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分类促源头减量，应对“垃圾围城”挑战

根据2017年的公开资料，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深陷垃圾围城困局，三分之二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75万亩。与此同时，中国有近140个城市没有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堆放和填埋的解决方式给土壤安全和水质带来了隐患。

作为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副产品，大量垃圾的涌现未能纳入现代化治理的范畴，导致垃圾处理无法真正匹配城市的发展和治理，这几乎是每一座快速发展的城市都在承受或即将面临的历史困局。从文化角度来看，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今天，鼓励所有人积极消费，带来大量的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以旧手机为例，中国被丢弃的旧手机数量已经超过10亿部，但回收率仅2%。

垃圾处理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对于中国的很多城市来说，填埋成了最重要的垃圾处理方式。不过，伴随着城市垃圾总量的猛增，垃圾填埋场的吞噬能力正在急遽下滑。今年初，西安市城管局宣布迎回“破烂王”，原因就在于当地的垃圾填埋场很快就要被填满，而拾荒者能够回收将近四分之一的垃圾量，从而部分缓解垃圾围城的困局。

拾荒者的重要性在于让垃圾回收体系得以正常运转，但垃圾处理更重要的步骤还在于分类，包括填埋、焚烧等做法，都需要建立在分类的基础上，才能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早在2000年6月，我国就已经确立了8个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不过，总体上来说，垃圾分类并没有真正在某一座城市落地。

从今年7月1日开始，上海将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今年初上海市人大通过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规定：个人混合投放垃圾，今后最高可罚200元；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5万元。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综合治理水平最高的城市，上海市以法律的形式，力争建立健全全程分类体系，并促进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处理。不过，上海能否成为中国第一个成功应对垃圾围城困局的大都市，恐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制定一部法律需要多方讨论，而改变整整一代乃至几代人的生活习惯却要艰难得多。以垃圾分类的典范日本为例，他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通过学校、社区、家庭教育的方式，用了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才达到今天的水准。在中国，垃圾分类观念普及和良好执行假如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都可以算是一次伟大的壮举。

毫无疑问，政府理应是垃圾分类最大的背后推手。垃圾分类不仅可以让垃圾围城的情况得到缓解，防止垃圾填埋和焚烧污染地下水、土壤和空气，同时也可以创造数千亿元的经济收入。通过立法方式促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进行是最直观的做法，但是，垃圾分类的主体应该是每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居民。只要你生活在某一座城市里，就需要积极学习垃圾分类的具体知识，认真落实分类和投递的做法。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垃圾分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归根结底，垃圾分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多方配合、协作，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