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5年5月的一天,邓小平在自己的办公处见到了贺诚,亲切地问过他的健康情况后,十分感慨地说:“你这个老贺,我出来工作好几年了,你为什么不找我谈谈呢?”
贺诚的嘴角抽搐了一下,没有说出话来。
“你有个在成都的女儿叫贺礼荣吧,她给我写信替你这个做爸爸的要求工作哩!”邓小平看着贺诚笑了笑,继续说,“接到她的信后,我向毛主席做了汇 。毛主席说,贺诚同志的问题我在1972年已经批了,为何现在还要议?”
时间来到1972年。
图 | 贺诚中将
贺诚给毛主席写信,周总理为其安排工作
1972年6月28日,贺诚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里的内容截取一部分,如下:
主席:
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要求工作。
您在缔造红军初期,曾以急切心情要求中央派医生到红军工作……
今天,我们缺乏卫生干部的情况同战争年代相比,有很大好转,但没有根本性变化。因为党领导的已是8亿人口、数百万军队,还要准备打仗,按正常要求估计,需要160万正式医生,300万赤脚医生。就当前数字看,还差很远。医生水平、工作质量和两条卫生路线斗争的成果等,都未能完全令人满意。
而我呢?作为一个医生,却在长期无工作可做的情况下过生活……
29日,也就是信送上去的第2天,毛主席看过后立即做了批示:
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给予工作。
随后,周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同志都做了批示,为贺诚同志的工作安排做了部署。
1973年8月6日晚,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总后常委扩大会议的代表时,周总理在主席台上没有看到贺诚,便高声向台下发问:“贺诚同志来了没有?”
贺诚应声站了起来。
周总理点点头,深思了一下,然后对贺诚说:“你不是要求工作嘛,我交给你一项工作,你到岳阳调查一下那里的‘三废’治理问题。”
贺诚听到这个指示,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会后,他带领一个工作组,直奔岳阳,在那里做调查,一待就是4个月。回来后他将调查研究向总后有关同志做了汇 。
事后,贺诚又闲居在家了……
贺诚女儿为父写信,邓小平为其安排工作
岁月流逝,时间已是1975年的春节。“每逢佳节倍思亲”,贺礼荣在自己家的欢乐氛围中,并没有忘记她的父亲。
一天晚上,当一家人在一起摆“龙门阵”的时候,贺礼荣捅了捅身边的丈夫,感叹地说道:“我这个爸爸呦,自己有委屈不愿意说。我要替他讲话。记得从前我在爸爸那里见他给邓副总理打过电话,想必他们是熟悉的吧。我们给邓副总理写信反映一下爸爸的情况怎么样?”
她的丈夫回答:“倒是个好主意。”
由于贺礼荣只在解放后上过几年的速成学校,所以,这封重量级的信还是交给自己读过大学的丈夫来写更好一些。夫妇俩商定,信以贺礼荣的名义写。经过一番斟字酌句,一封短信写出来了。信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替爸爸要求工作。”
信写好后,他们爱好文学的儿子提议加上曹操的两句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表达外公贺诚的心绪。
就这样,信送了出去,而此时的贺诚还蒙在鼓里,对此一无所知。
5月的一天,北京复兴门外一处机关大院的高干宿舍,传出了一阵急促的铃响。贺诚拿起听筒,立即有声音传过来:“喂喂!你是贺诚同志吗?中央有位领导同志要见你。”
“找我?怎么会是找我!你不是弄错了吧。”贺诚困惑地问道。
对方稍微平静了一下,接着说:“事情是这样,刚才邓副总理给我来电话,他要找你谈一谈,因一时找不到你的住址和电话,才让我转达。你现在不要出门,在家等着,一刻钟内有车去接你。”对方提高了声调重复一句“你在家等着”,便挂上了电话。
面对这种突然的电话通知,贺诚的心情是非常忐忑的。大约10分钟后,贺诚被专车接走了。一个多钟头后,贺诚被送回到自己的房间。他颇为激动地告诉身边人:“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做了批示。一生功罪,主席给我做了公正的结论。我终于盼到这一天!”
