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2022年北京冬奥会刚刚结束。在这次奥运会上,中国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奖牌榜,还是能轻易发现一个规律:冬季冰雪项目的霸主,主要还是集中于那些在北极圈或附近拥有领土的国家。挪威、加拿大、俄罗斯、瑞典,这些国家自不必说,就是美国和中国,也都有一部分领土是在冰雪区域的,比如中国的金牌得主,主要都来自于寒冷的东北地区。
夏季奥运会的这种地理规律没这么明显,但也并非不存在。世界上最能跑和跑得最快的选手,基本上都来自位于赤道附近的某个纬度地区,这也是一个经过统计数据验证的结果。相反,热带地区的冬奥选手就非常少,更不用说能够夺取奖牌。
《枪炮、病菌与钢铁》 (美)贾雷德·戴蒙德 中信出版社
这样的一个小发现,恰好与我最近在重读的一本书有了交集。这本书就是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是一本经典之作,首次出版于1997年,近乎20年前我就曾捧起过,但如今拿起新译本,仍然看得津津有味。
且不说其论证过程,但就这个结论,与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冬奥成绩,倒确实有些交相呼应的意思。毕竟冬奥都是冰雪项目,而那些北方的国家显然有这方面得天独厚的环境,因此会在这方面出现压倒性的领先,几乎就是环境决定论的最好证明。
戴蒙德关于人类命运差异的终极原因大致可以用如下的文字来概括:环境的差异导致各地可供驯化的动植物资源不同,因此导致各地的生产剩余差异,而这最终导致了人口规模和军事优势的差异,并最终导致更深度的差别。欧亚大陆的同纬度地区生态和地理障碍相对少,因此东西向传播迁徙比较容易,相对而言美洲就没有这个优势,这就是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发展有差距的原因。海洋等产生的地理和交通隔阂也是不同大洲之间产生差别的因素。最后就是人口数量所造成的规模效应——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创新和可能性。
不管我们认可与否,这就是戴蒙德自成一家的理论。他认为自己的这个理论构建了一个解释人类历史的因果链条,而“环境”正处在这个链条的最顶端,它既可以通过形成其他因素(枪炮、病菌和钢铁)来起作用,也可以直接起作用。
环境决定论有时候确实比诸如制度决定论之类更具有可解释性。举个例子,制度决定论者相信把“民主制度”引入某个国家,这个国家就一定可以焕然重生,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看看今天陷入战争的乌克兰和俄罗斯,我们通观他们的历史,他们既实行过社会主义制度,也拥抱过自由主义,但从今天的结果来看,种种外来的制度是否真正适合他们?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还有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环境决定论对此的解释是,一种有着更悠长历史的内在环境决定了这个国家是否能和外来制度相适应。如果不考虑到这一点,任何简单的移植都可能不会成功,这就是橘生淮北则为枳的道理。一种制度的移植要想成功,要么是它必须和原来的制度相互融合,要么就是原来的环境影响已经弱小到难以发挥作用的地步。
在20年前读此书的时候,这种环境决定论给我留下的感觉是,它确实比当时流行的观点更具有先进性。以前很多对历史进程的解释,多数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即便不是赤裸裸的种族优越论调,也基本以欧美历史进程为核心,对亚洲、美洲以及其他地区的文明发展视而不见。事实上,无论是制度经济学,还是以资本主义或者科技革命为核心的讨论,它们的起点都不会超过1492年哥伦布对所谓新世界的发现。这些讨论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现代的起点就是那里,终点也在那里。戴蒙德显然反对这种论调,而他将目光落到1.3万年以前,从整体人类历史角度有一定程度上的拨乱反正,此外他也关注到了美洲、大洋洲,甚至对中国也有所涉及。尽管他对中国的具体讨论尚显肤浅,但在当时已属不易,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观点。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环境显然是一个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但这种条件是否是一切的终极原因?对此大家显然会有争议,而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自诞生以来就毁誉参半的原因(当然是誉大于毁)。而我此次重新阅读所产生的一个新困惑就是,环境固然可以让欧洲和美国变成历史的领先者,但是否也注定他们必须把枪炮和病菌强加于人?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战争,基本发生在最近的两三百年,而正是这些战争使得欧美进一步壮大了自己,并把世界的大片土地踩在了脚下,让世界上很多其他民族遭受了严重的苦难。这些行动都改变和塑造了历史,但这些历史,哪些又是环境的罪过呢?
所以归根到底,环境重要,环境中人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历史最终是环境中的人通过对环境的适应和改造来创造的。我想这一点,戴蒙德也不会不同意,而承认这一点,也绝对不会抹杀这本经典作品的成就。
(原标题:环境是人类社会命运的终极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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