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司机的文化史｜新知

在公路片中，主人公在路边竖起的大拇指是必不可少的符号。对于背包客来说，只有丰富的搭便车经验才能成为“老司机”。搭便车，一开始作为无车阶级的出行方式出现，逐渐发展成为“垮掉一代”反抗威权、追求自由的文化符号。如今，更是成为Uber等共享经济的灵感之源。一起跟着台湾背包客李易安看看搭便车的文化史。

图／Shutterstock

在这个历史被宣称已经终结的年代里，有一群人仍然固执地相信：只要伸出大拇指，善意总会路边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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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的游牧者：便车旅行的不安与浪漫

文|李易安

我是一个搭便车的人。

这句话用中文说来，一直都让我觉得有些别扭。在中文语境里，「hitchhiker」还没有凝固成像「沙发客」（couchsurfer）、「乡民」这些在不断搬用之中反复锤炼、而逐渐落定的简洁名号，只能用平铺直叙而有点生硬累赘的方式指涉。这种窘迫，除了反映出了知识分类的社会建构性，或许也透露了「搭便车」这个概念对于台湾人来说有多陌生。

我的第一次便车经验，是 2009 年还在西班牙当交换学生的时候。当时买了廉价航空的机票，飞抵目的地才知道上了贼船：机票是很便宜，但机场远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偏乡，离开机场的公共交通完全付之阙如；下了飞机的乘客，只能摸摸鼻子支付昂贵的巴士票前往市区。我咽不下这口气，看了地图，发现机场外五公里有高速公路经过，就背起背包走去碰碰运气。好不容易走近高速公路的匝道口，我鼓起勇气在初冬的薄雾里，模仿电影里那些同样站在路边的人，举起了我的大拇指。

每经过一辆加速驶离、把我抛在脑后的汽车，我高高举起的拇指就向下退缩一些，直到脸上挂着的笑容都僵了。出乎意料地，最后为我停车的，竟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上了车后，我说自己很开心，因为是第一次搭上便车；老妇人听了之后竟然说，她也是第一次让陌生人搭上便车。有点矛盾的是，她停车的理由，居然是她不相信在西班牙有人可以搭得到便车；如果她没停车，我可能得等上一辈子，她觉得那太可怜了。总之，我的第一次便车尝试没有铩羽而归，也没有让我遇上变态杀人魔，于是我的便车生涯就这样被开启了。

有一次在玻利维亚和巴拉圭边境等了三天的车，只能跟被发配边疆的阿兵哥打屁、读西班牙语文法书，还有看云发呆，好热。

但搭便车并不能总是这样仰赖运气。渐渐地，我摸索出一套搭便车的策略，比如凭借地图、精准找到和我有着相同目的地的车流；又比如依据目的地距离远近，判断要不要举着写有目的地的牌子；又或者如何善用圆环、红绿灯、收费站等公路基础设施，在驾驶慢下车速的情况下，微笑着摆出自信的神情，以便提高搭上便车的成功率。

起初，旅费拮据当然是我搭便车的首要理由；但到后来，搭便车本身，以及便车途中各种稀奇古怪、事后可以拿来说嘴的经历，似乎反客为主地成为了我旅行的主要目的。我逐渐发现，像我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少。偶尔在公路上遇到「竞争对手」，我们会彼此寒喧，交换搭便车的战况与情 ——哪里的加油站容易遇到长途货车司机、哪些路段最好不要白费力气等车。 络上，甚至还有专属于搭便车者的社群 站「Hitchwiki」；里头除了有搭便车基础教学、 络论坛，甚至还有协作地图，提供使用者在地图上标注出自己搭便车的等候位置，并注记等候时间、搭乘目的地，以及综合评论。其他使用者可以按图索骥，找到前人推荐的候车位置，也可以在同个地点加上自己的经验和评论。