毛主席的批示上有写:“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
毛主席对贺诚是信任的,这缘于他在战争年代的表现……
周恩来对贺诚说:你是个医生,自然知道神经、耳目的重要作用
1928年11月,上海威海卫路旁的一幢楼房门前,挂有一块“达生医院”的牌子。医院的主人是化名‘贺雨生’的贺诚。
“达生医院”是一座外表看起来很普通的3层小楼,每个房间相互连通,一道后门直通另一条街区。这所医院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是,除了例行出诊看病,另外还专设了传染病房。一些特殊的“病人”,一住进这里,便要严密保护。
实际上,这些特殊的“病人”正是周恩来、邓小平、李立三、关向应等人。“达生医院”是当时党中央举行例会和政治局同志接头的掩护机关,医院的主人贺诚,一直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秘密从事地下工作。
那时,周恩来在黄浦江边开设了“松柏斋古玩号”,以伍豪、伍老板化名及身份,秘密主持中共在上海的地下机关工作,成为中共南方白区党的唯一领袖。
一次,周恩来专门来到医院找贺诚谈话,他语重心长地说:“你是个医生,自然知道耳目、神经、血脉对人体的重要作用。你们的工作,关系到党中央和政治局同志的安全。一定要胜过敌人,高敌人一招、先敌人一筹,成为党的耳目、神经和血脉!”
贺诚感到自己身负重任,压力巨大。每天睡觉前,都会细想当天一天的工作有无什么纰漏。
一年之后,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发生了。由于前中央军委秘书、叛徒白鑫告密出卖,发生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等4人被捕的恶性事件。当时,周恩来本应参加会议,因临时有事未去,这才得以幸免。否则,恐怕历史就要改写了。
8月30日清晨,敌人将彭湃等人从拘留所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周恩来得知这一情 ,立即命令党在上海的保卫机关一切会打枪的人全体出动,埋伏在刑车必经之地。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贺诚提前仔细侦察好了行动路线,携带了药品和包扎用具,随时准备接应同志,转移伤员。虽说这次行动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但由于送武器的人临阵畏缩,加之敌人警戒森严,最终未能成功。彭湃等人不幸遇难。
消息传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决定严惩叛徒白鑫。
做贼心虚的白鑫深知保卫机关的厉害,从此深居简出,偷偷摸摸。但他当时身患疟疾,不得不来“达生医院”找医生看病,他来时身边跟着两个贴身保镖。
于是,周恩来指示贺诚,医院照常看,并在医院附近埋伏了几名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准备在白鑫再次露面时,一举将其枪决。然而,快一个月了,白鑫再也未见踪影。
原来白鑫嗅觉灵敏,察觉到“达生医院”有些不寻常。为了保险起见,他打算逃到意大利避风。就在他出逃前夕,周恩来从地下党工作人员那里,获知了白鑫出国的时间。
守株待兔,白鑫被除掉。第2天,大上海轰动了。几十家中外文 纸都在显著位置刊发了大叛徒白鑫毙命的消息。任务完成,大快人心。周恩来考虑到贺诚的安全,安排他立即转移。
临走时,邓小平幽默地开玩笑说:“庙倒龙王在,换个地方,你贺诚照样可以呼风唤雨嘛!”
贺诚赴京任职,毛主席、周副主席亲自接见他
1932年秋,贺诚任总卫生部部长。当时由于国民党的疯狂“围剿”和严密封锁,苏区的药品、食盐、粮食奇缺。贺诚筹建了红军第一个卫生材料厂,生产出了大量的医用棉花、绷带、酒精等。长征前夕,总卫生部不但给部队预发了3个月的药品,还自带了200担药品器材。
长征一开始,贺诚特别重视一台德国制造的X光机,让两个民工小心地抬着。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一穷二白的红军来说,这件宝贝堪称“国宝”。在这之前,中央苏区很需要这样一台机器,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费尽了心机才搞到手,却无法通过重重封锁运进苏区。
后来,大家灵机一动,把“它”装进棺材,假装运送灵柩才搬到了中央苏区。而这个“宝贝”到了苏区后,也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前3天,陈毅拄着一根拐杖一瘸一拐地来告别,周恩来这才知道出发前,由于伤员太多,医院顾不上给他开刀,子弹还卡在腿骨上呢!周恩来说:“不能让你这样留下!”说完后,便向红军总医院联系给陈毅开刀。
图 | 陈毅
但总医院 告说唯一的这台X光机已经打包,不可拆箱。周恩来立即找来军委卫生部长贺诚说明情况,贺诚马上赶到总医院去开箱取机,二话没说亲自给陈毅送了手术。所以,后来陈毅常说:“双腿是周恩来给的”。当然,这也有贺诚的功劳。
在长征路上,经过频繁的行军战斗,各种设备早已丢得差不多了,但作为医生的贺诚深知这台X光机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也舍不得丢掉。遵义会议后,红军总结教训决定整编机构,进一步轻装快进。
为了做贺诚的工作,毛主席亲自找他谈话。一见面,毛主席就笑着说:“贺诚同志,听说你有一件宝贝,很舍不得丢掉呀!”
