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在改革开放的号角声中，许多人投身到了经济建设的事业里，就连银行的业务都开始繁忙起来。
这一天的早上，沈阳一家银行才刚刚开门，就有一个看着有五十几岁的中年妇女，着急忙慌地拎着一个破布包走了进来。工作人员看到她这么着急，以为她有什么急事，谁知这个其貌不扬的女人直接从自己的破布包里，掏出来了一大块金子！
工作人员一边感叹人不可貌相，一边将这块金子接了过去，准备为面前的这位客户估价。结果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块重达三斤金子的纯度特别高，不仅高于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黄金，甚至成色比当时工业用的黄金还要好。
工作人员不由得感叹了一句：“您这块金子纯度真高，一看就不是凡品，这有些年头了吧？”
没成想，这句客气的寒暄竟让这位妇女变得非常紧张，她不自然地拨了拨头发，有点不耐烦地说道：“你就说回收的话，能卖多少钱吧。”
工作人员有些尴尬，只好继续进行黄金回收的其他步骤。在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突然觉得这块黄金有些问题。首先，这块黄金的边缘处并不像是用专门的工具切割下来的，更像是家用的斧子或者锯划下来的。其次，工作人员翻来覆去好几次，都没看到这块黄金上应有的标记。
结合这位妇女有些不自然的神色，工作人员开始有些疑心，思来想去，工作人员最终决定将该情况汇 给银行领导。
她十分客气且恭敬地说道：“这位女士，您这块黄金很好，市值也非常高。不过因为这个数值太大了，我需要给你哪一个新的单子。您在这儿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
到了这时，这位中年妇女也没察觉出异样，便点头同意。
银行领导在得知这样一块充满疑点的黄金，出现在了自己负责的辖区时，同样紧张，最终决定汇 给当地的公安局。没想到，这一汇 竟然牵扯出了19年前沈阳当地的一场“黄金失窃”大案！
那么，这位妇女和这场“黄金失窃案”有何联系？一切的一切，还要从1961年一起发生在沈阳造币厂的“黄金失窃案”说起。
被盯上的黄金
1961年的新中国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当中，国内的粮食和副食根本不足以喂养这么多国人，为了能够换来老百姓急需的粮食，同时也为了偿还欠苏联的外债，政府决定将从民间收集的黄金和白银冶炼出来。
当时承担着这样一份重大任务的，是坐落于沈阳市大东区大东路138号的沈阳六一五厂，也就是现在的沈阳造币厂。
提起沈阳造币厂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其实这个厂子可是大有来头，这里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现有历史上最悠久的造币厂。
沈阳造币厂最早建造于1896年，算得上是东北第一家机器工厂，开辟了“近代沈阳机械工业之先河”，同样也是中国铜合金硬币的生产基地。可以说，没有比沈阳造币厂更适合执行黄金冶炼任务的地方了。
沈阳造币厂的领导们在得知该消息后也颇为紧张，将此次任务安排得十分缜密，而被冶炼出的黄金则有了一个新的代号：“100号”。
沈阳造币厂旧貌
起初，参与黄金冶炼的每个员工都十分谨慎，从金银入场到清点，再到冶炼、出厂，一点差错都没有出过。但时间长了，就难免有人开始懈怠了起来，心想反正黄金也没出过事，整天处在高压的环境下谁也受不了。
没成想，正是在这样看似平静的环境下，居然有人打起了这批黄金的主意。
虽然沈阳造币厂的领导们，绞尽脑汁想出一套能完善抵御外边小偷的防范措施，但对于自己厂子里的工作人员，他们却并没有太多的防范。
换句话说，就是最经常接触这些黄金的人，其实是没有什么约束的，有的只是大家内心道德底线对自己的约束。
爱贪便宜的夫妻
关庆昌在1961年的时候，是沈阳造币厂的一个生产管理科副科长，平日里他待人也算和善，在厂子里的存在感并不高。可倘若提起他的老婆，那简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关庆昌的老名叫黄素珍，比关庆昌大两岁，不仅大字不认识一个，还特别爱贪别人家的小便宜。
黄素珍去菜市场里买菜时，若摊主不给抹零头，她就要顺人家两棵葱或者蒜。让黄素珍去扯块布，她就要多拿人家两根针、一捆线。甚至有时在家属院里看到别人在晾个什么东西，她都得偷偷顺走人家一点。