Hitchwiki 站协作地图

的确，我们可能都曾有在无意间「搭上便车」的经验：有时，开车的朋友在聚餐后顺路载你一程；有时，登山途中认识的陌生人有车，提议从登山口顺道送你下山。但这些不期然的便车，和涉及策略运筹、并且逐渐成为一种「次文化」的搭便车，显然是两回事。这样说来，那些站在路边等车、既漂撇又浪漫的身影，究竟是如何在历史上出现的呢？

搭便车的历史，或许和轮子的发明一样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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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无车阶级的自我救济

「高举着大拇指」的图像，或许是这个次文化最广为外人所知的符号；而搭便车和大拇指的关联，最晚约略在 1920 年代的美国就已经出现了。作为大规模生产汽车工业的始祖，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汽车紧密关联；美国甚至被称作「汽车国」（Car Country），其空间、汽车与文化彼此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

搭便车文化与美国文化的高度关联，可以从许多语言对于「搭便车」的称呼略窥一二。在智利和阿根廷，「搭便车」被称作「dedo」，原意为「手指」，显然撷取了美国搭便车文化的拇指意象；而在墨西哥，搭便车有时又被称作「pedir un raite」，其中的「raite」则源自英文的「ride」。此外，尽管多数欧陆国家对于搭便车的称呼，都是由法文的「autostop」发展出来的变体，但挪威文却将搭便车称为「haiking」，而「haiking」在挪威文里原本并无特别含义，因此与英文的「hitchhiking」也脱不了关系。

实际上，直到 1960 年代以前，搭便车都是无车阶级，藉以进行长距离移动、甚或逃离底层生活的常见手段，因而是一种因应移动工具匮乏、或者公共交通阙如的自我救济。循此，许多爬梳便车历史的论述，都会举用史坦贝克的名著《愤怒的葡萄》为例。在史坦贝克笔下，19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自然灾害，导致成千上万中西部的农民踏上公路、前往加州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些因为经济因素搭上便车的人，并不具备搭便车者作为「次文化群体」的身份认同。

图／维基共享

在这个时期，搭便车的群体主要有三种：军人、穷人、男学生。车主为需要便车的人停车，便意味着其乐于对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尤其，在二战或韩战期间，让军人搭便车也被视为一种为远方战场尽一份心力的表现。此外，搭便车也被勾连上「培养耐心」与「慷慨大方」等正向论述，同时也可能是女性逃离传统性别桎梏的途径。有趣的是，从一篇于1931年写就的文章来看，早期美国搭便车的方式、必须注意的事情，几乎和现在没有太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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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反抗与自由的出口

除了出于经济因素的搭便车之外，另一种承载更复杂动机的搭便车行为，也开始日渐茁壮。在汽车逐渐普及、美国经济快速成长的背景之下，搭便车逐渐发展为一种另类的旅行方式，成为美国年轻人借以壮游的方法，甚至被想象为对既存秩序表达不满、从中逃离的途径。

图／美联社

从此，搭便车开始被赋予了叛逆、自由的文化意义，与 1950 年代「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对现代性秩序的厌倦与质疑，以及 1960 年代嬉皮士（hippie）的理想主义浪潮和反战要求相结合，成为政治活跃的青年们串连移动、或者集结至华府抗议的交通方式之一。此外，搭便车也让这些叛逆青年的行踪动向，变得更难掌握捉摸，因而对掌权者构成了威胁。

搭便车作为一种带有反抗主流逻辑的文化符号，开始在文学、电影文本的散布之下被浪漫化，并逐渐成为搭便车次文化群体的认同标志原型。对于这个时期便车文化的描述，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On the Road）已经成为当今公认的代表作。在这篇小说之中，凯鲁亚克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细腻地描绘了这群被视为代表「垮掉的一代」形象的人物；他们散漫、不追求明确目的、不受世俗价值拘束，并且爱好冒险。此时，搭便车的文化意义，富有自由乐观的色彩，和《愤怒的葡萄》之中角色们无助的面容，形成了强烈对比。