贺诚知道说的是那台X光机,很不情愿地说:“主席,我是舍不得丢掉,恐怕你也心疼吧!”
“心疼是心疼。”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们要打运动战,带着这些东西怎么行哩!连山炮我们都扔到赤水河里去了。你这个大知识分子,情况是看得很清楚的。”
贺诚到底还是想通了,第2天派人把这台称为“照病机”的宝贝藏到了一个贫苦农家。
1936年11月,受毛主席委派,贺诚以医生的身份送王稼祥同志赴苏联治病。在苏联,贺诚一边治病一边学习。1947年,贺诚回国,任东北军区后勤副司令兼卫生部长。
1947年夏秋,东北我军由防御开始转向进攻,把战线引向国民党军队占领区。当我军在战场上驰骋时,却遇到了一个特别大的难题,那就是鼠疫的威胁。
图 | 1946年8月15日,贺诚与夫人的合影
古今中外,大规模军队行动常常伴随着一条看不见的战线的生死搏斗——疫病和防疫的战斗。特别像鼠疫这种烈性流行病,令人毛骨悚然。据文献记载:
十四世纪,欧洲的“黑死病”波及中国,文献上写道:“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
近代历史上,东北地区多次发生鼠疫流行,一些地区差不多年年小流行,三年大流行。从满清王朝、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日伪统治时期,对东北鼠疫都是谈虎色变,坐以待毙。
8月的一天,总卫生部立即发出防鼠疫指示,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部署了防疫工作。贺诚找到医大校长王斌同志,说:“防鼠疫问题要请你出马了。”
图 | 王斌
王斌爽快地回答:“我们军队的防疫工作,有自己的传家法宝——发动群众,开展卫生运动,除蚤灭鼠,打断传染环。”
贺诚听后,点点头,说道:“好!医大组成几个防疫队,立即开赴疫区。要教育我们的学员,我们不可能在课本上,实验室里静止地研究鼠疫问题。这是革命战争的需要,实际斗争是最生动丰富的教学课堂。”2个多月,医大200名师生组成的防御队,走遍东北疫区,向部队和群众宣传防疫知识。最终,鼠疫得到了有效控制。
后来,贺诚在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卫生工作时,说:
“东北防疫工作是个奇迹。它的做法和经验影响到建国后的全国卫生工作,是应该好好总结一下的。”
1949年6月,当党中央正在进行成立新中国的紧张筹备工作中,党中央电令贺诚同志到北京接受新的任务。这天,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向他询问了最近的工作情况,以及指示他主持筹建中的中央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工作。
毛主席拍了拍贺诚的肩膀,笑着对他说:“中央卫生部的担子要由你来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贺诚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部长是李德全。
贺诚出任总后勤副部长,去世后莫文骅将军作诗悼念
1975年5月到1982年12月,贺诚任总后勤副部长。多年后,贺诚回想起当年接到毛主席批示同意工作的情景,贺诚仍旧很兴奋。贺诚记得,那些天,那些熟悉他的人们,成群结队赶到他的家里来道喜。有位性情爽朗的老人见面就嚷道:“老贺啊,你这回可放了颗大卫星!”
贺诚听后感到很愉快,还高兴地去游了泳。
在这一岗位上,贺诚为我军卫生工作的战备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竭尽了最后一份心力!
图 | 贺诚1978年在北京
贺诚的一生,结交了很多的挚友。邓小平生前对给党的高级干部作传是很不提倡的。但是1986年当解放军出版社邀请他为《贺诚传》一书题写书名时,他却欣然命笔。这是对贺诚再次无言的肯定。
1992年11月8日,贺诚病逝于北京,享年92岁。后来,莫文骅将军为他作诗悼念:
创业初期万事艰,治疗辛苦更难言;
敷伤最佳夸碘酒,瓜瓤灰粉亦消炎。
截肢缺药凭思想,感冒辣汤盖被眠;
百计千方救残疾,奠基医务公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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