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的故宫二十四万箱珍宝19

遗失的北京故宫二十四万箱珍宝之

乾隆“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八仙瓶”

——黄梦笔著——

清朝乾隆年间的“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八仙瓶”，也可以称作“乾隆掐丝珐琅锦地四开光瓶”、“乾隆珐琅彩开光瓶”、“乾隆五彩瓶”、“乾隆锦地斗彩瓶”、“乾隆釉里掐丝珐琅釉上洋彩加斗彩瓶”、“乾隆御书房陈设瓶”、“清高宗金瓶”、“乾隆金骨瓷胎掐丝珐琅胭脂红瓶”、“乾隆画珐琅八仙大瓶”、“郎世宁八仙图卷”等等。此件器物为清高宗御书房所陈设的对瓶，通高42厘米，口径不圆呈椭圆，一面为15.9厘米，一面为15.7厘米，底径15.6厘米，围长68.3厘米，净重4080克。 “乾隆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八仙大瓶”，并非由江西景德镇御窑厂烧制，而是宫廷内务府造办处为乾隆皇帝烧造的，大约烧造于乾隆元年至乾隆六年间。此器的烧造方法，与“十二生肖笔筒”基本相同。乾隆皇帝本人也参与制作此件器物，和郎世宁一起合作完成的。图画由郎世宁绘制，轧道的胭脂红，则是乾隆皇帝本人拿小刷子将胭脂红釉料刷到粘贴的剪纸上面。在刷釉料过程中粘贴的剪纸发生移动，乾隆皇帝并没有发现，使得轧道的胭脂红釉不太规整。郎世宁设计的画稿最早也是遵照乾隆皇帝本人的要求进行构思，底足的落款为“大清乾隆年制”蓝料字款。

内务府造办处的宫廷工匠，先拿金丝银线编织出骨架，然后将胎土涂抹到骨架上面再进行塑形，胎土里面添加了黄金、白银和其它宝石粉末（约占胎土总量的13%——15%左右）。连白珐琅釉里也添加了金粉，约占5%左右。塑形好之后，再上釉入窑烧制出素器来。缠绕的金丝，平均一厘米8圈，圈长67厘米，长度约为190米，黄金总重量超过了1500克（加上胎土和白珐琅里的金沙，则总量超过2000克。）。大瓶上面的“八仙图卷”，为宫廷画师郎世宁亲手绘制。郎世宁为意大利米兰人，生于1688年，卒于1766年，是康雍乾三朝的著名宫廷画师。这件乾隆时期的“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八仙大瓶”，除了胎土里金银铜丝编织的骨架外，胎土中还添加了约15%的黄金。手持放大镜对着阳光侧看，胎土呈现出金灿灿的光泽。就连白珐琅料里也添加了约5%的黄金，对光侧看可以见到金末。是名符其实的金瓶，彰显了乾隆盛世时期帝王家的富贵豪奢。只是大瓶上面郎世宁的“八仙图卷”，实在有点不怎么样，给人的感觉就是“八仙”颇有点像意大利人，可能是郎世宁的审美观与中国人有所差异吧！与这对“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八仙大瓶”一起制作的，还有一对“金骨瓷胎掐丝珐琅仙人大瓶”，乾隆皇帝本人都亲手参与了制作。乾隆皇帝显然对八仙大瓶上面的八仙样貌非常不满意，因此在制作仙人大瓶时，郎世宁已经在珐琅里完成了掐丝流程，乾隆皇帝却亲手改动重新对仙人面部进行掐丝，让仙人和仙女面部样貌更符合其本人的审美。可这样一来，却使得仙人和仙女的面部，出现了双重眉毛、双重胡子、双重嘴唇现像。

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笔者不敢比古人，但对于藏品收藏，笔者有自己的原则。笔者的原则是，不收藏出土文物。时常有一些练摊的商贩，把笔者偷偷拽到一边，悄悄说需要什么尽管说出来，他们负责去挖，他们就专干这个的。每每这个时候，都被笔者断然回绝。笔者还告诉那些商贩，自己有一双化腐朽为神奇的眼晴，对别人来说古玩市场遍地都是地雷炸弹，对笔者来说却是珍宝无数，根本不需要什么出土文物。现在古玩市场的那些商贩，几乎都知道笔者不收藏出土文物。当然，也有例外的，即有人无意中挖掘出文物了，送到国家文物部门去，国家文物部门的负责人却认定是赝品拒收，而笔者又鉴定出确实是出土的，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就会出手收集。笔者收藏到的将近2000件上古玉器，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收集到的。即便现在国家文物部门知道确实是出土文物想要收回去，笔者也不会上交，要怪就只能怪他们自己学而无术。况且在几千年以前，这些古玉器原本就是笔者家的珍宝，现在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