很显然地，掌权者并不乐见年轻人的搭便车文化，连结上冒险、自由、公民权利等概念，也对搭便车强化社群感的潜能有所顾虑。于是，从 1960 年代末和 1970 年代初期开始，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与保险公司进行了一系列的宣传、将犯罪与搭便车连结在一起，某些州甚至明文立法禁止搭便车。这些制度内外、有意无心的里应外合，搭配上长久以来在新闻媒体上出现、与搭便车有关的杀人事件，使得美国境内的搭便车风气，开始出现了退潮的现象。

图／美联社

有些学者指出，杀人事件和媒体的推波助澜，只是搭便车文化被赋予高风险形象而逐渐衰退的表面原因；真正导致搭便车遭污名化的关键在于：自用汽车在美国的普及，使得无车的人开始如同无家可归的人一样，被视为可疑的、不正常的「异类」或「危险份子」。这个观点，似乎也解释了为何在一个经济发展程度、以及自有汽车比率较低的国家（例如罗马尼亚），出于日常通勤动机的搭便车比较容易被接受。

然而，不论是搭便车内蕴的不确定性，或者是出于其他因素而被附加的高风险形象，都反而提高了叛逆的年轻人对搭便车的兴趣。因此，尽管搭便车在美国已然成为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但搭便车作为一种对抗主流建制、或追寻自我的途径和形象，不但没有因为如此而减损，反而更加巩固。

换句话说，搭便车的被污名化，反而意外地进一步推就了搭便车的浪漫化和再魅化。这个现象，导致了今日关于搭便车的浪漫论述，在很大程度上仍承袭自 1960 年代的遗产。

于美国90年代后半窜红的流行乐团「GreenDay」，便曾经发表过一首歌词直白、却有点没头没脑的歌曲，其开头是这样的：

嘿先生，你要往哪里去？

你在赶时间吗？

我需要一趟便车，参加快乐时光。

他说，喔不。

你会为烈酒停车吗？

我也需要休息一下。

在此，我们似乎能看到「垮掉的一代」的影子：酒精、派对与年轻人有点老掉牙地被并置，并结合了搭便车的桥段，化合成一派享乐主义的图像。

然而，有些作品关于搭便车的描述，则没这么无忧无虑：改编自真实故事、获取了亮眼票房和不少好评的《阿拉斯加之死》，描述了一个刚从名校毕业、有着大好职涯前程的年轻男子，因为对既有的体制和俗世感到怀疑，决定抛下一切，踏上了「追寻自我」的旅程。汽车抛锚之后，男主角开始在路边伸出拇指，直到最后抵达了他人生旅程的终点阿拉斯加。于是，搭便车在电影中不但被浪漫化为「追寻人生意义的取径」，同时也牵连上对世俗价值和资本积累逻辑的质疑与批判，因而似乎又是来自 1960 年代的回声。

图／《阿拉斯加之死》（Into the Wild）剧照

除了上述带着个人主义调性的论述之外，搭便车也偶尔嫁接上积极的政治要求。英国著名摇滚乐团「PinkFloyd」的主唱沃特斯（Roger Waters）单飞之后，继续活跃于歌坛，并于2004年发表了〈LeavingBeirut〉这首歌。每每沃特斯在巡回演唱会上演唱这首歌之前，必定会提及他写下这首歌的缘由——十七岁时，他和朋友开着车从英国出发、横越欧陆，进行了一场公路旅行。

抵达黎巴嫩后，沃特斯因故失去了汽车，而必须独自搭便车回英国。搭便车离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第一晚，他便遇上了好心人，主动邀请他回家用餐、过夜休息。这首歌如诗一般的歌词，描述了让他留宿的一家人尽管并不富足，却仍将仅剩的食物与他分享，把唯一的一张床让给他睡。搭便车，成为他亲身体验当地人真实场景、贫困生活的契机。借由这首歌，沃特斯将矛头直指时任的美国总统小布什，以带着近乎羞辱意味的歌词指责其出兵伊拉克的政策：