因为黄素珍这种爱占小便宜的行为，院子里没少有人跟关庆昌一家起矛盾。偏偏关庆昌一直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有学历、有能耐、脾气也好的顾家男人，所以也没谁愿意和他们有家人撕破脸。
可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个看起来温文尔雅的人，正是“黄金失窃案”的始作俑者呢？
当时，黄素珍被调往了专门“电解”黄金的车间，因为有了直接接触黄金的机会，她没少从车间里偷偷拿出一些细碎的“金疙瘩”或者是“金耳朵”。甚至就连车间里的生产工具金挂钩，她都给藏在衣服里悄悄带了出来。
这一日，关庆昌还没有回到家中，黄素珍回来后就将她刚刚偷出来的金子，和她之前偷到的放在一起。关庆昌作为一个文化人，向来鄙夷妻子的这种偷盗行为，所以黄素珍并不敢让丈夫知道她偷了这么多金豆子。
正所谓人怕什么就来什么，正当黄素珍愉快地坐在那数金豆子的时候，关庆昌回来了。
听到丈夫开门的动静后，黄素珍立马将自己藏黄金的小饭盒往床底下塞，可好巧不巧，这一幕还是被关庆昌看见了。
关庆昌原本心情就不好，现在又看到妻子那个畏畏缩缩的样子，瞬间就气不打一出来。他一脚就把门口的洗脸盆架子踹倒在地，然后骂骂咧咧地冲到黄素珍的身边：“你这个败家娘们儿，又在这藏什么？天天就知道占别人的便宜，老子都成全厂子的笑话了！”
黄素珍看到丈夫发火的样子，身体都在忍不住颤抖，她瑟缩着解释道：“不是啥，没啥东西……”
话音还没落，关庆昌就已经将妻子私藏的饭盒给打开了，发现里面放的是车间里纯度不高的金子。关庆昌一把就将这些东西扔到了地上，踹了黄素珍一脚：“你没事捡点这个干什么？”
黄素珍委屈地哭着：“我不就是想攒些钱补贴家用啊！一天到晚地上班也挣不了几个钱，咱们还有个儿子呢，能不为他考虑吗？别人都说我爱占便宜，那还不是没钱闹得？”
关庆昌嗤笑一声：“你这意思是你手长怪我没本事？你也不看看你捡回来的都是什么货色？当成废铜烂铁扔了都没人要！想赚钱，搞个大的！你有那个本事吗？”
黄素珍瘫坐在地上哼哼唧唧地哭着，不敢多说一句话。
突然，关庆昌盯着散落一地的金子，动起了脑筋。是啊！想要发家致富，靠着厂子里的工资确实没什么出路，要是真的能厂子里搞出好金子出来，还怕没地方花吗？
想到了这一点后，关庆昌又踹了黄素珍一脚：“行了行了，我还没死呢，你嚎什么丧？起来，我有话问你。”
黄素珍听到这句话，立马爬了起来。关庆昌慢条斯理地说道：“你这些金子也就够咱们做个小本买卖，能发什么大财？要想偷，还得盯准了厂里的那些大家伙。你听懂了吗？”
黄素珍摇摇头：“那大家伙都是被人看管着的，哪有那么容易拿得出来？那要是被人发现丢了，可是掉脑袋的大事。”
关庆昌不耐烦地瞥了黄素珍一眼：“你就是个头发长见识短的老娘们。没一点本事还整天拖后腿，我敢这么说就有我的主意，你就只负责听我的话，你听懂了吗？”
黄素珍只好木讷地点了点头。
偷盗黄金
关庆昌借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很快就摸清了黄金存放的地方，又观察出来了看守的规律，终于在1961年的3月18日，准备下手了。
这一天是关庆昌认真规划过的日子，因为3月18号是星期六，第二天大家都在家里休息，所以大家会晚一天发现。且按照当时厂里人的习惯，工人们都会早早地下班，所以这一天厂里很早就没人了。碰巧1961年的3月18号这一天还下雨了，能隐藏关庆昌作案的痕迹。
1961年3月18号下午五点左右，时任沈阳六一五厂（沈阳造币厂）经营产品包装组组长的郭家惠，开始了他每天工作任务的最后一项——清点当日已经包装好的产品。
这一年的郭家惠刚刚29岁，他一直梦想着自己能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这个愿望，郭家惠每天都用自己两倍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当中。这一天也一样，郭家惠再一次一件一件地清点厂房里存放的货物，包括那一批装在木箱子里，代号为“100号”的黄金。
封存黄金的箱子都是被铅封了的，上面还有用铁丝打出来的十字花型。
值得注意的是，3月18号堆叠在仓库里的那批黄金里，有一个箱子是非常特殊的，那个箱子没有被封起来。这个没有被封起来的箱子里，存放有四块黄金，其中有两块是在1960年就已经被锻造出来了。
郭家惠认真清点完所有的货物和黄金之后，才放心地将厂房上了锁。这一切，和平时并没有什么两样，但郭家惠怎么也没有想到，已经有人盯上了那批黄金。
