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操琴
在我国的文学史上,魏晋期间的七位文学名士,因常聚于竹林下饮酒,故称“竹林七贤”。为首者嵇康,擅长文学,喜欢绘画,酷好弹琴,与《广陵散》一曲有着不解之缘,两者均有“抗恶性”。
嵇康,生活在魏末司马氏当权,大肆残害异己的时代。他嫉恶如仇,“耻与魑魅争光”,好朋友山涛好心好意举荐他入朝为官,他却怒而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与山涛断交了。他生性耿直,喜欢在打铁,朝中官人钟会“乘肥衣轻,宾从如云”拜访他,他却连头都没抬,没事人一样继续轮锤打铁,钟会只好折返,此时他才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也干脆:“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为此,钟会向司马昭告状,说“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近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还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滤耳。”(《世说新语·雅量》)。公元262年,司马昭下令将嵇康处以死刑,刑场上有三千太学生向朝廷请愿,想拜嵇康为师,请求赦免,司马昭不肯接纳。面对死亡,嵇康想的不是他的生命即将终止,而是一首美妙绝伦的音乐后继无人,于是他“顾视日影,索琴而弹”,面对成千上万为他送行的人弹奏了《广陵散》,那激昂、悲壮的琴声,感动得人们饮泣洒泪。弹毕,仰天长叹:“吾死不足惜,《广陵散》失传矣!”嵇康从容引首就戳,年仅三十九岁。
《广陵散》,是一首琴曲,又名《广陵止息》,源于《聂政刺韩王曲》,是依照故事情节发展而展开的。刺韩王故事有两个版本,《战国策》及《史记》记载,韩国大臣严仲子与宰相韩傀有宿仇,聂政感念严仲子的器重,故为严仲子刺杀韩傀,体现了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情操;而东汉蔡邕《琴操》则载,聂政之父为韩王铸剑,误期被杀,聂政为父复仇,行刺失败,遂漆身吞炭,入山学琴十年,返韩时已无人相识,在离宫旁弹琴,“观者如堵,马牛止听”,韩王爱琴,闻有此异人,即召入宫内演奏,聂政趁其不备,自琴腹抽出匕首刺死韩王,为免连累母亲,即“犁剥面皮,断其形体”而自尽……母亲为了不淹没聂政的名声,顶着杀头的危险抚尸恸哭而死。这两个版本,都不防碍“抗恶”的主题思想,也与嵇康的反抗司马氏的黑暗统治遥相呼应。
可见,嵇康与《广陵散》,都具有打破常规的抗恶行为。嵇康愤世傲俗,在温情脉脉的传统文化长河里展现出一种绝尘骇世的悲壮之美;《广陵散》在中国传统十大古乐中属“杀伐之声”的乐曲,更有着悲壮的历史内涵,与嵇康人格契合,创造了中国文化历史上流传千古的绝唱。虽然两者都笼罩着悲剧色彩,却都因此而具有了崇高性,悲剧的主人公宁愿毁灭生命,也要求真,求美,求善,以悲剧式的一生,体现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嵇康与《广陵散》,在情感上是共鸣的。嵇康与聂政相同的悲剧,使嵇康对《广陵散》中所表现的情感深有体会,而且借此抒发心中淤积的复杂感情。嵇康当时在刑场上“顾视日影,索琴而弹”的心理状态,应该是坦然的,犹如聂政事成后从容自刎,借助充满“杀伐之声”的乐曲,大胆地抒发心中所想,表达自己的悲愤情绪。可以说,《广陵散》净化了嵇康复杂的感情,嵇康则升华了《广陵散》,扩大了它的影响,使一首原本籍籍无名的曲调,通过嵇康的重新理解与演绎,给它注入了新的生命,达到新的境界而流传千古。
总之,嵇康与《广陵散》源远流长,两者的名字之所以总是被人一起提起,就是因为他们共有的抗恶性,都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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