这些是我们应该轰炸的人民吗？

你怎么能确定他们想要伤害我们？

做这些，是为了逞一时之快、为了惩罚、还是为了犯罪？

这真的是我们想要征服的那座山？

这条路很困难，而且很长

拦下那台车，他不会拒你于车门之外的

噢～小布什呀、小布什

你小时候一定被德州的教育给搞砸了

在此，搭便车不只是故事的引子，以沃特斯亲身的经历作为借代、描绘在伊拉克反恐战事之中被抹除消音的面孔，更搬用了搭便车于 1960年代与反战运动的渊源，借以强化他想透过歌曲传达的要求，反对英美出兵伊拉克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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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交通治理和共享精神

然而，这些关于搭便车近年来如何被再现的讨论，并不意味着搭便车在今日就像标本一般，只能在歌曲、电影、小说之中找到容身之处。相反地，搭便车历经了 1970 年代以降的低潮之后，似乎正在搭上一波「复兴」的浪潮。

这个趋势，并非美国的专利；在荷兰，交通部门在一些道路上设置了「Liftplaats」告示牌，标注适合搭便车的位置，以鼓励民众以搭便车作为交通方式。由此，原本或多或少与国家机器形成对立的搭便车实作，在被制度化与纳编之后，不只具有正当性，甚至成为了一种国家的治理工具。

其次，在因特 的帮助之下，原本零散的搭便车次文化群体，有了可以共聚的虚拟平台。最早的便车社群 络平台，以已经关站的Digihitch 为代表；今日，则是功能更加完善的 Hitchwiki 作为搭便车者之间，拥有最多用户的跨国 络平台。透过 络无远弗届的链接，搭便车文化得以迅速传播至海外，并在背包客文化逐渐从欧美扩散至其他新兴工业国家的同时，在亚洲培育了新的一群搭便车者。

最后，同样在科技进步与 络平台的推就之下，搭便车被挪用成为一种修辞，在近年来以组织化的共乘形式另辟了出路，并证明了共乘媒合服务有不小的市场，因而成为逐利的资本闻风而至的处女地。

这些提供共乘媒合服务的 络平台，比如欧洲的 Blablacar、美国的Rideshare.org，起初仍是由车主指定路程的起点和终点，再于平台上以低廉的价格让人搭上便车，善用车上多出的空位，也较符合搭便车的精神。至于今天凭借行动装置崛起的 Uber ，打着「共享经济」的名号，却由乘客决定起点和目的地，也经常被指责让企业得以弹性雇用、将雇主责任外部化，在公共交通的光谱上，恐怕离「搭便车」又更遥远了。

搭便车既刺激又有趣，但个中的技巧眉角却多如牛毛。比如说，车子来的时候，切记要和驾驶四目交接。试想，车主往往只有不到几秒时间能决定是否停车，你唯一能用来说服他的，就只有眼神；每次等便车，我都觉得像在对人性进行一次试验。于是，每次搭上便车，我最喜欢问司机的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你愿意为我们停车？

?有些人的回答淡得像白开水、完全不带感情：

「因为我一个人开车，路途遥远，想找个伴。」

?但也有些人几乎是出于天性地过分热情：

「我想帮你们！」

?还有一种司机最有趣：他们曾经也是在路边等便车的人。

「我年轻的时候也常常搭便车。看到你们，就想到以前身无分文，在路边等车的我。」

也许他有好多在公路上的年轻记忆，就这样被我们同样在公路边的身影给唤起了。

说到底，搭便车的基本要件和核心目标是「免费移动」，却又不仅止于此。那些由历史叙事与各种情节淀积而生的文化意义，使得搭便车变得既浪漫、又不安，并持续推着我踏上公路。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历史被宣称已经终结的年代里，有一群人仍然固执的相信：只要伸出大拇指，善意总会路边停靠。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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