笔者从十二岁就开始在地下室伏案疾书从事文学创作，从未想过有一天要搞什么文物收藏。只是在文思枯竭时，到河边散步寻找灵感，顺手在河滩捡拾几块石头回家，日积月累的堆满了半个屋子。二十岁时，无意中发现这些捡拾回来的石头似乎有人为加工过的痕迹，怀疑有可能是远古时期留下的文物。笔者第一时间告诉了广西博物馆负责人，还特意带了几件样品给广西博物馆鉴定，可研究人员却一口咬定不是，还声称是笔者伪造的。可笔者笃信自己的判断，仍一年复一年，锲而不舍地向那些研究人员解说，蒙受了整整六年的羞辱。笔者中间还曾尝试联系中国国家文物局，可接电话的负责人却说：“绝对不可能，全世界都没有发现过几百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玉石器，你们广西就更加不可能了。” 弦外之音的意思分明就是说广西土著人都是猴子，是绝对不可能会制作玉石器的。

笔者满屋子的玉石器，经过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老科学家鉴定，证实的确是真的，至于是八十万年以前或是三百万年以前或是五百万年的玉石器，还需要到实地取样经过检测了才能得到准确数据。当鉴定结果出来，广西博物馆那些所谓研究人员，一个个全都傻眼了。后来广西博物馆又想要这些玉石器，笔者就跟他们说了一句：“不知道知识就是财富吗？你们现在想要，门都没有。” 这批迄今约三百万年前至五百万年前的玉石器，不仅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发现的器型最巨大的玉石器，也是器型最巨大的旧石器时代石器，一些玉石器上面还有古人类留下的最原始绘画（处于绘画刚刚开始萌芽的阶段）。凭着这批玉石器，笔者揭开了人类起源之谜，证明了人类祖先就起源于红水河，人类早期的一切文明也都起源于红水河。全世界考古专家历经百年都解不开的人类起源之谜这个难题，却被“留洋大学”毕业的笔者就这么给揭开了，神奇吧！何为“留洋大学”？笔者五岁时放过牛，六岁时养过羊，故称“留（牛）洋（羊）大学” ，够气人吧！

笔者所遭遇的经历，说明国家文物部门那些研究人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滥竽充数，并没有什么专业知识。为了评职称，往往热衷于著书立传，一本接一本地出没有任何价值的垃圾书籍。也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笔者根本不相信这些研究人员的胡说八道。就以北宋[汝窑]为例，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研究员著书论述[汝窑]，人数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可这些人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北宋[汝窑]，甚至连见都从见过北宋[汝窑]。因为真正的北宋[汝窑]瓷器，目前存世的仅有11件，全部都在笔者手中。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包括英国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北宋[汝窑]瓷器，全部都是赝品。文物部门研究人员研究的是河南汝州清凉寺以及张家巷生产的北宋[汝窑]，而世人追捧的却是宋哲宗和宋徽宗所烧造的北宋[汝窑]瓷器。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以及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恰恰是河南汝州清凉寺烧造的北宋[汝窑]，而不是宋哲宗和宋徽宗烧造的北宋[汝窑]，河南汝州清凉寺烧造的北宋[汝窑]与宋哲宗和宋徽宗没有半毛钱关系。河南汝州宝丰县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了大量尚未完成烧造的无釉素胎器，表明当时工匠准备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造假活动时，遭遇到了“宫中禁烧”法令，才被迫终止了造假活动。遗址出土的那些缺釉素胎器，就是造假活动的铁证。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员吕成龙，却视若未见，佯装满腹学问称声些未能完成烧造的缺釉素胎器，是北宋王朝灭亡所致。真正的北宋[汝窑]瓷器停止烧造时间，与北宋王朝灭亡时间，中间相隔了整整二十年。吕成龙身为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部研究员，居然不知道这一点，不觉得老脸丟一地吗？真是睁眼说瞎话，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学术腐败”。又以陕西省出土一具约七千年前惨遭虐杀的十六岁少女尸骨为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竟然恬不知耻地往七千年前一个花季少女身上泼脏水，声称花季少女很可能是因为与自己烹兄弟发生乱伦，才惨遭全族虐杀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内心实在是太龌龊、太肮脏了。别说七千年以前了，就以一百多年前来说。如果乱伦是死罪，那么陕西人和山西人早就死绝了。因为在一百多年前，陕西和山西就是最著名的乱伦大本营，什么姑表亲姨表亲娘舅亲，打断骨头还连着筋。乱伦是死罪，那么陕西省和山西省现在还能有活人吗？清朝学者有笔记，记录河北一妇人，其夫在富户做长工，诱子与奸遇夫，击杀其夫埋尸房后，携子遁去关外，竟称夫妻，三年连举二子。越年涝害妇兄往投，撞破妇人与子奸遂告官。官斥妇与子悖逆天伦，却不知是从。贤者称举家坑杀，官言幼子无辜。讼诉虽悖逆伦纲，不犯刑律，呼呜。清朝时期尚没有乱伦死罪之法，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却硬将乱伦脏水泼到七千年前的花季少女身上，真是太下流、太下作了。一个十六岁花季少女，惨遭举族虐杀。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花季少女动了部族女首领的奶酪了。因为在七千年前，十六岁的花季少女，是一个母猪可以上树的年龄。应该是部族女首领深爱着的男子，移情别恋，疯狂爱上了花季少女。而且这个男人应该在部族中有一定的权势，花季少女有可能可以凭借着男子手中权势成为部族的新女首领，直接威胁到了部族女首领的权力和地位。恼羞成怒的部族女首领，才不惜举全族将花季少女虐杀。此外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花季少女属于另一个部族，两个部族之间互为死敌。不幸的是花季少女偏偏爱上了这个部族女首领的儿子，被女首领发现后，通过儿子设计诱捕，让全部族将花季少女虐杀。除此之外，不会再有其它原因，与乱伦没有一根毛关系。

