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两 ”融合，让垃圾分出“价值”

新版《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对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等方面作出细致规定，其中提到“加强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在规划、建设、运营等方面的融合”。“两 ”融合则成了再生资源的一个关键词。

众所周知，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涉及再生资源的回收运输、分拣加工、绿色供应链等诸多环节，而这正与垃圾分类的投放、收集和运输相互衔接。

目前，长沙正在加快推进“两 ”融合建设，让垃圾分类分出“价值”。

行动

长沙已构建生活垃圾分类“全链条”体系

2018年发布的《长沙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中提出，到2020年，长沙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达到35%以上。为此，长沙通过加快对垃圾分类末端设施的“补课”，已经构建了以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为基本类型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全链条体系，已能基本满足当前全市垃圾分类处置要求。

今年5月下发的《长沙市2020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中，明确要求通过从末端向源头追溯，倒逼源头提升投放质量，不断提高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准确率，逐步实现“三提一降”，即：不断提高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分类收运量在生活垃圾中的占比，逐步降低其他垃圾清运在生活垃圾总量中的占比。截至今年7月底，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达到32.37%。

值得一提的是，长沙在厨余垃圾、餐厨垃圾的处置上，走在了前列。长沙的做法是，分类收运的餐厨、厨余垃圾，通过固液分离后，废水经处理达标排放，废弃油脂加工成生物柴油，残渣则通过厌氧发酵产生沼气用于发电，实现了100%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长沙还建成了一批大件垃圾、园林绿化垃圾、农贸市场易腐垃圾、装修垃圾处置项目，实现源头分流减量和资源化利用。

业内人士透露，目前长沙正在加快推进分类收运体系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融合，建立垃圾分类大数据平台建设，以打通各职能部门的“数据孤岛”，实现数据实时统计分析，推进长沙垃圾分类向智慧化迈进。

分析

“两 ”融合，未来可期

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杨麒介绍，垃圾分类之所以起步早却没见到成效，除了混装混运和末端处置能力不足外，作为参与分类前端的具体实施环节，很多市民的意识有待提高。因前端分类遇阻，导致“分清”资源所要投入的成本呈几何数上升。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国家层面在大力推动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但是制约因素仍比较明朗。垃圾分类 和资源再生 是两个体系，归属不同部门管理，两者分开存在都“摇摇欲坠”，成为一个整体理论上完成了一个产业链的前后闭合，“两 ”融合带来的效益不仅是1+1=2那么简单。

安信证券有研究 告测算，到2020年垃圾分类服务全国市场规模超过610亿元。源头和中间环节理顺后，完成分类的生活垃圾将涌向末端，对末端处理能力提出挑战。据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环保联盟理事长张益估算，未来10年，垃圾分类带动的产业规模大概有4000亿元。

湖南省循环经济研究会法人兼执行会长周儆表示，作为破解“垃圾围城”难题的突破口，“垃圾分类+两 融合”具有实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也有了一定的实施条件。目前，湖南本土已有多家从事再生资源产业的企业涉足，但缺少有代表性的龙头企业和成功的可推广模式。

观点

打通回收“后端”，加工企业是关键

垃圾分类将进一步释放循环经济的市场，再生资源产业、固废处理产业、垃圾分拣产业、环卫设施产业将迎来红利期。

垃圾分类的前端分类越细，成本越高。如何找到“消化”这些成本的出口，使垃圾真正变废为宝，是将垃圾分类这项工作进行到底的关键。眼下，行业进入了转型阵痛期，怎样才能“玩得转”？

“没有‘后端’的再加工，‘前端’做得再好也没有意义。”周儆说，目前，在处理垃圾前端，保洁人员将有价值的垃圾拣出变卖，剩余的基本是价值较低的垃圾，市场没有相应的产业链去引导，于是只能一股脑儿全部填埋;在后端处置这一块，如果把塑料薄膜等挑出来后，有人愿意接，那也是既有市场机制又有道德意识。他举例说，普通玻璃回收价在200元一吨，但如果把汽车前挡玻璃中那块PVB薄膜撕下，价格可翻10倍。

“有了高收益，肯定就会促使精细分类，如果挑拣出来不挣钱，那就不会有人去做这件事。”周儆认为，既需要在前端进行恰当的分类，也需要在后端因势利导，鼓励社会各界把分垃圾当成分资源，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实现从垃圾分类、分拣、分运到分用、分发、分利的转变。

湖南万容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宋镇认为，政府部门应鼓励环卫、再生资源龙头企业依托现有垃圾收运处理和再生资源回收 络体系，通过延伸产业链参与资源化利用，提升可回收物回收利用水平。积极推广“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再生资源回收模式，让垃圾分类分出“价值”。

他山之石

垃圾分类工作推行以来，北京、上海、广州、杭州、长春等地都尝试了“两 ”融合，并因地制宜创新出了多种再生资源收运方式。

2016年7月，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挂牌成立，将“再生资源回收”这一管理职能划入职能范围，使北京市垃圾处理格局发生了改变。

早在2014年，广州就在越秀、海珠、荔湾、白云、花都、增城等区开展了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工作对接，由供销合作社或企业进行市场化收购，利用城市管理运输系统运输低值可回收物，费用由回收企业和政府共同承担。

杭州利用“两 ”融合，在垃圾分类的前端和后端做文章。在前端，通过实行低价值可回收物的“定时定点分类回收”模式，整编社会回收人员，拓宽可回收物种类，提升居民自主分类的参与度和便捷度，有效助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在后端，整合废品分拣企业和利用工厂，实现资源定向供给，输出符合国家标准的废物原料。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两 ”融合运行较为良好。在垃圾分类开始之初，政府将前端生活垃圾分类清运体系和末端再生资源回收体系进行了有效衔接，形成“两 融合”协同作战的收运模式，依托回收企业建立了“点、站、场”三级回收 络，创建了从收运到处置政府全链条监管的庞大可回收体系。自上海推行垃圾分类开始，截至今年6月，全上海可回收物回收量达到每日6813.7吨，同比去年增长了71.1%。

[责编:陈舒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