在郭家惠走出厂房的时候，关庆昌正提着自己要换洗的衣服，往厂子里的澡堂子跑。他算准了这一天澡堂子里的人会非常多，他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在人多的澡堂子里，然后挨个跟自己熟识的人打招呼，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不在场证明。
在澡堂子里晃荡了一圈的关庆昌，飞快地冲了个澡，拿着自己准备好的作案工具。悄悄地溜到了存放金子的厂房。他用一早就准备好的羊角锤撬开了厂房，在夜色的掩护下摸了进去，而后借助月色溜到了堆放黄金的地方。
关庆昌将最上边那个箱子撬开，在看到四块那么大的金块出现在自己面前时，他只觉得自己的眼都要被晃瞎了。他擦了擦自己嘴角的口水，拿出来自己事先准备好的铁丝和绳子，将从箱子里掏出来的黄金绑好挂在了自己身上。
事成之后，关庆昌兴高采烈地踏出了厂房往家走。
只是他没想到，这两大块金子足足有八百零七两七钱六分重，挂在身上简直是要把他赘倒了。可一想到自己的人生就要因为这些黄金发生转变，关庆昌还是咬牙将这些金子扛回了家。
到家后，关庆昌只觉得浑身上下已经被汗湿透了。接着他也没坐下休息，而是将黄金藏在自家的煤筐下面后，就立刻赶往了附近的一个舞厅。没错，他要为接下来的不在场证明找目击证人。
向来不喜欢跳舞的关庆昌，为了让人注意到他，跟着人群就躲在舞池里疯狂地摆动身体，吸引大家的注意。
被怀疑的人
等到3月20号周一，大家都重新回到厂子里上班的时候，郭家惠的徒弟高兴贵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口气冲进了郭家惠的办公室。
郭家惠看到自己徒弟的这个样子，忍不住调侃他：“跑什么啊，后边有鬼追你啊？”
看着自家师父那张脸上的笑容，高兴贵不敢多喘气，大声喊了一句话，而这句话也让郭家惠脸上立刻没了血色：“师父！100号，100号被盗了！”
郭家惠立刻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你说什么？”
高兴贵弯着腰，喘着粗气：“您快自己去看看吧，黄金没有了！”
郭家惠疯狂地朝着存放黄金的厂房跑去，一边跑还一边骂了一句：“小兔崽子，你要是敢骗我，你看我剥你一层皮！”
这个时候的郭家惠心里还有一丝丝幻想，会不会是高兴贵这个小子耍自己玩？可是等到他跑到的时候，傻眼了：
只见18号那天还整整齐齐摞在最上面的木箱子，现在就放在地面上，捆着箱子的铁丝已经断了，而箱盖上的木板也被撬开了，原本包裹着黄金的包装纸也被撕碎放在了地面上。
郭家惠深吸了几口气，艰难地走到了箱子边上，他往下一看，只觉得头晕目眩：箱子里的两块黄金不见了！
他顿时觉得自己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忍不住瘫坐在了地上。等到高兴贵追上来的时候，就看到了郭家惠灰白着一张脸，盯着厂房墙上的一个大洞出神，原来小偷就是从这里爬进来的。
高兴贵带着哭腔问郭家惠：“师父，咱们怎么办啊？”
郭家惠听到高兴贵的声音才回过神：“ 告厂领导吧。”
作为最后见过黄金并且对黄金负责的人，郭家惠和高兴贵知道，自己的噩梦要来了。
800多两黄金丢失可不是一件小事，厂领导当即 告给了市委和省委的领导，甚至没过一个小时，就连远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都知道了。周恩来总理当场发怒，下令各级部门彻查这件事。
黄金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东西，尤其是一下子丢失了800两那么多，对于当时的新中国而言，是一件大案。
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公安部门，都用最快的时间聚集在了沈阳造币厂。但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高科技的排查手段，也没有现在如此完善的重重审查手段，各个部门侦察了两三圈，除了发现了地上的一枚脚印，都没发现有什么别的线索。
经过公安机关警察们几次讨论过后，大家都认为一定是厂子里的内鬼。
而这个结论一出来，首当其冲被怀疑的就是看管黄金的郭家惠和高兴贵。可是郭家惠和高兴贵和黄金被盗窃没有丝毫的关系，尽管公安机关一再审问，他们两个也是什么都交代不出来。
头两个嫌疑人没有问出来什么，就要继续排查。接着，从护长队队员到厂长，沈阳造币厂的每一个人都成了被怀疑的对象。
所有人每天不是被怀疑，就是被迫去交代问题写检讨。在那样一个年代里，谁的身上要是背了这样一个疑点，怎么还能抬得起头做人？