早在几十年前，笔者就曾经说过。鉴定，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学科，这就是刑侦学科。鉴定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抽丝剥茧的破案过程，它需要的是实事求是，还历史以真相。身为考古研究人员，必须秉持认真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追寻历史真相。不要随意凭空捏造，胡说八道，哗众取宠。科学家通过科学检测，已经证明全世界所有人工种植的水稻，它们的祖先全部都来自广西的红水河。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却大言不惭地说浙江是水稻种植的发源地。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声称湖南是种植水稻的发源地。这些考古研究人员，他们根本不是在搞科学研究，纯粹是假借科学研究之名在自愚自乐。

迄今为止发现的雍正时期所烧制的“金骨瓷掐丝珐琅”瓷器，仅有15件而已。依据清史《造办处做成活计档》记录，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烧制的“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数量也很有限，不超过30件。到了乾隆时期，乾隆皇帝烧制的“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数量比雍正时期略多一些，但也不超过50件。这是因为烧制“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的成本过高，耗费的时间也太长，让人难以承受。这一点从乾隆时期烧制“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所使用的金属前后变化就可以推测出来。早期的瓷瓶，除了用金丝银线编骨架外，还在胎土中添加了约15%的黄金，甚至连釉里也加入了金粉。可是中后期的瓷瓶，胎土中添加的黄金就变少了，到后期干脆不再添黄金。用来编胎骨的金丝，早期金丝象筷子一样粗，中后期的金丝则比电线芯还要细，有的甚至胎土中没有金银铜丝线编织的骨架，仅有金属编织的细 而已。说明烧制“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器的成本实在太昂贵了，昂贵得连坐拥天下财富的皇帝也烧不起。

七十年前，中国国民党战败撤退台湾岛，精心挑选北京故宫博物院四十六万箱珍宝装运上船撤离中国大陆。可到达台湾时，只有二十二万箱60万件，其余的二十四万箱珍宝途中丢失了，从此下落不明。这仅是民间传说，而民间传说通常都注有水分。因为南迁的故宫博物院文物总数量共计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七箱，不可能冒出四十六万箱来。笔者推测实数应该是四千六百箱，运到台湾的是二千九百七十二箱，解放后运回北京的有一万余箱，留在南京还有二千余箱，遗失的数量大概是一千六百二十八箱。而这件“乾隆金骨瓷胎掐丝珐琅八仙大瓶”，就是七十年前中国国民党撤往台湾途中丢失的那一千六百二十八箱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之一。中华民国十四年，国民政府曾对当时的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物进行详细清查。据《故宫物品点查 告》记录，这件乾隆皇帝御书房大瓶，中华民国十四年旧藏于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永和宫。只是当时国民政府点查人员并没有发现这件大瓶的秘密，在 告中记录作“乾隆款画珐琅彩八仙大瓶”。国民政府点查小组成员，可能存在个人观点的不同以及认知上的差异，所记录的物品清单也不一样。有的人员记录物品清单，记录的物品名称比较准确，也非常的详细。而有的人员记录物品清单则极为草率，也很模糊，连物品名称都非常混乱。如珐琅彩瓷器，有人记录作“画珐琅”，有人记录作“洋彩”，有人记录作“五彩”。又如物品的名称，有人记录作“乾隆款画珐琅人物瓶”，有人记录作“乾隆款洋彩人物瓶”，有人记录作“白地五彩人物瓶”，还有人记录作“五彩美人瓶”。如果没有极强的甄别能力，是很难通过《故宫物品点查 告》书中所记录条目来进行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