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婕妤 制图
清晨六点半，家住北京朝阳区某小区的文丰（化名）在出门去上班时，习惯性地把几包垃圾带走。
他家楼下门口立着三个垃圾桶，一只蓝色的桶标着“可回收物”，另两只黑色的桶标着“其他垃圾”，字样略有些模糊了。文丰看也没看，随手把垃圾丢进“随便一只”桶里。他对此习以为常，并说他身边的很多人都是如此。事实上，这些垃圾桶的确长期“表里不一”，往里一瞅，总能看见不同类型的垃圾“不分彼此”地混在一起。
垃圾分类处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上游的垃圾分类、中游的垃圾运输和下游的垃圾处理均涵盖在内，环环相扣。最前端的垃圾源头分类，和普通居民直接相关，也直接决定了后面环节的成效。
试点小区垃圾分类情况欠佳——
居民头疼“垃圾分装是一件麻烦事”
垃圾之所以需要分类，为的是方便之后能根据不同类型垃圾的特点来进行分类处理，以利于回收再利用、减少污染。一个数据是根据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 告，中国普通家庭厨余垃圾的重量在垃圾总量中所占比重极大，约为 60%~70%，如果分类执行到位并通过正规处理厂将厨余变为肥料，那么城市垃圾的末端处理量将大大降低。
文丰坦承自己的环保意识不够，他一方面认为“对我来说没用的东西都是垃圾”，因而很少思考垃圾回收的问题；另一方面，他觉得“垃圾分装是一件麻烦事”，而且他“一直没搞明白垃圾到底怎么分类”。
教育不足与制度性约束缺乏——
“会不会垃圾分类跟素质没什么关系”
对于垃圾分类的难题， 络上总有一种声音认为，这应归咎于“中国人素质太低”。多年从事环保公益事业和垃圾分类研究的陈立雯则说：“这种说法是非常没有道理的，会不会垃圾分类跟素质没什么关系。”她说，如果管理层面没有到位，就不能说是因为民众素质低。
文丰的素质并不能算低，国内一流大学毕业，就职于高薪企业。在他过往的生活经历中，除非是自己主动去关注，否则很难接触到垃圾分类相关的概念并将之内化为自身的行动。“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垃圾分类的氛围。”他说。
陈立雯从2011年以来，一直在对北京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进行观察和调研。在她看来，试点小区只是在数量上逐年增加了，而在垃圾分类的实质效果上并没有明显提高。
垃圾分类相关的宣传教育还很不足，陈立雯认为，现有的垃圾分类教育基本是“活动式的宣传”，很难到达每个居民。许多小区的垃圾分类宣传大部分是为了应付上级的即时性任务，并不是持续而固定的工作，也从来没有真正贯彻到居民中去。
在陈立雯看来，要真正落实垃圾分类，不能只靠道德来约束的，因为道德约束的前提是长期而成熟的垃圾分类教育。垃圾分类的本质问题在于，需要有根本性的制度性约束措施来实现。她举例表示，目前北京的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理的基础设施配备还很不到位，有些相关的规定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今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征求意见稿）》，是中国首次提出“强制”进行垃圾分类。今年9月，《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城市管理发展规划》也提出，“十三五”期间，北京市将适时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据了解，这些方案在业内也引起了讨论。
一种市场化的探索——
“互联 +垃圾分类”
有观点认为，需改变由政府主导垃圾分类处理的现状，引入社会资本共同解决垃圾分类处理的难题。垃圾分类的市场化运作还处在探索阶段，目前在全国多地都有利用“互联 +”进行垃圾智慧分类的倡导。
近几年来，北京市也在探索使用互联 等新技术推广垃圾智慧分类。据媒体 道，北京环卫集团去年推出“垃圾智能分类模式”，居民可在智慧厨余垃圾桶或再生资源回收柜上通过扫描二维码，领取垃圾智慧分类使用包。将垃圾分类打包好后，贴上使用包里配备的二维码，投入到回收柜中即可。
陈立雯认为，“互联 +”只是手段，如果没能把工作做到“人”身上，这些工作的效果都会大打折扣。而很多“互联 +”垃圾处理企业，主要针对的都是废品的回收，并不涉及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并不能说是解决真正的垃圾分类问题。此外，由于拾荒群体的存在，这类企业的回收成本就显得过高了。
“自然之友”垃圾减量项目主任孙尚华则认为，越多的人从事垃圾分类或者回收的工作，总归都是一件好事。她说，很多这类公司现在还挣不到钱，虽然废品回收也能带来利润，但是投入远比产出大得多。
“绿色地球”是一个致力于垃圾分类的企业，借助互联 技术手段改变人们对垃圾分类的观念，目前已覆盖成都 482 个社区 16.08 万家庭。其创始人汪剑超在今年10月一场演讲的最后说：“改变世界的方式，除了一小部分人去做很多的事，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大多数人在做同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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