关庆昌害怕警察搜到家里，他不停地想着能把黄金藏到哪里。柜子里也想过，床底下也想过，但怎么想都觉得不安全。
围着房子转了好几圈后，他最终决定将黄金塞到厨房的通风管道里。可当年的楼房，通风管道都是两户共用一个。关庆昌一家人和邻居的关系向来不好，他又担心邻居发现了要举 他们。
于是，黄素珍便提议将黄金分割成小块，只是这样高纯度的黄金想要切割，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关庆昌买来各种工具敲敲打打了好几天，不仅没能将黄金切成块，反倒让邻居举 了一个扰民。又惊又怕的关庆昌变得越来越暴躁，甚至对黄素珍拳打脚踢。
为了能够摆脱掉邻居，关庆昌只得向厂里申请将自家住的小楼房，换成了农村的那种大平房，还美其名曰是“身为共产党员，要时时刻刻先考虑群众”。
关庆昌的父亲，这个老实巴交了一辈子的老头，察觉到了儿子的不对劲。几次盘问下来知道了儿子偷黄金的事情，又急又气，大骂儿子干了丧尽天良的事，连国家的财产都敢动。
老父亲不断劝说儿子将黄金还回去，可关庆昌每一次都暴跳如雷：“我还回去？我怎么还回去？难道要我自首吗？我被抓进去，吃了枪子，砍了头，你就满意了？”
听到儿子这样的话，每一次老父亲都被气得浑身颤抖，说不出来话。
这800两黄金简直就像是坠在老父亲心里一样，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原本一向身体康健的他，没过多久就撒手人寰。
在父亲的葬礼上，关庆昌嚎啕大哭，他又何尝不知道父亲的离世和黄金有关系呢？这块黄金不仅仅压在了父亲的心上，同样也在时时刻刻折磨着他。
看着那么多工友因为黄金而备受屈辱，关庆昌十分内疚，尤其是对待被怀疑最狠的郭家惠、高兴贵和厂长李榆的孩子。但是贪念还是战胜了愧疚，这些黄金他还是打算要藏好。
银行发现的赃物
这两大块金子一直在关庆昌的家里放到了1980年。这一年，因为改革开放，国家出台了一项政策：提高金银收购的价格。
得知这个消息后，关庆昌十分激动，自己手里的800两黄金能换成36万多人民币！1980年的36万，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天文数字，要知道那一年一个工厂职工的收入，一个月也才几十块钱。
关庆昌和黄素珍盯着自己家里的金子，忍不住想要将他们出手出去。而这也导致了开头一幕的发生：黄素珍在关庆昌的授意下，带着一块从金块上切割下来的金子，前往银行兑换人民币。
沈阳市公安局的公安干警们，当即就怀疑这是19年前那桩黄金盗窃案里丢失的黄金。毕竟市面上已经有很多年，都没流通过纯度那么高的黄金了，更何况这块黄金有3斤多！
在领导的授意下，银行的工作人员告诉黄素珍这块金子值23000多块钱，不过这些钱她随身携带也不方便，不如多开几个户头存进去。
最终，黄素珍只取了65块钱带在身上，而剩下的钱则全部存在了银行。
看黄素珍的警惕性不高，工作人员又以她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是银行的重要客户为由，要派专车护送她。就这样，黄素珍没有任何防备地跟着工作人员，去了银行的休息室。
而关庆昌呢，实际上也一直跟在他妻子的后边，一旦发现有意外情况就准备跑。当他看到银行如此礼遇他老婆之后，他便直接大摇大摆地从银行离开，返回厂里。
只是休息室里，等待黄素珍的不是种种礼遇，而是早就全副武装的警察。看到了屋子里乌央乌央的警察同志，黄素珍顿时就慌了手脚。在警察的盘问下，黄素珍很快就交代了犯罪事实和犯罪经过。
彼时，在现场审讯黄素珍的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广军，在得知黄素珍的共犯就是关庆昌之后，立刻派出了人马前去捉拿关庆昌归案。
至此，1961的“沈阳造币厂黄金盗窃案”才算真相大白。
审讯室里，关庆昌蹲在地上抱着头痛哭。这19年来，多少人为了这800两黄金，连一个好觉都睡不好。关庆昌也一样，不敢吃好的，不敢用好的，甚至连自己儿子结婚都不敢大摆宴席，生怕有谁觉得他有钱，怀疑他偷了黄金。
可是这19年里，每一个沈阳造币厂的工人，又有谁睡过一个好觉呢？每个人都在担心第二天自己会不会被当成盗窃者抓进去。甚至就连沈阳多少名人民警察，将自己的青春用来调查这件盗窃案上。
关庆昌的一己私欲，不仅害了自己，也连累了别人，这样的代价绝非是800两黄金可以说得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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