以俊迈之气，昧其圆身之虑，栖心事外，輕世招患，殆不异也。”（高僧传卷一，帛远传）。“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高僧传之一，支遁传）

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的，它表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名僧与名士乃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东汉后期的社会紊乱与宗教情绪蔓延，使依附于黄老之学的早期佛教得到了迅速发展。面对早期道教与农民起义相结合的形势，新兴的曹魏政权采取了限制和镇压的政策，加强思想控制。于是，佛教与道教一起在中原地区几乎销声匿迹了。尔后，在血腥的魏晋禅代的道路上，司马氏高举着名教大旗屠杀异己，更无宗教发展的土壤，所以在曹魏文化史上，弘法高僧的身影少得可怜。佛教进入士大夫阶层的精神生活是自西晋时期开始的。玄学名士的清谈及其放达不羁的生活风尚，影响了这一时期僧人行为，换句话说，出现了僧人名士化、名士僧人化倾向。

七、妙乐寺——一座影响了近2000年中国思想进程和中国人思维方法的寺院

魏晋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动荡不安、多灾多难的时代，曹魏代汉，司马晋代魏，灾祸迭起，死人无数。然而，魏晋又是一个“礼崩乐坏”，多姿多彩的时代，士大夫一个个宽衣大袖，倜傥风流，手持麈尾，口吐玄言，服药行散，饮酒长啸，更甚者则散发垢面，裸袒箕踞。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幅独放异彩的画卷，千百年来，不时地闪烁着它那耀眼诱人的光辉。

正因为魏晋人的行为表现独特，所以也就很难得到后世士大夫的理解。直到上世纪上半叶，历史又进入了一个崩溃与重建的时期，知识分子中也产生出同魏晋士大夫相类似的心态，魏晋人的独特风姿才逐渐引起学者的广泛重视。思想界的章太炎、鲁迅，哲学界的汤用彤、冯友兰，史学界的陈寅恪、贺昌群、钱穆，美学界的宗白华，文学界的刘师培、刘大杰等等，纷纷涌至魏晋历史之中开辟领地，耕耘收获，魏晋人的独特风采才终于为人们所理解。

宗白华言：“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只有这几百年间（指汉末魏晋六朝）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冯友兰亦云：晋人的精神面貌具有一种“超越感、解放感”。

鲁迅在1927年的一次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详细地讲述了魏晋人的各种特异风姿，并指出这种风采是由政治的黑暗和士大夫心中的痛苦所铸造的。

许多学者沿用“魏晋风度”、“魏晋精神”、“魏晋情怀”概念，从哲学、美学、文学、史学、思想、文化等各个角度对魏晋人的独特风采进行研究探索，并获取了丰硕的成果。

从我们今天研究者的角度来看，魏晋玄学其实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所作的新的探索。“天”、“人”这一对范畴，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是一对最根本的范畴，各家各派在理论的层面上几乎莫不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但在实际上则或者重天轻人，或者重人轻天，儒道二家正好是这两种倾向的典型代表。两汉时代儒家当道，经学特盛，社会思潮表现为重人轻天，汉末的社会动荡促进人们讨论许多问题，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意识到“重人轻天”的弊病，乃重新思索“天人之际”，这正是就补时弊在理论形态上的表现。“重人轻天”的弊病本自儒家，自然要从“纠正”儒家入手。而儒家的统治地位与孔子的圣人身分在那时几乎是神圣不可碰触的，所以如何在神圣的儒家体系上找到一个合理合法的入口，以便在不触犯其尊严的前提下引进新的理论而改造之，便成为思想界的当务之急了。既然儒家的主要弊病在“重人轻天”，那么在这一点上与儒家属于两极正好互补的道家最终成了主要的选择，也就是理有固然而为势所必至了。

以七贤为代表的玄学名士，用“名教本于自然”论(山阳王弼)，“越名教而任自然”论(嵇康)，“名教即自然”论(河内向秀)三个阶段，完成了援道入儒、融合儒道的理论体系，这是我们河内人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最大贡献，在中国学术史与文化史上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佛教哲学也在此时此地影响了玄学理论的形成，这是历史上中国文化与相当水平的外来文化第一次在哲学深层的思想碰撞。碰撞中产生的思想火花，点燃了魏晋玄学的思想火焰，从而照亮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从滞重到空灵的时代。

儒家重名教，重伦理，重群体之秩序规则，其流弊则等级森严，繁琐虚伪，个体易感到压迫、束缚，失去自由；道家贵自然，贵平等，贵个体之逍遥自由，其流弊则消极放荡，无秩序、无规则，群体易陷于混乱软弱。而儒道互用，各以所长救彼所短，则既保群体之秩序，又存个体之自由。群体赖个体以立，个体赖群体以生，偏于任何一级都非可长可久之道，故儒道互补非仅关中华之文化，实亦关民族之生存。儒道虽好，但是没有解决人生归宿的问题，儒家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道家的得道“成仙”，都解决不了国人对死的恐惧，而释家的轮回说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三家合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妙乐寺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高僧帛法祖与七贤的共同活动,直接影响了这一进程。

竹林七贤诞生于妙乐寺塔下，七贤玄学与佛教文化互相影响、融合，得益于妙乐寺。可以这样说，妙乐寺的存在催生了玄学，并影响了宋明理学和近现代中国哲学思想，是一座影响了近2000年中国思想进程和中国人思维方法的寺院。

无论哪个学者大家到七贤诞生地看看,都不会认为陈寅恪之论是空穴来风。如果我们再给七贤定个位，最贴切的称谓恐怕就是“妙乐七贤”了。

八、魏晋情怀、般若妙乐

什么是魏晋情怀？魏晋情怀就是“向内，人们发现了心灵自由之美；向外，则发现山川自然之美。”这种对个人和社会、自然和谐统一、友好相处的追求，与新发展观何等的契合呀！

“般若”就是梵文的智慧、觉悟、大彻大悟。“妙乐”取于佛教经典《妙法莲花经》，意为解放心灵，放飞思想，奇妙无穷，其乐无穷。

妙乐寺塔景区古时有山（清风岭）有水（黄沁二河），数千年的积淀，成就了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度和一代高僧帛法祖。如今，虽无名山灵水，但是这里却有思想的高山，智慧的秀水。

云台山有七贤曾经活动的地方，而妙乐寺才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来到这里进行一次思想之旅、心灵之旅、智慧之旅、感悟之旅，解放心灵，放飞梦想，岂不妙乐，岂不快哉！

洪流千古意，孤塔往来心。寂寂留双槿，花开不计春。——(明·赵贞吉《过妙乐塔》，乾隆五十四年，怀庆府志，下卷1337页）

主要参考书目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65年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

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

刘义庆著，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

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

钱穆:《古史地理论丛》，三联书店，2004年

王晓毅：《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中华书局，2003年

《向秀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梁】释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

【唐】释道世：《法苑珠林》

唐翼明：《魏晋文学与玄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

乾隆己酉年重印《怀庆府志》

焦作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覃怀志》点校本

荆文鹏：《文化焦作》，华艺出版社，2009年

焦作市文物局：《焦作市文物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武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万历《武陟志》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